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介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过剩储蓄成为工业化世界中净债务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事实上，2005年之后，特别是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它已经成为唯一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来源。然而，随着国内债务的上升，中国的海外净储蓄增速已经放缓，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储备累积率同时收缩。中国的这种更慢、更“内向集中”的增长前景（Tyers, 2012）会随时间进一步减少储蓄过剩的情况。这和日本的类似趋势共同造成了亚洲“储蓄过剩”时代的终结，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必然会提高全球的债务成本。尽管目前全球金融市场共同紧缩的迹象初现端倪，但这是因为欧盟、美国和日本这三大经济集团的中央银行共同开展的“量化宽松”（QE）的作用。这些经济体的政府继续发行新的债务，但这些债务越来越多地被中央银行而不是外国机构收购。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存在流动性陷阱，这些地区的中央银行还是将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扩大到了至少两倍，而且这种扩大的趋势仍将继续。

这一全球关键货币供应的增长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因为在所有地区，政府财政引起的持续不确定性以及潜在的通货紧缩，已经导致全球投资组合持有人持有的“安全资产”——也就是现金和相关的短金融工具——的比例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水平。然而，这种情况将会发生改变，到那个时候，各大央行将吸收大量的流动性。由于近期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其资产负债表充斥着沉重的长期到期金融工具，这些最终都将回到市场上，并引起产量的迅速上升。这种影响将是显著的。一旦回到市场，就可能创造出过剩的长期工具，相比于更保守的货币紧缩条件下可能发生的情况，更直接地削减投资融资。

美国新增的廉价能源可能会导致北部的复苏，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储蓄增长放缓对美国资本市场和投资的影响。这意味着长期到期债权的需求下降，加剧市场的供大于求，并限制投资信贷。此外，中国将美元储蓄资产交换为中央政府债券，以及自2007年起将美元资产让与中国投资公司（CIC），改变了资金向外流动的准则，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把中国的外汇资产投资组合的分布变得与美国更加迥异。最终，这将意味着中国储蓄持续下降的冲击将不成比例地落到美国身上，有可能扼杀它的复苏。当然，这种悲观情况的影响可能被美国及其他几大经济体有效的财政巩固抵消，使得全球储蓄下降时，全球债务下降，引起私人投资的软着陆。

第一部分，我们将用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将回顾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和增长政策的趋势以及它们为储蓄过剩带来的后果。第三部分会考察中国过剩储蓄随时间变化的范式，以及时间下降的背后其所隐含的趋势。在第四部分中我们会将焦点转移到全球经济及其近期表现上来，将讨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表现，同时为中国过剩储蓄进一步下降的影响以及与其他经济集团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交互作用提供一个宏观经济层面的分析。第五部分将总结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