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思维心理

近年来，从心理学的角度挖掘《易经》的现代价值已经成为易学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从思维心理学角度解读《易经》更是一大热点。在对《易经》的思维心理解读方面，燕国材、王树人、喻柏林、徐仪明、宋丽波等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易经》中蕴藏的思维心理。实际上，《易经》中的取象思维方式在心理学上也能够找到支撑点。本节就从取象思维切人，探讨《易经》取象思维和思维心理的关系。

一

我们知道在心理学史上，真正把思维当作心理学专门研究课题的，是德国人冯特的学生屈尔佩，屈尔佩和他的学生在德国符兹堡大学对思维进行了大量研究，从而形成了符兹堡学派。随后，心理学界由此拉开了对思维心理研究的序幕，其中格式塔学派、行为主义学派、信息加工学派和联结主义学派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并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这些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切人对思维心理的认识各有不同。我们在借鉴这些学派对思维心理的认识和中国学者邵志芳在其《思维心理学》对思维心理概念的阐述，将思维心理学定义为一门从心理学的角度以思维生成原因、特点、生成机制和培训方法等与思维相关的知识为研究任务的科学。

邵志芳在其《思维心理学》一书中，将思维纳人认知过程，并认为思维是认知活动中的最高级形式，包括了感觉、知觉和记忆等低级认知形式，同时又具备新的质，能完成低级认知形式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包括概括规律，推断未知。他认为对于思维的考察过程，涉及概念形成；推理、想象和问题的解决；思维训练等问题。据此我们认定《易经》中的取象思维与思维心理有密切的联系。

取象思维，便是荣格所说的“地道的中国思维方式”中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取象”一词源于《易经》之“观物取象”说，它隐含了“象”概念的形成。《易经·系辞传下》在阐述《易经》的成书时说：“昔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原始先民正是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生活实践中，在头脑中抽象出了众多的“象”的概念，“象”概念不断地形成和丰富，促成了其由“象”系“理”思维方式的发展，于是我们在总结《易经》的这种思维方式时，称之为“取象思维”。前一节探讨过，我们把取象思维定义为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事理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核心是以具体事物为载体，靠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其本质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直接推论的逻辑方法。我们可以简单地展示取象思维的过程：

 

“象”概念形成→想象→比附推论事理

 

从上面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取象思维在思维的初级阶段包含了一个“象”概念的形成，在由初级阶段进人高级阶段的过程时涉及了想象、比附推论等过程，这恰好与观察思维时涉及概念的形成，想象、推论和问题的解决等问题取得了一致，这样一来将取象思维与思维心理学联结起来探析研究便有了可能。

二

1．格式塔学派的解释

关于原始先民主要的思维方式为什么是取象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从现代思维心理学派之格式塔理论学派那里可以得到答案。格式塔理论学派认为“思维产生于个体环境里出现尚未得到解释的 ‘紧张’之时……思维的过程就是这种 ‘紧张自行解除’的过程”。从这里，我们看到格式塔学派认为思维产生于一种“紧张”，这种紧张来自面对“尚未得到解释的现象”，“紧张的自行解除”也就是“尚未得到解释的现象”得到解释就是思维产生的原因。从这个角度上看，《易经》取象思维的生成原因在于先民们曾面临过某种“尚未能得到解释的 ‘紧张’”。

我们从中国最早的文学形式——神话中考察到了原始先民所要面临的那种“尚未能得到解释的 ‘紧张’”：“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女娲补天的传说以及盘古开天地、夸父追日、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为我们生动地折射出了原始先民的生存环境——风雨、雷电、洪水、火山等恐怖的具有毁灭性的自然灾害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先民的生活，不仅如此，先民自身也面临着战争、疾病、衰老、难产和意外的种种厄运。一方面先民欣喜而又困惑地观察着日月星辰的运动、鸟兽虫鱼的繁衍与死亡、四季寒暑往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时刻提心吊胆提防着那些风雷雨电和意外事件的打击。生活在美好与恶劣并存的生存自然环境里，先民低下未开化的认识能力，使得先民在面对那些令自己困惑、让自己遭受打击的现象和事件时，“不能以惯常手段解决的问题”，便莫名产生了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源自他们对上述那些现象的“不可解释”，为了消除这种“紧张感”，即寻求对“尚未得到解释的现象”的答案，原始的先民们开始启动了他们的大脑，开始了思考，于是思维开始发生。

