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中国士人的知与行

本书围绕民国时期天津慈善社团救济活动这一主线，运用历史学、统计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考察民国时期天津慈善社团产生、发展与消亡的过程，考察慈善社团在战争、自然灾害中的各种救助活动，探讨慈善社团与政府的关系、慈善社团的运行机制等。该书有助于深化认识天津慈善社团历史变迁，同时为当下慈善社团的管理与运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本书对1937-1945年国民政府粮食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与梳理，主要从粮食与粮食问题、战时国民政府粮食政策措施与管理成效、战时各地解决粮食问题实践与成效、战时粮政管理人物与粮政机构等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探讨，通过对不同问题、不同地区、各项具体政策措施、相关粮政人物与粮管机构的研究，来进一步深化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粮食问题的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观点和看法，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先秦诸子在理论上提出了一整套指导社会治理实践的学说，形成了比较系统、完备的社会治理思想。这些社会治理思想，不仅可以为当代社会治理理论提供一定的借鉴启示，也可以为当代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朴智慧。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清初，清廷为“隆重陪都”仿效京师六部在盛京设立户、礼、兵、刑、工五个部，统称为“盛京五部”。本书以“盛京五部”为研究对象，对五部的沿革、机构、人员、职能，以及五部与清帝、其他衙门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内容涉及清代盛京的行政设置、土地、户籍、词讼、礼制、军务及旗民关系等，是学界首部对盛京五部进行全面、整体研究的学术著作。

从嘉庆元年（1796）起至宣统三年（1911）云南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地方统治止，是清王朝统治云南后期，变革是其最大特征，国家治理面临着内忧外患多重挑战。本书作者大力收集和综合利用档案、文集、官修私撰著述等文献资料，运用时空分析的视角和方法，点面结合，独辟蹊径，尝试对清代后期封疆大吏群体认知云南省情与国家治理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认为云南封疆大吏群体作为国家治理实施主体，是清代后期云南历史演进的重要动

本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主要路径、动员机制、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等，展示了巾帼群英的丰功伟绩，对后续研究进行了思考和展望。

少数民族乡村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面临“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等现代乡村文明建设重任。对此，少数民族积淀深厚、丰富灿烂的优秀传统治理资源，是乡村振兴植根的文化沃土与内生资源。而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则在于“创造性转化”。本书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探索性地建立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体系。其中，着重运用民族国家理论与国族理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