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实与现世

《易经》是注重现实的产物，它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占筮的形式，对人们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其结果是《易经》不重来世而重现世，形成了粗具规模的道德体系，对中国人的人格塑造、道德建设、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易经》是注重现实的产物，八卦是对现实观察后概括总结而产生的：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易传》中的这段话是说八卦是伏羲——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始祖，观察天地人万物，而后取象出来的，其产生的根基是物质的、现实的。

人是有理智的。自然界的荣枯盛衰，人世间的荣辱兴废，无不培育着人们的忧患意识，所以，《易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指明了《易》的作者对现世怀有深刻的忧患之心。“忧患”一词的含义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这种意识，是在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中升华出来的一种觉悟，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指人们在太平或安定时，不忘记可能会出现危难的一种自觉意识，是现实过程在人们心理上的客观积淀。所以《乾》卦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出现生机与希望、有所作为之后，却谆谆告诫人们居安思危。“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是说，有德行的君子本性刚健正直，如果终日发奋不懈，夜晚仍然戒慎恐惧，严谨惕厉，虽处于危险的境地，也不会发生过失与灾难。提醒人们要有忧患意识。

又如《豫·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这是说在上下都沉溺于欢乐之时，唯独六二能保持清醒，坚守中正，像石头般坚定不移，在一天之中，随时都能慎思明辨，才会吉祥。这说明“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强调的仍是在安乐中不可沉溺，要保持警觉，惟其如此，才能把握住现实而亨通。

忧患意识的产生，是先民们基于对天道自然的长期观察和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总结。先民们觉察到“天命无常”，自然的、社会的灾难和动乱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发自心底的是刻骨铭心的忧患。经孔子的“君子忧道不忧贫”，使忧患意识纳人了道德规范，在“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追求真理精神的鼓舞下，又演化为忧怀天下，积极人世的精神，中经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倡导，终于由顾炎武完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升华，这在今天仍极具价值。“国歌”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源于《易经》的忧患意识的逻辑发展。

《易经》重农业的代表爻辞是《无妄·六二》：“不耕获：不畲，则利有攸往。”《象传》解释说：“不耕获，未富也”，指出了这条爻辞的深刻含义：不从事田亩的耕耘，没有收获，是不能富裕的。也就是说，不能期望不耕耘就收获，不能期望刚开垦的田地就能丰收，才是“无妄”，从侧面看出了对农业的重视。此外又如《小畜·上九》《剥·上九》《姤·九五》以及《否·九五》等爻辞，说明农业对于当时的人们的生活该有多么重要。

《易经》对现实的关注与先民们对天地自然万物深刻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它源于维系其生活的经济活动中，如农业、畜牧业及商旅等。这种现实观来源于现实又反作用于现实，在无数次经验的反复积累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关注现实，慎惧恐戒；关注人生，积极努力。这种观念经孔子的阐释与实践，形成了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着普遍而深刻的影响。

二

首先，《易经》是无神的，也没有宗教的色彩。八卦所取之象为八种自然物质，其取象再庞杂，也绝无鬼神或宗教语词的出现，如“乾”还可取象为父、健、马、首或西北、秋冬间，等等。这说明八卦及其六十四卦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人在现世生活的行为。

其次，摹写与规范是不可分割的，“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易经》以卦的形式摹写现实的同时，又作为一定的规矩、尺度，具有规范现实的作用。“吉”“凶”“悔”“吝”“咎”“利”“不利”等断占之辞充满全书，表明了《易经》为筮书的性质，但是我们拨开其占筮的迷雾，便可清晰地看出《易经》对人的现世的关注。其关注人的现世活动，涵盖了从统治者到君子乃至童蒙、小人、妇人、老人等无所不在。

怎样治国、治家是典型的指导人们行为的例子，看出《易经》关注现世的价值观念是初具系统的，而对君子更为具体详细地提出了其道德规范，除上文的“君子”应有忧患观之外，尚有君子应自强不息，发愤努力，即《象传》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便由对现世的关注转向了对人生价值取向上。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就是按照这一思想和精神，孜孜以求，不断实践，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名“君子”。“自强不息”遂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能催人自励、奋发向上的一种动力。