而对于解决问题的答案，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掉，因为“思维不是简单的知觉，它实际上是一种知觉重组，解决问题的人必须重组环境，即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直到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答案的一个清楚图解。也就是说人在观察中 ‘看’出事物整体各方面的联系（解决问题的解或答案）来。一旦完形出现 ‘看’出答案，紧张就解除了”。

从这里，我们认识到，由于原始先民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他们不能一下子观察到所面对的自然现象和生活事件背后的本质，他们能做的只是对所观察的自然现象和生活事件（个体的“象”）进行了一个梳理，也就是进行“知觉重组”。在梳理过程中，他们首先“重组环境”，即“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直到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答案的一个清楚图解”，这个图解是什么呢，或是事物由萌生到发展再到消亡，由小到大，由无到有，由局部到整体等的规律，或者说是“人在观察中 ‘看’出事物整体各方面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人们首先将所观察的“象”维系成一类“象”，如将对马、鸡、鱼、鹿等动物形象维系成“龙”象，再将“龙”象维系成“潜龙”“见龙”“飞龙”“亢龙”等一组具有规律性的“象”群。将单个的“象”维系成“象”群后，便借助“象”群“‘看’出事物整体各方面的联系”。可见，先民这种由产生“紧张”到寻求“解释”再到“看出联系”建构图解的过程便伴随着取象思维产生。

如果说格式塔学派关于思维过程的阐述解释了取象思维的成因，那么行为主义学派斯金纳的迷信理论则解释了为什么取象思维在先民的实际活动中得到了广泛而长久的运用。

斯金纳的主要理论是关于操作条件反射和强化等心理学理论。斯金纳认为人类的大部分行为都是经强化形成的操作条件反射，包括迷信。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会迷信是因为他们相信或推测迷信行为和某些强化的结果之间存在联系，虽然实际上两者并不相关。人们相信这种联系是因为该行为曾经被偶然地强化了一次、两次或者几次。斯金纳称之为非关联性强化。这种强化与特定行为并不一一对应，但人们却相信这种因果关系确实存在。为了证明自己的推论，斯金纳用鸽子进行了实验，并由此推测在某种行为被反复强化后人类也产生了迷信心理。

按照斯金纳的理论，“迷信”心理的产生来自一种反复的强化和刺激。原始先民生活的年代，天地洪荒，自然是最真实的“自然”，生活于其中的先民，成年累月地要面对同样一种反复出现的令人困惑或让人遭受可怕打击的自然现象，这种反复出现的自然现象对他们来说已经形成心理上一种反复的刺激，并深刻地在他们的脑海里强化下了那些似乎具备“超能力”的物象形象。然而这些似乎具备“超能力”的物象是如何与关切自身的事理和经验联系起来的呢？“迷信是一种不易消退的、畸形的因果认知，但是，它的来源似乎是人们的求知欲。”这句话给了我们答案。“求知欲”即对“尚未得到解释的现象”的解释的渴望，也就是对一定因果关系的探究。心理学上认为，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意义重大的事件（结果），我们总是有希望探究其原因的心理。这个探究过程会涉及因果关系，因果错觉，其正是迷信产生的原因。对于先民们来说，当时的社会水平不可能使得先民正确认识那些复杂的自然现象和自身生老病死的现象，于是先民经常形成因果错觉——脑海中已有的深刻的似乎具备“超能力”物象与自身生老病死的现象和未来凶吉休咎的命运好像具有密切的因果关系。正是这种“迷信”让先民的取象思维得到了广泛而长久的运用，从而成为原始先民主要的思维方式之一。

2．荣格心理分析理论的解释

关于《易经》取象思维心理的成因，我们从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中也可以找到答案。

对于《易经》，荣格曾做过这样的评价：“《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穷的启迪。”谈起《易经》对自己分析心理学体系的深远影响时，荣格更是毫不讳言，“任何一个人能够像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得点’，而这一阿基米得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综观荣格的理论构建，他认为，《易经》是重要的心理学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国的文化源流。当众多西方学者视《易经》为“咒语集”而否定其价值时，荣格却郑重其事的在其心理学著作中宣布，《易经》是中国伟大科学的“著作标准”。这当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而且不仅是在当时的欧洲，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引起巨大的震撼。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肯定《易经》科学价值的同时，他也提道：“《易经》是地道的中国思维方式的表现。”而正是思维方式决定着人们认识世界的走向和旨趣，对认识层面的选择和认识方法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知识体系。

