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流失的宫廷收藏

前面已讲到了“小皇帝”的奢华生活，再加上“小朝廷”事事还要讲排场，内务府经费损耗巨大。如此的挥霍浪费，使民国政府所支付的优待费（这笔钱早已使这一新生的国家感到难以应付，因而除头一年外，再也未能如期如数支付）早已是入不敷出。那么最好的生财之道，就只有典卖宫中的文物了。

溥仪为了维持其“小朝廷”，解决经费困难，不惜大肆拍卖宫藏珍贵古物。1922年曾公开用投标的办法拍卖古物（内务府制定有“投标规则”）。除了大拍卖外，清室还在向各银行借款时，抵押了大量金器古董。如1923年清室一次向汇丰银行借款的抵押品就有（甲类金器、乙类金器、丙类金器等）48款共80件。清室借款抵押的这些物品，最后无力赎回，只好估价卖给汇丰银行了。甚至连同祖宗的珍宝玉册，也以贷款名义押给了盐业银行，等等。

溥仪等拍卖或抵押宫中大量文物的行径引起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一时间北京出现了不少涉及出售宫廷财宝的短评。一些针对这类交易的抗议言论说，被处置的物品是国家财产，皇室没有权利出卖它们。有的短评指出，一些极为贵重的物品最近由皇宫运往了外国银行，“某外国人”（指庄士敦）做了中间人。并暗示，卖掉它们是宫廷当局的意图，这些“无价之宝就可能不再属于中国”。

清室如此庞大的开销究竟用于何处呢？这对于一般国民来说无疑是难解之谜。为此，吴敬恒撰文《冤哉溥仪先生，危哉溥仪先生》，十分生动地揭示了这一谜底。他指出，在溥仪周围有断送其前途的三种人，他们如同“三种动物，包围得他密勿通风，必要送进了卑田院，才树倒猢狲散。什么三种动物呢，（一）耗子，遗老是也；（二）痨虫，皇室奴才是也；（三）鳄鱼，奸商及古董贩子是也”。“那班拖辫子的汉官老爷”, “今天碰响头，拿了书画走了，明天谢天恩，领了古玩去了”。“经过这许多大小耗子，每年竭泽而渔的去揩油，如何不在二十年内，把溥仪先生揩得骨瘦如柴，在破宫殿里，卧牛衣中，对窗纸的亮光啜泣呢。”“即如努尔哈赤之宁馨子孙，如玄烨、胤禛、弘历之徒，他吸聚积贮的本事，固十倍高明于盐业银行的乾斋，不料弘历的玄孙，面孔还长得绝俊，便宛转簸弄乾斋之手。”宫内的许多文物就这样不翼而飞了。

庄士敦曾提醒溥仪，他住的地安门街上，就有多家由太监、内务府官员开的店铺。溥仪更是认为内务府的丢失现象：“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参加打劫行径的，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人人在内。”

溥仪大婚前夕，“小朝廷”的财务状况难以为继，中秋节前，在皇室的授意下首先向汇丰银行借款50万元，用于节款的发放。迫于当时社会舆论的压力，内务府采取了将宫廷文物以“拍卖”改为“抵押”的方式进行，以套现获取资金的周转。为了偿还各种债务和换取日后生活费，“小朝廷”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80万银圆。抵押品中不但有册封皇太后、皇后的金册、金宝箱、金宝塔，还有在溥仪大婚上奏乐的金编钟。其中16个金编钟作价40万元，其余物品作价40万元。溥仪自己曾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过这次抵押，就后一笔的40万元抵押来说，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东西当荒金折价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

另外，溥仪为了准备出洋留学的经费，还以赏赐亲信为名，将故宫珍品运出皇宫。参与这一阴谋的有溥仪的弟弟溥杰与他的英文伴读、载涛的儿子溥佳。从1922年起，溥仪、溥杰与溥佳三人就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大部分是宋版）和历朝名人的字画（大部分是手卷），分六批盗运出宫。这批书籍、字画为数很多，由宫内运出时，也费了相当的周折。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果溥仪要把某宫的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账簿上要记载清楚，还需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然后再开一条子，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

当时，他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就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有时也用赏给溥佳为名，利用溥杰和溥佳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日子一长，数量又多，于是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久，就有太监和官伴（宫内当差的，每天给溥杰、溥佳拿书包的）问溥佳：“这些东西都是赏您的吗？”溥佳当时含混地对他们说：“有的是赏我的，也有的修理之后还回宫里来的。”可是长期以来，只见出，不见入，内务府方面已明白了大半，只是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小朝廷”的内部管理非常混乱。溥仪与溥杰通过赏赐的形式，将大量的珍品文物转移到宫外，这样的活动从1922年7月13日一直到12月20日方止，计有1000多件珍贵字画和200余种宋元明版书，这批珍品出宫后，共装了70多个大木箱，这批货物体积既大，数目又多，由溥佳负责将这批古物护送到天津。

恰巧当时的全国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的胞弟）的岳父，溥佳找到载抡，说是醇王府和载涛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载佳把这批古物护送到天津，全部存在英租界戈登路溥仪的叔父载涛早为其买好的13号路166号。以后，这批文物的大部分都被溥仪等弄散失了。

1922年3月26日，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各报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清室准备将奉天的《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的价格出售，还特派了人员向驻京各国使署询问有无买主。最后得知日本因为法国买了一部分落入朝鲜之手的《四库全书》而感到十分羡慕，也想要购买《四库全书》，以壮日本观瞻。清室人员就去与日本驻京公使署的人做了接洽，日本国内闻讯，大喜过望，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将《四库全书》买到手。随后两方人员进入秘密交涉洽谈之中。

