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对波斯文件与楔形文字的破译

通过对西亚楔形铭文的破译，我们终于理解了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城市废墟向我们展现的，两河流域历史上的三部伟大篇章。这是几乎已经被世界遗忘的关于西亚民族2500多年的历史。

对于现代人而言，波斯人在肥沃新月与东方文明的融合与吸收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意义。正是通过波斯人用楔形文字写下的文件，我们才能够破译西亚的楔形铭文。如果他们没有留下这些文件，现代的学者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那些黏土板，我们对巴比伦和亚述历史的研究将永远止步于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当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语言被阿拉米语取代之后，人们不再用古代楔形文字来书写黏土板或做其他记录。大约在两千年前，最后一位懂楔形文字的人也死去了。从此，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历史被尘封在两河沿岸的城市废墟之下。

1800年，一些欧洲旅行者在波斯王宫的遗迹中发现了大量的楔形铭文，他们将这些铭文做成复制品带回了欧洲。研究发现，这些铭文中并没有包含很多楔形符号的种类，因此铭文的破译似乎没有那么困难。1802年，一位名叫戈罗特芬德的德国教师在这些波斯铭文中辨认出了大流士和薛西斯的姓名以及其他一些单词和名称。后来，这位德国教师译出了两个短篇楔形铭文（图128），这是近代人第一次破译出波斯铭文，这个领域的有关学者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是这两篇铭文的篇幅实在太短，只涉及了波斯字母表上的几个楔形符号，而绝大多数的波斯铭文仍然是神秘而无法理解的。这时，波斯楔形字母表上所有其他符号的音调被一些欧洲学者发现了。同时，亨利·罗林森爵士——一位杰出的英国军官在驻扎波斯时搜集了很多波斯铭文，这在欧洲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这位英国军官搜集到的铭文中就包括著名的大流士贝西斯敦铭文。1847年，罗林森发表了一套包括39个语音符号的古波斯楔形文字的字母表，以及贝西斯敦铭文上的波斯语部分的完整译文。这说明他已经完全破译了古波斯楔形文字。我们要说明的是，居住在东方的罗林森对欧洲学者的研究毫不知情，因此他是在完全独立并且没有借鉴的情况下完成的破译，这让他的成果更为弥足珍贵。

图128 第一次被破译的两篇古代波斯铭文

在铭文中，插在两个相邻单词之间的倾斜的楔形是分隔符。图中插入的阿拉伯数字是为了区分不同的单词，因此除1以外的阿拉伯数字都标在分隔符指示的新单词的前面。戈罗特芬德发现，在同一篇铭文中，有一个单词出现了很多次，图E中2、4、5、6就是同一个单词。F中也出现了四次（2、4、5、7）这个单词。由于这些铭文发现于波斯国王的画像上，因此戈罗特芬德推测这个出现频率颇高的单词可能是波斯语中的“国王”一词；又因为这个单词每次都出现在第二位，因此它前面的单词很有可能就是国王的名字。于是，两个符号就可以组成一个词组，例如“大流士国王”。戈罗特芬德还发现，在后来的波斯文件中，这些波斯国王头衔的字符是已知的。于是，他尝试推测这些单词的排列顺序和实际意义：

6、7、8连起来就意味“某某国王之子”，然后，戈罗特芬德把已知波斯国王的姓名加了进去，他根据名字的长度推测出，E中的第一位国王很有可能就是大流士，F中的第一位可能是薛西斯。

图129 薛西斯在古波斯楔形文字中的名字

这是图128F中的第一个单词，戈罗特芬德推测它是薛西斯在古波斯楔形文字中的姓名。我们所说的“薛西斯”在古波斯语中读为“克沙亚尔沙”，就如同“查尔斯”是古代“卡洛斯”的简略形式一样。因此，图中的七个符号应该分别读作：Kh—sha—y—a—r—sh—a。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戈罗特芬德读出了这些符号的音调。同时，他还在波斯语“国王”这个单词中发现了其他一些符号，然后他由此推出了古代波斯语中“国王”的发音。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首先在纸上画出“国王”这个单词的前面三个符号，然后将这三个符号与“薛西斯”对比，我们会发现，“国王”中的前三个符号与“薛西斯”中的第一、第二和第七个符号是一样的。我们把“薛西斯”中的第1、2、7个符号排成一行，就得到了Kh—sha—a。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古波斯语中的“国王”一词是以Kh—sha—a开头的，如果我们将它与现代波斯国王的头衔“shah”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戈罗特芬德对古波斯楔形文字的破译方式是正确的。

现在，学者们可以对古波斯铭文进行解读了，他们在破译现存波斯铭文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对著名的贝西斯敦铭文的破译中，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幸存至今的波斯铭文很少。学者们破译古代波斯楔形文字的最终目的是破解古巴比伦尼亚楔形文字。

学者们发现，贝西斯敦纪念碑上的铭文C中的楔形符号与巴比伦尼亚发现的黏土板和石碑上的楔形符号是一样的。就在这时，巴黎和伦敦的博物馆中收到了从尼尼微和萨尔贡王宫中发现的巨大雪花石膏雕版，雕版上的铭文与贝西斯敦纪念碑上的铭文C也是一样的。于是学者们推测，破译贝西斯敦的铭文C是关键，只要能够解读铭文C，就能够解读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所有古代文件，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伟大时代。

许多证据表明，贝西斯敦铭文C是罗林森已经破译出来的波斯文的巴比伦尼亚文，因此贝西斯敦铭文可能是我们破译古巴比伦尼亚语的突破口，就像罗塞塔石碑是破译古埃及语的桥梁一样。贝西斯敦铭文很有可能会成为西亚的罗塞塔石碑。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进行对比：

罗塞塔石碑中包含：

1.学者将埃及语铭文与2进行比较并成功破译；

2.学者已经理解的希腊文

贝西斯敦铭文包含：

1.学者将巴比伦尼亚楔形铭文与2比较，并以此为突破口进行破译；

2.已经被罗林森破译的波斯文

学者们发现，破译巴比伦尼亚楔形铭文的难度远远超过波斯文，因为波斯楔形文字只有40个符号，而目前已经发现的巴比伦尼亚符号就有500多个。最终，罗林森完成了这项艰巨工作，他在1850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并在第二年发表了贝西斯敦铭文上的巴比伦尼亚语部分的全部译文。

此后，我们才开始理解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城市废墟向我们展现的两河流域的三大历史篇章，那是几乎已经被世界遗忘的西亚民族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巴比伦尼亚和亚述城市废墟的考古发掘出了大量文字文献，于是，研究黏土板和石板上的楔形文件的学者也相继出现，我们称这些潜心研究的学者们为亚述学家。这是一门新学科，这门学科的创立以及对古代西亚历史的研究都要感谢波斯国王给我们留下的那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