地域文化与汉末魏晋文学演进

本书把作家及其作品放进具体环境中进行考察，与自然与人、社会、教化、伦理、风俗等进行关联性和一体性的审视，突破学科的阈限，以生态的系统观与生态的价值观对我国古代山水诗文进行多方位的反思和探究。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以坳典诗文中的山水描写进行观照，揭示其文化内涵及社会背景；中编以中国文学传统中有关山水的最具代表性的审美范型进行解析，从中领略我们民族特有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下编则以文史的站位，参照和

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主要呈现为诗意化和写实化两类范型。诗意化形象往往与“内倾型”人格的生命形态相关联，昭示了主体人格对于“诗性”生命形态的体验与守望；写实化形象往往与“外倾型”人格和意识形态高蹈的社会生活相关联，折射了主体人格逐渐趋向现实人生的境遇，彰显了“合理性”旨归。本书首次系统化探讨了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与生命“诗性”、“合理性”等精神文化内涵的“互文性”问题，具有独特的文体

《人文》学术辑刊由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编辑，《人文》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人文》以人文关怀为中心，突出学术原创性与新知传播，注重实证研究，鼓励综合创新，力图融通各学科，探讨各种学术思想和历史文化问题，展示中国思想学术界新成果。《人文》力争为学术界提供一个优质学术成果发表平台。文章以学术文章（论文）为主，也发表欢迎思想学术随笔及其他形式的学术文章。另设“对话”“学林”“札记”“书札

本书运用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20世纪30年代上海各种政治集团和文化力量对“鲁迅形象”的不同选择、阐释和评判，明确提出“上海鲁迅”的重要概念，深度发掘其背后所潜藏的话语冲突，具体呈现鲁迅形象建构与30年代中国革命之间的密切关联，将研究视野从文学史范畴延伸到了文化史、思想史、革命史等领域，极大地拓展了鲁迅研究的深广度，有助于双向考察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在互文视野中将研究论题不断引向深入。

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主要以区别开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又利用了两个学派的资源而著称。本书认为其核心在于以福柯的权力思想来阐明文学活动，以此作为不着边际的历史主义真正走入现实的标志，也是形式主义走出语言牢笼的关键。在对“莎剧以及“英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具体枇评中，肯定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三个艺术生成维度相通的权力博弈关系，并在这些节点所形成的诗学“振摆”空间中表达其文学批评的整体理念。

本书主要对解构批评的基本形态及其价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探讨。具体包括对解构内涵的分析研究、对解构批评“史”和“论”两个层次上的把握、对解构批评范式的探究，并相对集中地探讨了解构批评的文学观、文本观、批评观、语境观等等。而且，为了使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一形态，本书还结合一些具体的作品对其进行阐释或说明。当然，对于形态的梳理只是本书的一个构成部分。另一个重要的部分，集中体现在对这一批评理论的评判，以及对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革命”贯穿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进程，对新诗的产生、传播和接受影响极大。“革命”既是新诗研究的参照物也是研究的对象，但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多处于传统革命观念的笼罩之下而缺乏超越性，缺少关于新诗革命话语复杂性、丰富性的研究。“革命”之于新诗的意义，一是作为新诗外部处境的革命，二是作为新诗写作核心语汇、表达现代汉诗之普遍性追求的革命，三是作为新诗特征后果的革命。革命话语包括以革命为核心词的一套相关语汇

作者多年从事布尔迪厄的研究与翻译。布尔迪厄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他试图以索绪尔为基点发展一种“普遍的文化理论”，探索一种有关文化实践的理论，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当分析超越了传统的对立关系及二分法，超越了由此造成的视野的局限性之后，理论的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布尔迪厄觉得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才能建立一种对古典社会理论的批判。本书对布尔迪厄的文艺社会学进行了深入分析，是一本优秀的文学理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