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琉璃宫史》的题材特征及其史学研究价值

缅甸著名史学巨著《琉璃宫史》（三卷本）是1829年在贡榜王朝第六世王——巴基道继位时亲自主持下，召令13位僧俗学者共同撰写而成的。全书共21篇329节。在缅甸国内经多次印刷出版后，曾受到缅甸举国上下的认同和赞许。前任缅甸国家领导人对该书的重新再版高度重视，引以为荣，并号召国民“认真学习，不忘过去，总结教训，发扬优良传统，寻求国家民族发展进步”。

一

19世纪初期，英国殖民主义者把掠夺侵吞的目光投向中南半岛的一块宝地——缅甸。于是1824年、1852年、1885年，英国相继以各种不同借口向缅甸发动三次侵略战争。而1829年正是第一次英侵缅战争的第6个年头。缅甸以失败告终，双方签订和约，缅甸被迫向英方赔款并割让土地。从此，缅甸逐渐开始沦为英国殖民地，国家日益衰弱与贫穷，广大民众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国难当头，群情激愤，人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时任国君的巴基道是在何种理念的驱使下，决定召集这13位佛教高僧、皇室大臣、婆罗门学士等高官文人墨客在皇宫东侧宝殿，夜以继日、聚精会神地进行《琉璃宫史》的编撰工作？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难免会联想贡榜王朝初期及巴基道祖辈国王——孟云在位时的若干史实。

这个王朝的前期阶段，尤其是1752～1824年前，正是缅甸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首任君王雍籍牙登基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治理整顿社会秩序、革除混乱政治形势、扩大国家版图的措施。特别应当提及的是，第五任国王孟云执政的37年间，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巩固政权、继续扩大版图等方面又采取了比以往任何一个国王更多且更有力的措施：进一步振兴和改革佛教组织，把佛教纳入国王的绝对领导和控制之下；在文学、艺术、史学、法律等方面，也涌现了比以往任何一个王朝或时期都更加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著名诗篇以及史学著作，等等。应当认为，上述文学艺术和史学成果，大多是站在封建君主的立场，抱着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观点，来从事的创作活动。其所表现的题材，大多源于宫廷与佛教，歌颂历代君主之业绩，宣扬佛教经典教义，教诲民众静心修善积德，遵守佛教戒规，等等。

根据缅中英多部史书的记载，上述贡榜王朝这位第六世君王巴基道，既非治国之贤君，又非擅长史学之名士，在发展经济、维护和巩固孟云王建国业绩方面亦无所建树，对第一次英帝国侵缅战争时的民族英雄班都拉将军英勇杀敌、荣立战功，不仅未予任何嘉奖及应有的正确评价；相反，当班都拉被英军用刺刀杀害临终之时犹云：“归报陛下，臣等虽不能知战胜之法，亦尚知尽忠之道。”巴基道获悉后，仅云：“蠢材为何不逃耶。”英侵缅战事结束后，更未见巴基道采取任何有关发展经济、巩固国防、防御外敌再度入侵等明智方略的史料记载。然而，我们也应当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审视这样的史实，即孟云王在位之时，巴基道虽未登基主政，势必亲眼看见并受到其时国内文学、艺术、史学、法律等创作繁荣景象的熏陶和影响。此外，1967年缅甸学者三吞先生在《研究历史大序》一文中写道：“顿丁大臣摩诃西都承诺虽然古代史学者写过一些史书，但有很多与碑铭、历史不符的地方，铭记吾王（波道帕耶，即孟云王）的希望与鼓励，用碑铭、史籍、埃钦、茂贡等进行核校，写一部（缅甸）简史，写成了《顿丁新史》。”三吞先生又写道：“到撰写《琉璃宫史》时，《顿丁新史》常常被批判，成了‘一部被批判的历史’。”以上诸多史实加上三吞先生在《研究历史大序》中提及的两句话，巴基道自然也是耳有所闻，目有所视的。对于巴基道这位君主，我们无须苛求也暂时不去评价其历史功过。仅就他召集了13位文人学士在琉璃宫殿东侧撰作并出版这一大王统史，成了缅甸史学界的空前史学著名巨著，受到国内外史学工作者的赞赏与好评，为缅甸及亚洲史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应予积极的肯定。

二

自从有文字记载的蒲甘王朝开始至今，各个不同朝代或时期的史学家们曾相继撰写和出版过各类版本、体例互异、篇幅长短不同的史书或历史教科书十余部（册），中国、英国、日本和苏联等国学者和教授也分别撰写过各具特色的缅甸通史或近代史。纵观缅甸国内外已出版过的所有史书，当推《琉璃宫史》之创作工程最为繁复巨大，参编人数最多，学衔职别最高。其史学参考研究价值理所当然是不容忽视和低估的。

