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教独大”：中国当代宗教生态引发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宗教政策的黄金时期”。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各大传统宗教，像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都恢复了活动，信众人数也都有明显的增长，但其中要数基督教的“迅速发展”最引人注目了。据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布的调查统计结果，中国大陆现有的基督徒人数约为2305万。

为什么基督教能在中国大陆发展得这么快呢？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将对整个中国宗教状况产生什么影响呢？这是中国宗教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近两三年来，关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研讨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观点。笔者以为，抱着客观的态度探讨这些观点，想必不失为国内外学术同行的共同兴趣。

在“2008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宗教”上，中国基督教史专家段琦教授发表了一场反响强烈的演讲，题为“宗教生态失衡是当今中国基督教发展快的主要原因”。她根据实地调研资料指出，所谓的“宗教生态”就是指各种宗教的社会存在状况，类似自然界的生态，其正常状态应该是彼此制约而达到总体平衡，即各类宗教各得其所，各有市场，从而满足不同人群的信仰需要；但如果人为地进行不适当的干预，就会破坏它们的平衡，造成有的宗教迅速发展，有的宗教则凋零了。基督教之所以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得以迅速发展，就与宗教生态失衡有关。

段琦教授的上述看法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例如，中国宗教史专家牟钟鉴教授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基督教之所以迅猛发展，主要有如下四点原因。(1)历次“左”倾的思想政治批判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反复扫荡了中国传统信仰的核心——儒学、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宗教信仰，而社会主义信仰又由于“十年浩劫”遭受重创，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和信仰真空。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信仰需求得到释放，形成旺盛的宗教市场。在满足这种需求上，儒释道恢复元气较慢，而基督教却拥有强大的国际后盾，在条件一旦允许时便立刻重新进入中国，迅速填补了信仰的空白。(2)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偏于负面的看法，许多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把基督教作为当代西方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加以吸收。这就使基督教在历史上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形象被淡化了，而作为“洋教”与现代西方文明联系起来了。(3)基督教摒弃了天主教繁琐的礼仪、严格的教阶制，使教会分散化、小型化，使传教灵活化、简单化，更易于在民间基层传布。基督教极善于做社区工作，把传播福音与救济解困结合起来，为民众提供精神与物质上的服务，这是其他宗教远远做不到的。(4)基督教在我国的快速传布是以西方国家实施基督教化的战略为大背景的，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力地支持传教人，使传教人手中有钱，随地施舍，收买人心。而中国民众的民间信仰有功利性、随意性的传统，他们不大计较教门的区别和教义的真谛，只要有善意且能救急解困，就愿意随而信之，基督教恰恰容易满足民众的这种需要。基于以上原因分析，牟钟鉴教授发人深省地指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现实国情来看，多元信仰是文明发展的方向，中国不可能也不允许一教做大，那将意味着文明的倒退。基督教在中国的过度发展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一是助长境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野心，更加紧推行其基督教化中国的战略，其结果便会出现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发生与中国社会主义信仰及其他传统信仰的冲突乃至对抗，破坏安定和谐；二是运动式的发展，又往往是在地下活动，不能从容提高信众的素质，不能保证信仰的纯正，难以正常与社会交流，出现许多不像基督教的教会组织，容易被各种不良社会势力所利用，不利于基督教在爱国的旗帜下健康发展；三是破坏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性，从而也将损害由儒、佛、道共同铸造的以人为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爱通和的民族精神，反而会放大一神教本有的排他性、好斗性，这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也不利于和谐世界的建设。

让我们接着来看另一种观点，其耐人寻味之处首先在于，它是由一位学者型官员、甘肃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马虎成先生提出来的；其次，这种观点与前述中国宗教生态失衡论既有分歧又有共鸣。这是指：马虎成先生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中国宗教生态失衡论，认为其主要论点将宗教生态失衡归因于政府宗教政策的长期失误，不但为“基督教的非正常发展”提供了“理论保护伞”(合法性依据)，还会在政策上导致“以宗教对宗教”(以扶植儒释道和民间信仰来制衡基督教)，造成宗教关系的不公平、不和谐甚至冲突等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关于基督教迅速发展的外部原因 (国际因素)及其后果的看法，却是与牟钟鉴等著名专家基本一致的。

关于基督教迅速发展的外因 (国际因素)及其后果，马虎成主要指出了这样几点：(1)西方势力一直把利用基督教向中国渗透作为其既定战略，不遗余力地向中国推行其建立在基督教教义上的价值观、人权观和文化观，企图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宗教信仰。(2)西方国家特别是境外形形色色的教会组织，把中国视为“宗教处女地”，把向中国传教作为其重大使命，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向中国输出基督教，制定了诸如“松土工程”(在基层传教)、“金字塔工程”(在高层传教)、“福音西进计划”(在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传教)等规划，企图使中国社会“基督化”、“福音化”。(3)上述传教活动具有侵略性、扩张性、隐蔽性等特点。“侵略性”是指其传教具有文化侵略的色彩，是与西方强势文化、文化霸权相伴随的；“扩张性”是指其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以扩张势力范围、发展教徒人数为第一要务”;“隐蔽性”是指其以慈善捐助、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等形式，规避我国法律，非法开展传教活动。(4)反观同样是世界性宗教的佛教和伊斯兰教，客观上没有如此强大的国际背景，主观上也没有如此强烈的传教愿望，这就形成了如此宗教生态现象：境外基督教势力“大举入侵”，境外伊斯兰教、佛教等“裹足不前”，境内各宗教“节节败退”。(5)如果基督教在中国“一教独大”甚至“一教独霸”，将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即恶化中国的宗教生态，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影响基督教的自身形象，破坏我国独立自主的办教原则。

无可讳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含有民族意识和国家利益的。因而，对于以上评介的中国宗教生态失衡论及其争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或信仰立场的学者自然会有不同的见解，但笔者力求尽可能客观地指出如下两点，以供大家思考：

其一，若对以上引述的两种观点加以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观点虽在当代中国宗教生态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即能否把宗教生态失衡归因于宗教政策失误，应否以扶植儒释道和民间信仰来制衡基督教，但二者对基督教迅速发展的外因及其后果却持有相同的判断，构成这种判断的是下列醒目的关键词：“国际背景或国际后盾”——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野心、基督教化中国的战略等；“非法性、排他性与好斗性”——破坏我国独立自主的办教原则、有损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主体性、影响社会和谐乃至国家安全等。

其二，若把以上判断与本文第一部分的历史考察联系起来，不但可使我们如实地理解这种判断的历史来由——这往往是不少国外学术同行难以充分理解的，也是部分中国年轻学者所淡忘或低估的，还可使我们真切地感到“一种深重的现实忧虑”——曾在中国近代史上被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工具”的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今天，又成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工具”。或许此种忧虑有些言重了，甚或连其整个判断也未必得到有些学者的认同。但值得深思的是，中国社会现有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均是“外来的”或“传入的”；然而，与佛教和伊斯兰教相比，为什么学界和政界都有人认为“基督教的中国化仍显得任重道远”呢？这是否意味着基督教在中国社会至今尚未甩掉“洋教身份”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尚未像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融入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呢？这是否意味着前述判断不失以史为鉴的现实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