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山上有书斋，性灵解脱写文章——林语堂（一八九五—一九七六）

林语堂，原名和乐。生于福建漳州平和县坂仔镇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于一九四〇年和一九五〇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九六六年定居台湾。一九七六年在香港逝世，葬于台湾。于福建漳州平和、台北建有故居、纪念馆。

阳明山林语堂故居二楼的阳台，已被改建为一个小小的咖啡厅，从这里看出去，便是开阔的丛林，远眺台北，既享有现世的繁华，也享有远世的宁静。他的故乡人却说，林语堂从这里望出去可以见到观音山，而观音山的后面，就是他心心念着的漳州。

几乎是整整一个上午，我都坐在这里独享着美景，并通过手机迅速地将此情此景传给我在大陆的亲友。

美哉！吾国与吾民，偏居一隅江山，几度春秋。就像他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告诉我们的，在于滤除那些不重要的杂质，而保留最重要的部分，享受家庭、生活文化与大自然的乐趣。

在学艺的领域，林语堂的表现是无所不为的，可他偏要将自己的书房称作“有不为斋”。故居展览室陈设着他设计的“中文明快打字机”，这台打字机的键盘，有六十四键，据说，每分钟最快能打五十字，直行书写，能拼印出九万个中国字。思维活跃的他经常摆弄机械，橱柜里还展出了自动牙刷平面图、自动打桥牌机、自动门锁、英文打字键盘等模型、照片、设计手稿，以及申请专利的信函，让人们感受到他的博学与勤勉。

从老照片上看，林语堂在老宅子里挂着徐悲鸿给他画的马，到了台湾可就没这份福气了。他一定是喜欢马的，便自己画。他要一个好书房，一个好女人，一支烟斗……正如他说，最典型的生活是中庸生活，在动与静之间，找到一种完全的均衡。

1976年4月1日，林语堂逝于香港二女林太乙处，享年82岁。回葬在台湾，长眠于自家的花园，林太太十年后过世，这时台湾地区已有了“殡葬法”，规定人死了不得葬在自己家里，这样两人只好分葬了。

我就要离开你的故居了，好山好水，还会有人陪伴你。

穿过“林”与“堂”，持竿观鱼

林语堂的房子是他亲自设计的。它以中国四合院的架构模式，结合西班牙式的设计风格，融合了现代感与古典美。蓝色的琉璃瓦搭配白色的粉墙，嵌着深紫色的圆角窗棂，意境典雅精致，可谓是中西合璧。

房子静静地被包围在隐隐的绿意中，透的“光线”与“风景”成为“林与堂”（“林与堂”是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的对私邸“有不为斋”的戏称）最精彩的设计主题。弧形落地长窗，让家的呼吸与大自然的气韵融为一体，无所不在的光影，将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照耀得更加鲜明而清晰，滤除那些不重要的杂质，而保留最重要的部分，享受家庭生活，与大自然的乐趣。

受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影响，故居中的“持竿观鱼”是这座“四合院”里的又一特色。主人刻意在中庭用竹、石、苍蕨、藤萝等植物营造出了一个可爱的小鱼池，据说他还经常坐在池边的大理石椅子上享受“持竿观鱼”的乐趣。照他的话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可以想见林语堂常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口含烟斗，欣赏观音山的黄昏美景。

精神与物质兼顾，生命才能从容，事业与生活，像是一架越来越难平衡的天平，“林与堂”隐身在繁华都会的一隅，散布于丛林之中。

走进林语堂的长廊书房，便可见他的书柜依墙而立，长达十几米。除了生活之外，文人都以书籍作为创作源泉。他说过，就时间和空间而言，一个没有阅读习惯的人，就好像被完全囚禁在一个大的监狱里，无法施展。

把主角留给鸟叫蝉鸣的大自然，告别大都会的喧嚷。经过名利与财富的洗涤，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会更加清晰，隐身在这里的林语堂不以豪宅自居，也不是为了社会地位，只是想要更忠于自己和家庭。

书柜里有数十种文字翻译而成的《京华烟云》，还有《吾国吾民》等其他著作，这些都是深受西方读者欢迎的作品，他们从这些书中了解中国。书桌是文人最好的朋友，他的书桌摆放整齐，上面放着花生米和牛肉干，据说这是他写作时的习惯。可见他真是个“大小孩”。