《琉璃宫史》全书21篇中，第1篇及第2篇共计104节，126页。这两篇均未真正涉及缅甸正史。其史料内容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描绘宇宙之形成与败毁；南瞻部洲的出现；

——围绕南瞻部洲中天竺某些主要国家的产生，简介各国君王简况；

——略述君王大臣应具有的基本条件、应遵守的纪律或戒规、克敌制胜的若干基本要素等；

——古印度最早诸君王，如迦毗罗卫城的频婆娑罗王、净饭王、悉达多王等佛教观及其他；

——印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传略、阿育王对佛业的贡献（尤其是广建塔庙，派员外出弘扬佛法等）。

缅甸史学撰稿人之所以不畏辛劳、精心刻意阐述了情节内容如此详尽甚或庞杂的史实，作为这部历史巨著之首要和次首要篇章，是值得读此史书的人们加以认真思考的。以笔者个人的初步观点来看，似乎离不开如下诸种因素。

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南瞻部洲周围各国是释迦牟尼成佛前尚未统一的古印度16国；而迦毗罗卫国则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释迦族人后来到缅甸首建太公国。据此提高缅甸在亚洲信奉上座部佛教国家中的历史地位。

阿育王是频头婆罗王的继承者，在华氏城登上了王位。他开始登基后不久，曾借着当时国家的雄厚实力，镇压过一次国内大规模的叛乱活动。又有碑文记载，在他举行灌顶礼8年后，征服了羯陵伽。据《高级印度史》（上）中写道：“羯陵伽之战是阿育王生平事业的转折点，并且对印度史及整个东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后果。阿育王目睹羯陵伽战役的悲惨流血景象，良心受到责备，并产生了悔恨及悲痛之情。这种状况使阿育王强烈地献身于达摩（道德与虔诚），热爱过达摩并且用达摩教导人民，它还导致了对外政策上的转变。阿育王从此放弃了以屠杀和放逐人民的军事征服，采取了用‘虔诚感化’的方法来代替以弓矢征服的旧政策。”《琉璃宫史》第一卷中，有关阿育王的记载，共达15节，其实，和缅甸有关的史实，最多是派两位长老（须那迦长老和郁多罗长老）赴金地（即缅甸直通）弘扬佛法。然而，史书作者们却执意详介阿育王与缅甸无关的身世和史实。人们在深感费解之余，只能这样认为，缅甸父老乡亲们自古至今对印度这位闻名于世的阿育王怀有无比崇敬之情，甚或是为了让缅甸民众更加了解阿育王对弘扬传播南传佛教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本着对客观史实的尊重，我们也应当如实地理解并认识到，阿育王在羯陵伽战役中造成的悲惨景象是骇人听闻的，也是人所共知的。阿育王在此战役结束不久并虔诚崇信佛教后的悔悟之心是极为沉重的。这正是他决心弘扬佛法的最主要原因。然而，大王统史的作者们只提到他杀害了99名同父异母兄弟，把上述战役中的严重惨景刻意删除，而未加任何描述。或许这是作者的疏忽，想必不太可能，或许是为渲染阿育王的崇高形象，想必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书中记叙的有关迦毗罗卫城、净饭王、释迦牟尼、释迦族以及悉达多成佛的经过等，笔者认为，这除了为第三篇开始部分——缅甸太公王国是释迦族创建之举埋下伏笔外，似乎尤在于悉达多是佛教创始人，是全球佛教徒们最崇敬的教皇，这既是撰写佛教史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的情节，尤其是以此来提高缅甸在亚洲佛教界中的声望，又明明白白地申明缅甸举国上下对佛陀的无比虔诚和敬重。