在当代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心理分析和分析心理发展的初期，荣格对心理分析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与《易经》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指出：“假如你到其他种族如印度或中国去，你就会发现这些民族对于事物的意识，需要西方心理学家成年累月的去挖掘。”《易经》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并非由于它“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而是因为作为一部凝结着原始思维的占卜之书，它仿佛是一座桥梁，一头连接着巫文化的彼岸，另一头深人人文文化的核心，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对中国特色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要真正评估、分析它在文化史上的地位，首要的前提就是将它置于原始文化的背景之中，达成对其最初含义的准确把握。

在阐释原始个体与集体无意识心理系统理论时，荣格用了一张精神结构示意图，即思维心理结构示意图（见图3-1）。据图可以看出，第一圈感觉是外象功能，人能从外部世界获取感觉的各种信息。第二圈是思维，人获得他的感官告诉他的关系，他将给事物以名称，其后第三圈是对事物产生情感，他对事物的观察会伴有一种情调（情感），末了他会对事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可能的作为取得某种意识，这就是直觉，靠直觉对事物进行判断。接下来的领域表示与上述功能相关的有意识的自我情结，包括记忆、主观因素、情绪、侵犯、原型心理等。据图显示：通过一定的方式，随着你接近整个结构的最底层——无意识时，表现于意志中的自我情结的能量或强度是如何减弱的，但是不可能达到意识的核心层次——原型心灵。从最初“象”概念的形成，到想象，再到比附推论事理，取象思维形成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与思维心理结构示意图恰好能正确地阐释《易经》取象心理思维的形成，前四个层次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初民的思维心理认知过程。

要建立一个原始文化的参照系来分析《易经》取象思维心理，就必须承认并确立原始思维作为这一结构的基石。古人眼中关于世界的图景是有机的。万物有灵，灵灵相通，所有的事物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并且互相感应联系。引人人类学的这些成果，才能将《易经》这类古老文化遗存赋予鲜活的生命，即与特定群体的生存活动联系起来从而在那些看似毫无逻辑、晦涩费解的事件表述之中建立起内在的整体的联系；这种联系原本存在于原始先民的心理体验之中，虽很难从字里行间看出来。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原始宗教尚未建立明确严格的形式，“民神杂糅，家为巫史”，凡事问神，无所不占。《易经》作为一部在大量占卜记录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占卜之书，用八八六十四卦的占筮体例，将许多蒙昧时期原始先民的各类占卜资料规范成册，为我们今天探源《易经》的思维心理提供了材料。

先民不仅把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人格化而加以祭祀崇拜，而且将自己的休咎吉凶与草木山川、飞禽走兽的异动联系起来。象占就是他们试图通过对这种异动的揣测来把握自己的命运。“象占”一词，李镜池先生界定为“意思是指所有物象变化或显现人们以为跟他有密切关系，因而探究神旨，推断吉凶的一种占验”。以物象明人事，或取天地阴阳之象，或取万物杂象，如此之类，乃古今筮书通例。

根据荣格的思维心理结构示意图，结合我们研究《易经》的实践，设计了《易经》取象思维心理结构示意图，据图显示《易经》取象占卜的思维心理过程：感觉—思维—情感—体悟（直觉的更高层次）（见图3-2）。

第一层次是感觉。占卜者从外部世界获取感觉的各种信息，包括感觉、经历、体验、物象，包括特殊物象和一般物象等进人象占者的视野。所谓特殊物象系指具有某种神秘观念意义的物象，如图腾动物、虚拟动物等。取象包括肉眼可以看见的物象和肉眼虽无法看见但可以感知的物象、事象、有形之象、具体之现象；符号之象指模拟事物的抽象符号，包括卦象、爻象；第二层次是思维。占卜者的感官告诉他取象为何物；接着占卜者对取物产生情感，或喜或忧等各种情感；最后，他会对事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可能的作为取得某种意识，结合自身对事物进行判断，这种判断没有经历缜密的归纳、演绎的过程，完全是自己的内心体悟，但是又比荣格说的靠直觉对事物进行判断类型层次更高，所以我们称之为体悟。取其“象”，并不是对物象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经过头脑的加工来推断出一定的事理。

在原始文化中，它总是带有强烈的意向性，与主体的个体经验、心理需要和文化背景相关联，这就是《易经》取象思维心理活动。下面我们以《易经》中几条象占筮辞为例，对它所凝结的取象思维活动作些探讨。

 