尘埃落定居台北，听见乡音

1966年，71岁的林语堂结束了30年的国外生活，回到台北定居。1976年在香港病逝，遗体运回台北阳明山安葬。台湾是林语堂生命中最后的港湾。

韶华不再，岁月催他回归故土。他放弃在美国的生活，回到能听到“说吾闽土音”的台湾。

林语堂祖籍福建，他说，“我来台湾，不期然而然听见乡音，自是快活”。他生命的起点与终点都离不开这道深深的海峡。他熟悉西方，但他却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寻找为人处世之道，寻找生命的归宿。他从闽南山乡走出，晚年回归海峡对岸的台湾，他说：“大约有半个世纪了，我一直没有回到故乡，但家乡的一草一木，低首缅想，历历如在目前。有时在梦中游故里，依然看见门前那清澈的溪流，映出自己儿时的形象。”

在台湾生活时，林语堂喜欢逛街，主要是因为能听到闽南乡音。有一次他跨进五金店的门，买了一把锤子、一圈铜丝，和一些钢铁器物。店主说一口纯正的龙溪话，林语堂生为龙溪人，听到真正的故乡音调，难免觉得特别的温暖。他们谈到漳州的东门，又谈到江东大石桥，谈到漳州的碱水桃、鲜牛奶，儿时的欢欣喜乐，一齐涌上心头。怎么可以不多买点东西，于是他拿了一大捆东西回家。

在两岸对立的年代里，选择留在国外，还是回到中国，是回到台湾还是回到大陆，取决于每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与政治倾向，这是历史，谁都无法回避这样的选择。

林语堂一定也想过他一旦选择了台北，那么回到大陆的机会就是一个未知，只能在梦里萦绕百回，只能在海峡的东岸眺望西岸，圆半个思乡梦。他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伟人，他爱国，他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他更倾向于已经落寞的蒋介石，他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甚至进行过强烈的批评。

1949年蒋退守台湾，新中国成立，林语堂在海外听到这一消息时，热泪滚滚而下。这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吃尽了苦头，本来打算学成以后回国的留学生困在美国回不去了。

林语堂与蒋介石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与宋美龄展开的，宋美龄与他的私交不错，经常有通信来往，这与两人的经历、理念有一些关系。林语堂第一次从美国回到重庆的第二天就去拜见了蒋介石与宋美龄，1940年，林语堂欲回美国，写信给宋美龄征求意见，在离开重庆之前蒋介石与宋美龄再次宴请了林语堂。

1953年，林语堂给宋美龄寄去自己最新出版的一本新书，宋美龄那时第一次提出希望林语堂与家人来台湾。林语堂在回信中提到他没有到台湾是因为发明中文打字机破产了，没有钱回来。为此，这一年林语堂与赛珍珠彻底分手了。

1954年到1955年的半年中，林语堂率全家到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然而他与南洋大学却因一场难解难分的恩怨，不欢而散。1955年离开新加坡之后，林语堂与夫人在法国坎城住了一年多，夫人一度因南洋大学风波而精神衰弱，她不喜欢冷清。之后数年，林语堂带着夫人和女儿持续悠游于欧美，进行了“林语堂式的漫游”。而后返回美国。此时的林语堂开始动了回台湾的念头。

林语堂到台北定居这件事，可能不仅仅是林语堂或宋美龄的个人想法，而极有可能是与当时台湾当局鼓动海外中国名人回归台湾的计划有关的。

1958年，林语堂首次到台湾访问，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士林官邸会见他，林语堂谈起《红楼梦》翻译的问题。1962年，林语堂《逃向弗里敦》一文在美发表，第二年，他将此文交给“中央社”译发。

1965年林语堂70岁寿宴上，“中央通讯社”同人作诗贺他生日。生日中，台湾方面的祝贺诗及林语堂自己写的诗透露了经过台湾方面的种种努力，林语堂做出到台湾长期定居的决心。

1966年林语堂返台，为长期定居做准备。蒋介石知道后，曾想叫他出任“考试院”副院长之职，但他没有接受。为了便于林语堂度过舒适的晚年，蒋介石下令送给他一块在台北阳明山的地，建一座别墅作为其安享晚年的场所，这就是现在台北的林语堂故居。

林语堂返台时，蒋介石派出何应钦、蒋梦麟、罗家伦和曾虚白等政界、学界数百人前去接机，场面之热烈，以至于廖翠凤几次被人潮冲散。第二天的报纸形容，这是继胡适之后，欢迎学术界人士“归国”最热烈的一次。

台湾当局给林语堂发的是“外交”护照，可见其地位之特殊。而林语堂本人不愿更深地卷入政治，还正式发表声明：“我不依门户，我不结群结党，我照我的想法做去。”他虽然定居台北，但晚年多在香港讲课教书。