对宇宙的形成和毁败以及自然界万物之存在、人类的生存规律等的阐述与分析，其中有的部分让人感到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其所援引的素材，或为《大史》，或为《新史》，或为《岛史》，或为类似《清静道论》等一系列佛教经书。有的则是来自民间传说或各类神话，或来自《佛本生经》等。难怪三吞先生在《研究历史大序》中还写道：“但是读这部历史的人们，一定要对历史的特性‘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人们常说‘没有夸张不成历史’，这样就会对法师们俗家学者们撰写出来的《琉璃宫史》心情平稳地无所抱怨了。”依照笔者的理解，所谓的“夸张”，既包括其中有些历史情节和数字无据可查，不符史实，也包括某些带有神话色彩的痕迹。三卷本史书的全部内容，几乎不易查获“××情节”或“史实”等的史料出处，或考古实物等物证。但是，笔者也深深理会到，我们这些研究缅甸史的人都深知，缅甸联邦自古至今，受印度的文化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懂得了这一点也许就不足为奇了。《印度文明》中写道：“印度古代文献大多带有宗教性质，即使是文学作品，如史诗戏剧等，也常常充满神话，且往往人神交接，天地不分，而讽喻说教，亦时时可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记述人事的作品十分鲜见，即使有，也常与传说故事不相区分。至于真正意义上的史乘，则完全阙如，以致印度古代历史的重构，便成了后世学者的沉重任务。”读完三卷本《琉璃宫史》，再对照《印度文明》中的这段话，也就更不难理解印缅两国史学家们撰写史学著作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琉璃宫史》中有关君王大臣们应具备的条件或应遵守的律令和戒规等，也使人有受到印度《摩奴法论》影响的感觉。《摩奴法论》译者蒋忠新女士在汉译本序中指出：“在这里‘法’讲的是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规范，宣扬人们应该按照‘法’而行动”；“法典在印度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持久而深入的。缅甸受佛教影响讲法律的书，完全受一些印度著作的影响……”

从第3篇开始直至第21篇才是真正记叙缅甸历史事件的产生、演变、发展进而延续至贡榜王朝初期（1754年）的全过程，从书史所有的史实内容看，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历代君王世系及对各君王的评介，共120余节；

（2）缅甸国内各地区诸侯之间的战争以及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对外战争，共54节（其中包括对泰国12次，对中国5次，对老挝3次，等等）；

（3）有关国王登基加冕典礼方面，共10节；

（4）外交活动方面（包括求取或迎奉佛牙等），共8节；

（5）筹建佛塔、寺庙、积德行善（含建成佛塔升伞等），共27节；

（6）其他事件及有关国内重要国政及治国措施等，诸如，泰国简况，调查地区人口，修建水利工程，处死同谋罪犯，某大臣谋叛。塔主西归，国王捐献三藏经，等等，共19节。

三卷本《琉璃宫史》堪称是一部缅甸史无前例的历史巨著，该巨著在批判并否定了古代有关史书的同时，大量参考并吸取了这些被否定和批判史书中的有益部分，诸如，《缅甸大史》（吴格拉著）《缅甸新史》（顿丁又称瑞亭等温著）《若开史》《直通史》《太公史》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岛史》等；此外，还参考了一定数量的佛教经书，如《清静道论》《法句经释》《乔答摩富罗那》，等等。有的素材则源自民间口头传说、神话故事和参战将士根据其耳闻目见之口述。从书中各篇、各节、各段记述的许许多多生动、真实、具体且有不同的详尽数字及各类相关情节来看，其中的部分史料想必源自宫廷的历史档案。

这部史书的特点是，它不按历史朝代来划定篇章，其内容也基本上不涉及皇室机构、军队、社会不同阶层的区分、文学艺术、诗歌、法典判例等代表作及作者简介；也不分析朝代式微或更迭的原因等。《琉璃宫史》显然是以年代时间为序，由远而近，从古至今，以人物和事件分别记叙，堪称是一部编年史，不足之处是最后一个朝代贡榜王朝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例未被编入书中。于是1968年8月又由吴貌貌丁等学者编撰出版了《贡榜王朝史》，其撰写体例和体裁特征与《琉璃宫史》大同小异。拜读了《琉璃宫史》这部历史巨著，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凡是与该事件相关者，作者们似乎是竭尽所能、滴水不漏、不分巨细、不论美闻丑事，一概公之于众。有的情节描绘得如同小说、故事一般，时间、地点、人物、特定场景直至人物对话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当然，人们也不难发现，其中有关征战段落中记叙的兵力、大象及其他方面的数字，明显有夸张失实之嫌。

三卷本中120多节有关君王、王储及大臣等简介部分，所占篇幅较大，是该史书的重头戏。作者们将各君王之身世、经历及业绩等连接在一起，有的君王命短或才疏力薄，或昏庸无能，落笔较轻，短短几行，一带而过；有的君王丰功业伟，名声远扬，则是浓墨重笔，一节两节不够，再加几节。如阿奴律陀、阿隆悉都、白象之主勃印囊、东吁王那信囊、阿瑙毕龙等君王，既描述他们登基场景、广建塔庙、求取佛牙、修善积德等，还详尽介绍其进军阿瑜陀耶、清迈、阿瓦、木掸、九邦，以及联合若开进攻汉达瓦底等经过始末。