逊清皇室欲将奉天的《四库全书》卖给日本的消息刚一传出，马上就受到了各界的舆论谴责。1922年4月1日，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马衡等七人发表声明指出，《四库全书》及宫中所藏一切图书古物，都是国家的公产，并非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如果卖给外国人，不但是毁弃国宝，更是国民的耻辱。他们还强烈要求政府迅速派人查明此事，并将《四库全书》从保和殿内转移至其他适当的部门，妥善保管。为此，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发布了《为清室盗卖四库全书敬告国人速起交涉启》，呼吁：“禁城宫殿及所藏之图书古物，皆系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之产，亟宜一律由我民国政府收回，筹设古物院一所，任人观览。”由于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逊清皇室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欲将奉天的《四库全书》卖给日本以筹集经费的企图未能得逞。

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查清宫物品时，从账簿上发现经溥仪之手赏出的文物共达一千数百件。故宫博物院曾印行《故宫已佚书画目录》，据该书《弁言》记载，1925年3月19日点查毓庆宫至“余字964号分号45”时，发现题名《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造账》一册，上有“宣统庚申年之日记”等字样，庚申年即公历1920年。

当时知情者对于这位逊清皇帝随意借取故宫藏品的所为，无不大感惊讶。继之，又于这一年的7月31日，点查养心殿，至“台字524号”，又发现赏单一束及收列单一束，二者所载物件大体相符，这便是赏溥杰、溥佳的那一部分。内计宋元明版书籍200余种，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画1000余件，皆属宫藏秘籍，缥缃精品，《天禄琳琅》书目所载，《石渠宝笈》之篇所收。大批国家珍宝移运宫外，流传散失，实在令人痛惜。

当时偷盗宫内文物的绝不止溥仪一人。宫内从上至下，不论内务府大臣还是宫人，人人都在偷盗文物。1923年溥仪决定整顿内务府，清点库房，建福宫的清点才刚开始，一场大火就将建福宫及附近宫殿全部烧毁。

据说这一事故是太监们为了销毁偷盗证据而纵火造成的，1923年6月27日的紫禁城大火将建福宫花园及其收藏付之一炬。即使不把被烧毁建筑的历史和建筑价值计算在内，损失也是巨大的。根据事后人们向溥仪的禀报，大火烧毁有价值的物品总数6643件，抢救出来了381件。损失或损坏且不可补救的珍宝包括2685件金佛像，1157幅画（主要是佛教方面的）,1675件金质的佛事用品，435件瓷器、翡翠和青铜器（有些是周、唐、宋和元代的），数千册书，31只装有黑貂皮和皇服的箱子。

建福宫花园发生火灾，让敬胜斋、静怡轩、延春阁一带建筑及其大量珍宝古物焚毁殆尽。《京报》主编邵飘萍发表《亡清故宫失火之责任问题》，对清室提出严厉指责：“自清帝退位之日起，一切主权，已移于民国，则今番千万以上之损失，实民国国家所有之财产也，非但物质上横遭暴殄，而与历史有关之古物尽付一炬，则尤为堪痛也。”

据庄士敦讲，1924年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在即，溥仪慌乱之中仍挑选了一捆重要文件和一包值钱的东西交给庄士敦，让他放到安全的地方。庄士敦随即将它们存入了汇丰银行。

“小朝廷”时期，许多故宫文物就是这样悄然流失的，其中有些文物已经不再属于她的祖国，她的人民，这是故宫历史上的千古恨事。

上海东方艺术会等机构认为：“鼎革以来，国人无暇顾问，以致清室视为私蓄，暗中流归国外者，已难屈指，即如前次宫中失火，亦系阉寺监守自盗，希图灭迹，长此以往，不加注意，势不至毁弃殆尽不止，真不禁为美术前途痛惜也。”为反对清室拍卖宫中美术品，各机构联名致函北京国立美术学校，建议“鼎力抗争，以保文物”，并希望封存清室古物，归为国有，“以备将来建筑美术馆妥为保管，公开展览”。

湖北省教育会致函内务部：“清室之古物，尤为历代帝室递嬗相传之珍秘，并非一代一人所得私有。合全国五千年之文物，集于首都之清室，一涉疏忽，不徒散佚堪虞，即立国精神且将无从取征。清室以经费短绌，转售东邻，不啻将五千年立国精神捐弃一朝，言念及此，能勿痛心。”建议将此递交阁议，作为专案，妥善商定善后办法。此次抵押的皇太后和皇后金册、金宝和其他金册在辗转流徙遗失、变卖或被化为金条，金编钟则逃过劫难，新中国成立后回归故宫博物院。

1924年春夏间，郑孝胥、金梁诸氏已开始清理清宫古物及财产。但是郑孝胥“快刀斩乱麻”的改革方式，损害了部分清室遗老的利益。此外，为维持清室收支平衡，内务府以企编钟、金册、金宝和其他金器为抵押品向北京盐业银行借款80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郑孝胥向溥仪建议把文渊阁所藏的《四库全书》运往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向国内外销售，可以获得一笔厚利，作为宫内经费。

清室清理古物财产，引起北洋政府的关注和干预。首先国会议员李燮阳等人联名致函内务部，要求政府依据有关古物保管法，制止清室变卖古物，并将古物悉数提出，交内务部派专员妥慎保存，或发交古物陈列所，以供人民观览。徐世昌下台后，内务部针对“小朝廷”接连变卖宫内文物古玩的行径，还制定了《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