①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乾·九二》）

②舆脱辐，夫妻反目。（《小畜·九三》）

③黄离，元吉。（《离·六二》）

④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大过·九二》）

⑤眇能视，利幽人之贞。（《归妹·九二》）

 

取象之辞加断占之辞。取象文辞可以是事象，如“舆脱辐”等，也可以是物象，如枯稊；断占之辞可以是吉凶之辞，如“贞凶”等，也可以是吉凶之事，如“利见大人”，总之是一种对未来状况的预测。

见车轮从车轴脱裂而出，联想到小两口将反目成仇；枯树上发出新芽，意味着老头要娶得娇妻。取象本来就是原始思维驱动的结果。原始思维所运用的思维材料在互渗律的影响下，与我们今天所运用的思维材料（感觉、知觉、表象概念等）相比，已经被附加了许多神秘的属性，被他们感知的所有东西都已包括在那些神秘因素占优势的集体表象的复合之中。因此，那里不存在简单的只是名称的名称，也不存在只是数字的数字，互渗使他们将属于这个数的某种神秘性质和意义结合起来进行想象性推导。进一步说，在原始思维中没有纯粹的物理事实，没有主客体的严格区分，也没有对其属性的规定限制，自然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因果律。所以，取象之辞中的“见龙在田”和“黄裳”之类，在占筮者眼中，也具有超越其自身所具有的性质，即主体投射于其上的观念内容，从而与他们的命运关联起来。

实际上，取象思维方法在古代得到特别的发展而早熟，取象思维心理作为一种心理定式——趋吉避凶是中国传统思维心理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与西方人重抽象思维的倾向形成反差。

三

取象思维是指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事理的思维方法。分析这个定义，“离不开物象”，说明思维进行时，已经有一个“象”概念的形成，“以想象为媒介”说明想象是取象思维过程的一种手段，“直接比附推论”则包含了推理的过程，而概念的形成，想象、推理等都属于思维形式，这便是取象思维过程在思维心理学的理论上支撑。

1．概念形成

思维心理学认为，概念的形成就是人们对概念的认识过程，是人学会按照一定规则对事物进行正确分类的过程。原始先民处于原始的农耕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决定了他们主要的活动就是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因此原始先民“头脑中只是存有特定的实物的物象，所使用的词都是他们所接触的实物符号，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包括同一性质的物群的种属词汇，也没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语词”。他们对概念的把握表现为对具体“象”的认识。比如，他们脑中开始不存在“鸟”的概念，只存在“鸟”的表象，每次想表达这一个概念时，他们的脑中没有“鸟”这个字，只有一个个关于鸟的表象。但是由于每次想表达“鸟”这一概念时，都是进行诸多的回忆表象的活动，比较麻烦；慢慢地，在原始先民的脑中，亦从一个个或者一类类具体的可感的表象或者表象群抽象出了相应的一个个概念，这也是思维开始表现之一。

取象思维中的“象”，正是原始先民对事物整体理解的产物，是建立在对生活、生产以及对自然社会的朦胧整体意识上的产物。《易传》中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心理学家荣格也曾说：“当东方人察看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他们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接受的，而西方人的思维却将其分解为很多实体与微小的部分。比如看到此刻聚集的人群，你会问：‘他们从何处来？他们何以要聚拢来？’东方人的心灵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他问的是：‘这些人聚到一块意味着什么？’西方人的心灵是不会提这个问题的。”可见，先民对事物的认识，来自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这里面隐含了“象”概念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取象思维的初级阶段，感性、形象、直观的物象或者是事象首先进人先民视野，先民对进人视野的物象、事象进行分析归类，进而整体上把握，从而形成具有一系列关联性的“象”概念过程。以《谦》卦为例。该卦中，“谦谦”“鸣谦”“劳谦”“撝谦”等，讲的是不同条件下的谦虚，先民对“谦”的认识是从认识“谦”单方面的内涵开始的，从初六到上六，则是全面反映了“谦”的整体内涵，使得人的脑中清晰地呈现出了“谦”的概念。

这种例子在《易经》中比比皆是。尽管先民在《易经》中没有明确提出相关的概念，但是我们分明能从《易经》中对物象和事象的描述和概括中掌握到所提及的“物”和“事”的概念内涵。如龙、马、羊等动物概念，又如谦、咸、节等事理概念。尽管严格地说，我们不能说《易经》对“象”的概括都是具备一定规则的、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从取象思维的“象”分类上我们看到了先民形成概念的过程。