缅甸是亚洲地区信奉南传佛教并对其研究成绩颇为显著的国家。1057年，阿奴律陀对直通发起宗教战争，直通被征服后，原由印度传入的全套三藏经书（30部）及各类工匠、艺人和法师等被带往蒲甘。于是，蒲甘凭借这一有利条件，不惜耗费巨资，兴师动众，广建佛塔寺庙，四处传播佛经教义。拙作《异国风情与文化——访美、日、菲、缅等国见闻随感》一书中写道：“这座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蒲甘古城，从高处望去，佛塔星星点点，密密麻麻，无处不有。古时，缅甸曾流行过两句民间谚语，一句是‘来到蒲甘，手指之处，必有浮屠’；另一句是‘牛车轴声响不断，蒲甘佛塔数不完，若问佛塔有多少，四四四六七三三’。上述谚语显然有夸张之处。然而，在一片方圆近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造如此众多且极其辉煌壮观、雕刻精美的塔庙，实属古今罕见，令人叹为观止。”1287年，蒲甘式微，经历了阿瓦、勃固、实阶、东吁、良渊，直至贡榜等各代王朝。其各代君王，几乎无一例外地信奉佛教，从其登基到年迈西归，皆以广建塔庙、行善积德、敬奉三宝为要务。他们皆以佛业的兴隆与否及其参与佛事活动的多寡作为衡量或评价某位君王对国家效劳、贡献的标准。《琉璃宫史》一书中的许多篇章，都能读到情系佛陀、佛经、佛塔、佛牙等生动细腻的情节。“佛”字涵盖了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和礼仪习俗等各个领域：佛戒、佛法成为支配和指导人们行为道德的规范准则。有人称该史书是一部南传佛教史，这种说法可以理解，但又不完全准确。因为它没有概括南传佛教发展的全过程及其教义等核心部分。笔者认为，它只能称为以南传佛教为主要题材的缅甸大王统史。

三

三卷本《琉璃宫史》中极其详尽地记叙了古缅甸大部分历史朝代的极其丰富的各类事件的产生、经过、发展等具体情节，包括有关事件的实物名称和数字等。其翔实、细腻之程度明显超越其他史书中同类史实的记载。所有这一切都为当今及后代研究缅甸的史学家提供了更多有参考价值的素材，便于更有把握地对缅甸古代某些历史事件或问题做出判断。这里还应着重提及的是，从第三篇至第五篇，不仅详尽地记叙了中天竺释迦族系的阿毕罗阇王首建太公国以及公元前443年竺多般王建立室利差旦罗城等史实，而且又具体阐明了蒲甘王朝三名史学家不可忽视的君王——阿奴律陀、江喜陀及阿隆悉都对创建王国的业绩和对外出访的相关情节。该篇章不仅史料珍贵，值得人们回味思考，而且其翔实程度也超过其他史书。从这三卷本的多达80余万字的历史巨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作者们的世界观和宗教伦理观，他们的创作思路和观点具有鲜明的倾向性，他们是在用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缘起说来说明宇宙的形成和毁灭，剖析世界上的“坏、空、成、住”四时。“无佛之世，莲花不开，佛将出世，莲花开放”。这种观念来源于众生是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循环往复的佛陀观。其他诸多篇章中，有关君主加冕仪式、宫廷礼仪、律令法典甚或外出征战等，也贯穿着以佛教为中心的这条主线。

自古至今，缅甸全国各地，佛塔越建越多，越建越大，越建越巍峨壮观。从一个侧面来看，这不仅展示了缅甸高超的建筑艺术和水平，还能从佛塔寺庙中看到许许多多珍贵的艺术壁画，从壁画中我们可以发现并了解缅甸社会生态、人物世态、人文习俗、文化艺术概貌等；其中的佛本生经画更是出神入化，栩栩如生，形象地表现了释迦牟尼当年播道佛教的景象。美术大师常任侠先生说：“佛教美术图片，它和文字结合起来，显出更鲜明的形象，并可见中国、印度、尼泊尔在文学艺术上的因缘”。

说到佛本生经，又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佛经故事小说与文学小说的关系，缅甸的古代文学作品中，不少是和佛教息息相关的。小说、诗歌、故事常常带有佛教色彩，或以佛教为题材。常任侠先生又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中，佛经翻译文学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由此，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佛教不是单纯地向人们进行说教、传播，还可以推进文学艺术的发展，帮助我们去认识社会的发展概貌。通过佛教，我们还可以认识其社会习俗及其人生观和伦理观。