《谦》卦辞：“《谦》，亨，君子有终。”谦卦主亨通畅达，君子行谦，必有好结果，同时要“鸣谦”（六二）、“劳谦”（九三）、“撝谦”（六四）等。《谦》卦，下三爻皆吉，上三爻皆利，意为只要谦虚就吉利，这种表述方式在《易经》中是独一无二的，可见《易经》对人们在现世中为人处世是非常关注的。

关注现世观念的实质是在告诫人们怎样去做人。如“中正”思想贯穿《易经》卦象的始终，它劝导人们要把握中正，意在人们在玩味卦象时能提高自己的修养水平，逐渐使自己的言行也能“中正”：不偏不倚。这一思想被儒家演化为“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在现世为人立身要正，力避过与不及的偏激行为，使人际关系处在一种和谐状态。

关注现世的观念还体现在对生产、生活中每一重要事项，诸如战争、行旅、享祀、讼狱、渔猎、畜牧、农业、气象、婚姻、饮食、疾病等，都要占问吉凶休咎，这说明关注现世的体现形式是用《易经》占筮的形式来阐释的，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低下，人们依然遭受自然力的支配，以及趋利避害、祈福禳祸的心理等因素所决定的。然而，由于关注现世，就要不断地适应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这样方能转凶为吉。所以，在此基础上，《易经》产生了“穷变通久”，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代表了先民们生活时代的最高智慧。“穷变通久”的思想，在今天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可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这一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使得关注现世的原始观念，赋予了科学的内涵：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走自己的路，适应不断发展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等等。可见，由关注现世而“穷变通久”，是《易》学文化精神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最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部分。

三

《易经》中的现实、现世的观念是统一的，它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对复杂纷纭的自然现象、社会关系乃至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把握，并规定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在主体上是注重现实而积极人世的，这点被儒家发挥到了极点，并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统治思想。然而，现实、现世的价值观念却又不同于西方的世俗主义。世俗主义是个现代名词，其内涵是把人的现世和现实幸福，尤其是把物质化的满足作为人的最高目标的一种价值观，它反对宗教的来世观和天国，也反对那种寄望于将来的、一切都尽善尽美的乌托邦，这些似乎能在《易经》中的现实、现世的观念中找出许许多多的颗粒来，如：重农业、重畜牧、重商旅、重现世、重做人、无神鬼、无怪异、无宗教等，但是绝对不能拔高《易经》而使其现代化，说《易经》中具有世俗主义的价值观。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西方的世俗主义反对那种道德化和情感化的浪漫主义，将经济和功利视为神圣。这种价值观，扫除了种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对经济的束缚，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所以，马克思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曾对它进行了高度评价。世俗主义可以说是现代化的主要推进力量之一，而《易经》中的现实、现世观念却远远做不到这一点，始终没有能够转化为世俗主义的价值观。

《易经》中的现实、现世观念最终没能转化成世俗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原因，一是《易经》中的现实、现世的价值取向走向了道德化的道路，这与孔子以后对《易传》等具体阐释、发挥，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是分不开的，这诚如黄寿祺先生所说：“《易经》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著”；二是统治者反过来又利用它来统治人民，禁锢人们思想，极力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三是《易经》中的趋吉避凶、改善现实境遇等良好愿望，虽然是在提醒、刺激人们去追求“亨通”与“吉利”，去提高生存质量，然而却没有也不可能赋予求占者以神圣的个人权力和充分的自由度，进而引导人们去把有限的生命投人到无限的利益追逐之中。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社会的体制，没有给笼罩在《易经》神圣的光环里的人们提供出一方适合生长出世俗主义的土壤。于是，最终导致《易经》中的现实、现世的价值观念没能迈出走向世俗主义的关键一步。

总之，《易经》中的现实、现世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其转化成的关注现实，从实际出发，办好自己的事情；关注现世，关注人生，提醒人们趋吉避凶，进而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以及在围绕现世中怎样做人而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体系，如忧患意识、谦虚美德、中正诚信等，即使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显得极为重要，很有认识价值。同时，也应当指出，《易经》中的现实、现世观念，上升到认识论的角度看，说明中国人远在《易经》产生时代，便形成了重直觉、重感悟、重先验理性和伦理的精神，加上几千年的积累沉淀，因而很难形成世俗主义观念，很难形成刺激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动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此，将《易经》中的现实、现世观念转化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轨道上来，进而形成现代观念，是《易》学文化精神及其现代价值课题应当予以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