2．想象

想象和创造产生的认知结果是感知和记忆过程本身所无法产生的新形象、新思想和新事物，因而是思维的一种重要形式。想象活动产生的重要产物，就是想象表象，它是人们在头脑中对记忆表象进行加工、改组后形成的新形象。这种形象是人们没有亲身感受过的，甚至是从未有过的。想象并不是脱离一切的毫无根基的任意拼凑。恰恰相反，它在一定意义上较理性的计算更能反映生命存在的内部秘密和无意识中的文化本质。尤其在原始文化中，它总是带有强烈的意向性，与主体的个体经验、心理需要和文化背景相关联。

取象思维，简单地说实际是一个“因象出理”的思维过程，“象”的变化与客观的“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易经》将两者硬性地联系起来，这个过程，想象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取象思维的完成，想象是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媒介。关于想象作为一种媒介在取象思维中起作用的过程我们得从想象的功能来考察。

首先，在取象思维形成时，想象起到的是一种宣泄手段的作用。弗洛伊德曾概括过想象的功能，他认为，想象可以减弱内驱力，可以起到一个安全阀的作用——宣泄情绪。在上文中，我们说到《易经》思维的产生是原始先民在面对“紧张”的情况下产生的，在“紧张自行解决”的过程中先民必然要进行由于“紧张”而带来的情绪宣泄。那么先民的取象思维是怎样通过想象来宣泄情绪的呢？表现为在思维过程中，即由“象”人“理”的过程中表现出来鲜明的情感性，即将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依附于其上。如《震》卦：

 

初九：震来虩虩，笑言哑哑。吉。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九四：震遂泥。

六五：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震》卦爻辞描述的是遭遇打雷突发状况的人的四种表现。表现一就是初九爻辞描述的，霹雳刚乍响起来时，人非常恐惧，后来就若无其事地谈笑了；表现二就是六二爻辞所说的，霹雳打下时因为有危险，有人吓得丢掉钱币；表现三是六三爻辞所说的，霹雳打下来后，有人吓得两腿酥软；表现四是上六爻辞所说的，霹雳下来人的脚不停地发抖，目光不定，这时候没有害，因为雷打在邻居家了。我们看到《震》卦将先民面对打雷这一自然现象时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打雷属于自然现象应该是先民经常耳闻目睹的，至于卦中人的种种表现，是先民的想象，这也便是宣泄情绪的体现。

其次，心理学家辛格认为，想象的一种重要的功能就是进行预测和计划。《易经·系辞》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这点明了《易经》六十四卦是以卦象来探测推论未知的。实际上《易经》产生于殷商信神巫、重祭祀的年代，从原始的意义上看，《易经》就是一本供人们占卜预测的书，占卜本身就是预测未来的事情趋势或者事情的凶吉等，并以占卜结果来指导未来的行动和安排计划。如《小畜》卦卦辞：“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的意思是从西天飘来的乌云不会下雨。这里由“密云不雨”这一条件，想象到人施展抱负的时机，告诫人们时机尚不成熟，暂时不能施展抱负。再则，该卦九三爻辞说到“舆说辐，夫妻反目”，轮与轴紧紧相依的形象使得占卜者想象到了相濡以沫的夫妻关系，而又轮与轴相脱离，推测出了夫妻反目离异的未来事件。《易经》中诸如此类例子数不胜数。

再次，想象还有提醒人去做未完成的事情，使人在沉闷的环境中保持警醒的功能。比如《蛊》卦：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九三：干父小有晦，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蛊》卦中的“干”是纠正、匡正的意思。这一卦说的是关于纠正、匡正长辈的弊病的事情。卦中由纠正、匡正长辈弊病的事情推测到了这个过程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这里面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父辈时已经形成的弊病，往往要由儿辈、下一代来纠正、匡正，但是母亲所管辖的事局限在一家门户之内，本来不是男子应该干预的；况且母亲尚且健在主事，即便母亲有什么差错，做儿子的也不宜干预，即使干预也要把握一定的分寸、限度，适可而止；第二层意思是，匡正父辈事业中的弊病时，内心上会有小的悔恨，而且实际行动上会出现麻烦，遇到阻力。第三层意思是六五爻辞所说的，匡正父辈事业中的弊病后获得了赞誉。尽管在第一层意思我们看到占卜者实际是在劝诫当事人不要参与纠正、匡正长辈的弊病的事情，但从后面两层意思上看，他的本意实际是在提醒当事人应该担当这样的事情，而担当的过程要注意方法策略。这实际上起到的就是一种提醒和使人保持警醒的功能。又如《噬嗑》卦：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艰贞，吉。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利贞，无咎。