佛教如今已是缅甸的国教，缅人对佛教的虔诚信奉及研究的热忱，让人深感其超越了中南半岛上的其他上座部佛教国家。历代君王直至当代历任缅甸国家领导人对佛业建设的宏伟规模及巨大经济投入，堪称中南半岛佛教国家之最。2002年11月，笔者第六次访缅专程游览了万塔古城——蒲甘后，尤有深刻体会。法师们对佛经的精心投入研修和持戒的真挚程度着实是闻名遐迩，让人敬佩。倘若对缅甸佛教学说有兴趣，或渴求探究以上诸多史实的缘由，我个人认为，三卷本的大王统史可以为您提供足够并深感满意的答案。同时，该史书亦可成为我们研究缅甸人民思想意识形态的一部富有参考价值的教科书。

《琉璃宫史》及缅甸其他学术论著中，有不少内容援引自《清静道论》中的名言佳句，因为该书是亚洲各国佛教学者非研究不可的佛学名著，“德国的唯里曼·盖格（Wilbelm Geiger）教授称它是一部佛教百科全书”。笔者2002年再度访缅归来后，感悟到如今的缅甸领导人依然如古人一般，极度虔诚于上座部佛教，拨巨资修缮诸多旧有的著名大佛塔，频繁举行各类佛教法会或其他佛事活动，对改革发展经济等方面似乎仍未能加大足够的力度。人们不仅要发问，是否因为沿袭至今的信仰问题或其他某种特有的因素，导致其领导者们思想受到束缚，眼界不甚开阔。这一令人疑惑的问题似乎有待各位同仁学者今后再做深入研究。

2006年7月10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王朝兴衰周期率》的论文，文中写道：“历代王朝的兴替多数与农民起义有关，中国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又是小生产者，守着自己或租于地主的一小块土地，家中有病人或死了人或有兵祸打仗，甚至封建地主的剥削重了。就像负重的骆驼已达到极限，再加上一根草，就把它压倒了。农民活不下去了，起义就爆发，一路打过去，很多农民就跟着跑，参加起义军……”接着，作者又指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历代）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王朝之兴，原因往往在于能比较正确地对待农民；王朝之亡，必然是不正确地、错误地对待农民。”读了宁可先生的上述两段话，让笔者深受启发，由此联想到和中国相毗邻的缅甸。缅甸同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王朝不断更替，有兴有亡。仅就1044年的蒲甘王朝直至1885年的英国全部占领缅甸国土，缅甸经历了蒲甘—阿瓦—勃固—东吁—良渊—贡榜等多个王朝。据多部缅史记载，其间，频繁发生了各种大大小小（包括国内与国外）的战争80余次，可谓烽火四起，连绵不断。加上皇室、封建主对农民的剥削，以及召集农民参战，修建各类塔庙，这一沉重的负担势必强加于农民的肩上。农民被抓去当兵，土地连年荒芜，无人耕种，生活无所指望。古时，缅甸一民谣云：“男儿去当兵，妇幼无指靠。”面对如此惨状，农民的出路只有一条：“反抗”“起义”抑或“暴动”进而导致王朝的衰亡。《琉璃宫史》中如实地记录了每次战争的起因、经过、结局等具体翔实的史料，弥足珍贵，颇有参考价值。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战争也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艺术或意识形态的交流或互相渗透如《琉璃宫史》（中卷）第676页的《哈里奔族清迈国简况》和第705页的《阿瑜陀耶国简况》：“……选取阿瑜陀耶中金银匠、铁匠、铜匠、雕刻匠、画匠、歌舞伶人、象医、马医、建筑师、化妆师、厨师等连同全家老小都带到汉达瓦底。”研究缅甸文化艺术史的学者们，读完这一记载后，更会欣喜地发现和理解缅甸在艺术领域深受泰国影响的原因。

四

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要研究任何一国的历史，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占有充足而可信度高的大量考古文物、碑铭、相关史籍。在各个历史阶段或王朝年代中，应当既有编年史性质的王朝世系，又有各朝代的生产力发展概貌、生产关系、文化艺术、法律典章、对外关系，等等。限于作者们的阶级局限及其固有的伦理观念，且因接受王命而为，加上深受印度史学文化的影响，我们不宜过分苛求于前人，尤其要看到其中许许多多颇有裨益及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翔实史料。

此外，三卷本的大王统史中，似乎难以读到有关参照或援引中国古代史书的诸多丰富史实。倘能如此，史书也就会更加理想和完善了。

（原载《缅甸历史论集：兼评〈琉璃宫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