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集中成果(2)

二是率先举起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初步提出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前期，中共中央“左”倾领导者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机械搬用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敢不敢同教条主义作斗争，能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成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关键。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率先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坚决地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批判当时在党内居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一文，这是我党第一篇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文献，更是向教条主义发出的战斗檄文。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者“唯上”、“唯书”、“不唯实”的特点，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轻视中国革命实践、轻视群众斗争经验，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动辄照抄照搬国际经验的错误倾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不能认为只要遵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的“本本”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绝不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因此，“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里，毛泽东明确地区别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批评了教条主义的本本主义。毛泽东还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揭露了教条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危害，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并且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从而得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结论。这实际上也是对共产国际那种不顾各国革命实际情况而发号施令的瞎指挥的作风的一种批评。这样，毛泽东不但在中国共产党内初步提出了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从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盲目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方向。

三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下，深刻总结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形势迫切需要党进一步清算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使党能够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制定新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正是在这一形势下，毛泽东从事了巨大的理论工作，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在两次革命战争中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从而在清算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政治策略上批判了党内教条主义者在新形势下所表现的关门主义的错误，初步提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而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则着重从军事路线上，对“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此文是毛泽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三次反“围剿”中的军事斗争经验而写的，认为“左”倾领导者之所以在军事领导和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因此要正确地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的问题，“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其二在于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因此要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其三在于他们不甚懂得战略防御问题，才造成了战争的失败，殊不知正是中国革命战争“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因此提出了积极防御、战略退却、战略反攻、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的战略战术等重要原则，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这是指导我军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

四是从哲学的高度为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从思想认识根源上清理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囿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教条主义，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先后作了题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著名讲演，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批判了“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其中心思想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析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找出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概括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点。《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清算教条主义的同时，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我党在新的形势下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既为党的思想路线作出哲学论证，也从哲学上为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形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完全自觉的高度。

3.成熟阶段（1935—1945）

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时期，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系统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党的建设思想和统一战线思想，提出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能够走向成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1）革命形势的需要

伟大的抗日战争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历史条件。抗战爆发后，大量的新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需要加以解决，这就迫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的新问题。抗日战争的重大转折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国内阶级矛盾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矛盾。最大的特点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两个矛盾并存，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两个任务并存，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这些新特点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重大课题。

首先，在军事上，面对的敌人不是一般的帝国主义而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其特点是野蛮、凶恶、残暴。中国方面抗战的军事力量绝大部分又掌握在国民党手里，而它又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数量既少装备又差，物质供应匮乏。从战争性质来说中国是正义的，具有绝对优势。这就为如何以弱胜强，实行什么样的军事方针和战略与战术原则，提出新的重大课题。

其次，在政治上，抗日战争内部营垒、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左中右三种势力和两条路线的矛盾与斗争。由于国民党在“战必败、和必乱、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思想动机下勉强联共抗日，因而它推行片面路线和两面政策。这种复杂的斗争关系，对中国共产党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坚持统一战线，完成民族解放大业，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

最后，在党的建设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迅猛，从在狭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地下组织，发展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大党。由于新党员猛增，他们虽然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抗日救国勇于献身的精神，然而不少人对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不甚了解，主观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大量存在。这就对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如何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把共产党真正建设成为能够肩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成为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

（2）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有了新认识。从建党到抗战，我们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正确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新的情况和现实斗争的新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中，对这三个问题从整体上及其相互关系上给予了完整的概括。他指出：“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共两党有政权有军队的合作，但又没有一个两党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也“没有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这就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于任何外国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线，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等，有它今天的中国的特点。”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抗日战争实际的紧密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并实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总结了中国革命的新鲜经验，进行了理论创新。

关于武装斗争。抗日战争的主要特点是敌强我弱，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为了战胜敌人，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军事辩证法，提出并深刻地阐述了持久战和“兵民是胜利之本”思想，提出实行正规军、地方武装与民众三结合的人民战争方针及战略与战役战术上的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以少胜多与以多胜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重要军事思想。他深刻地指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但有一个过程，要在战争过程中改变敌我力量对比；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优势越加显著，日本劣势日益暴露，双方的优劣势朝着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毛泽东还在正确分析敌、友、我三方面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提出实行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即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是一个大创造，是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