上九：何校灭耳，凶。

 

《噬嗑》卦描写了对犯人的刑罚：“履校”，就是给犯人带上桎梏的意思；“灭趾”，砍掉脚指头；“噬肤”，在脸上刺字；“灭鼻”，劓刑，割掉鼻子；“噬腊肉”，“腊肉”是晒干了的肉，指的是火烤的刑罚；“遇毒”，毒打，指鞭刑；“何校”，“何”通假字，同“荷”，即带上木枷；“灭耳”，就是砍头，是大辟之刑。从初爻到上爻，犯人遭受的刑罚发生了灭趾—灭鼻—噬腊肉—噬乾胏—噬乾肉—灭耳的变化，刑罚一次比一次加重，一次比一次残酷。将这种残酷的刑罚渐进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让人读起来仿佛亲身经历一般，它所起的警醒作用可想而知。

3．直接比附推论

比附推论是取象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它是根据一个对象的某种属性，通过主观想象这一媒介，直接推出另一对象也具有这一属性的体悟方法。它主要的特点是使事理形象化，即凭借形象的事物推测出抽象的事理。这个过程所使用到的“推论”正是思维心理的一个重要形式——推理。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推理是一个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从已知的信息间接地推测未知信息的过程，是思维的间接性的重要体现。“比附推论”本质上归属于推理中的“自然推理”。自然推理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现实事物的推断。自然推理的过程基础是具体事物，中间过程要借助知识经验的帮助。例如《坤》卦：

 

初六：履霜，坚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六五：黄裳，元吉。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初爻“履霜，坚冰至”，从“履霜”这一已知信息推出了“坚冰至”这一未知信息，告诉人们要顺从自然之道。六五爻辞说“黄裳，元吉”。黄裳为古代王公之服，以此来推知将“官居高位”的未来事件。上六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以“其血玄黄”推知小人与君子、邪恶与正义相争，将有大凶事件发生的未来信息。

如果不能根据已知信息正确推知出未知信息，就会犯推理错误。人们常犯的一个推理错误就是“关系错觉”，也就是说人们往往对那些只具有或然关系的联系强加以必然的关系。如《大过》九二爻辞说“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这里由“枯杨生稊”这一自然现象，推知人间的老夫娶少女的事件。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关系错觉”推理错误。又如《困》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人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这是说一个人被石头绊了一跤，伸手又抓在蒺藜上面，回到家中，又不见了妻子。这一爻辞将偶然遇到的两件事情强行联系起来，犯的也是“关系错觉”的错误。然而在《易经》中，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却通过“比附推论”而被人们理解地接受下来，这正是取象思维的“玄妙”之处。

严格上来说，比附推论不能与思维心理学上的“自然推理”完全等同起来，因为比附推论实际上还包括了一个断占的过程。这时，我们可以考虑将思维心理学的“决策”理论和“自然推理”理论综合起来解释比附推论。“推论是根据已知推测未知，决策则是根据已知信息对现实事物状态作出判断或对未来行动方案作出选择。”这样一来，比附推论过程中出现的“断占”，也就是对事件凶吉休咎等判断及对未来行动的劝诫在思维心理学上便有了理论解释。

当然，即使能够用思维心理学的“自然推理”与“决策”理论结合起来解释比附推论的过程，两者还是存在一定区别。推理与决策更多的时候具备严密、理智、明晰的特点，而比附推论的过程中因为具有极为浓重的主观附会成分，因而更多地呈现出了模糊性、随意性、神秘性等特点，所以，其结论具有相当大的或然性，出现推理错误的可能性极大。但是，“自然推理”与“决策”理论的结合正好解释了比附推论的过程，这一点，我们不可否认。

总之，取象思维作为《易经》主要的思维方式之一，它的生成原因与发生过程与思维心理学的理论存在众多的吻合之处，这是我们用现代思维心理学的理论来探析《易经》取象思维的基础。那么用现代思维心理学的理论来探析《易经》取象思维的现代价值何在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词辞赋还有中国画中对取象思维方式的运用比较广泛，这也是中国文学艺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借助现代思维心理学理论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弄清取象思维的生成原因、特点和生成机制，而更好地弄清取象思维则可为我们解读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提供更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