居台十年，对林语堂来说，是人生的秋天，愉悦中有忧伤，满足中有遗憾，精彩中有寥寂。他说：“我爱春天，但是太年轻。我爱夏天，但是太气傲，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天的叶子颜色金黄，成熟、丰富，但是略带忧伤与死亡的征兆。”

回到台湾，林语堂自然又成了社会名流圈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他夫妻两家林氏、廖氏家族的很多亲眷也在台湾，使他再也没有了在国外的孤寂感。蒋经国也多次到林语堂家拜访。平时台湾各界常邀请他去演讲，文学艺术界人士还在台北专为他举行过“幽默之夜”晚会。

定居台湾后，他论古说今的杂文，后来收在《无所不谈》一集、二集中。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他于1972年和1973年被国际笔会推荐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你要跟着她喜欢，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林语堂的夫人廖翠凤，是厦门人，而他是漳州人，他们是媒妁之婚。结婚前有人对家境富有的廖小姐说：“这个是你未来的老公，可他没有钱啊。”廖翠凤女士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唔啊紧（闽南语）”，就是说没有钱不要紧。其实她一开始就知道林语堂没有钱，可是她愿意跟他在一起。

廖翠凤是鼓浪屿首富廖家的二小姐，林语堂与她的兄弟很有交情，林语堂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我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应邀到他们家去吃饭。在吃饭之时，我知道有一双眼睛在某处向我张望。后来我妻子告诉我，当时她是在数我吃了几碗饭。”

后来廖翠凤上了圣玛丽亚书院，她听说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读大二时连续三次上台领奖，大出风头，对林语堂更有了钦佩之情。当二人拟定终身时，廖翠凤的母亲站出来反对，但廖翠凤坚定而执着地回答说：“穷有什么关系？”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啊，它却瞬间打动了林语堂的心，成就了一桩金玉良缘。

1919年1月9日，林语堂与廖翠凤成婚。结婚后，他征得廖翠凤的同意，将结婚证书烧掉了，他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烧掉结婚证书，表示了他们永远相爱、白头偕老的决心。

林语堂还有句夫妻相处名言：“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廖翠凤不算美女，但是却懂得爱。她对林语堂很理解，但对他以外的一切艺术家，都比较反感，并一概觉得他们是不切合实际的人。林语堂有着读书人的多愁善感，情绪激动时，见残月感怀，见落花伤心。廖翠凤以中国传统女性的温良恭俭，容纳了林语堂所有的放肆和不安分。他和她看上去是那么不相同的两个人，却偏偏爱得深情无比。

林语堂和廖翠凤的婚姻是很多人羡慕的版本。对此林语堂说：“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的人去过同一种生活。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是在心灵上。”

两座林语堂故居

1971年，77岁的林语堂出现中风征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长女林如斯，因长年躁郁症自杀，对林语堂夫妇打击甚大，精神几近崩溃。1976年4月1日，林语堂逝于二女林太乙处，享年82岁。

林语堂的故乡漳州建有两座“林语堂故居”。围绕着“林语堂”，这几年来漳州的这两个地方一直都在“较劲”：芗城区天宝镇五里沙村投建了大陆第一家林语堂纪念馆，如今又在动工修缮林语堂故居；平和县坂仔镇宝南村复建林语堂故居并兴建文学馆。无论在芗城天宝，还是平和坂仔，“林语堂”都已成为当地的名片一张。

2000年，林语堂纪念馆在闽南侨乡漳州市投建。2001年该馆落成，为半圆形二层建筑，总面积550平方米，融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纪念馆的建成，进一步推动了林语堂研究活动的开展。并以林语堂故居为中心，开建占地1500亩的海峡两岸林语堂文化博览园。

芗城天宝也拟在林语堂纪念馆周边的蕉林区域，规划建设占地1000亩的林语堂文化园。早在1999年，芗城还成立了林语堂学术研究会，出版研究会会刊。还建立了网站，发表研究论文，搜集国内外研究林语堂的书目与海外研究的新观点。

林语堂纪念馆内展出了许多图片、书籍、研究资料及林语堂生前用过的一些实物，介绍林语堂生平与创作，展品分“山地的孩子”“在国内”“在海外”“在台湾香港”“文化巨匠”“家乡情深”六部分，展出近100幅由林语堂女儿提供的珍贵照片和30多种外文版林语堂著作。

林语堂一再提倡“自由地读书”。1919年，林语堂漂洋过海，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1922年，他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作为名扬海内外的文学大师，毕生“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后人留下洋洋洒洒三十卷巨著。

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林语堂逝世的消息时说：“林博士以渊博的西方知识，导引他的国家和人民旧有观念现代化。”日本《每日新闻》更说林语堂“对于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超越十名大使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