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性善，犹水就下

性善论是孟子对儒学的一大贡献。“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圣人与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

人性问题，早在春秋时就已出现，并逐渐成为先秦思想家们津津乐道的一个重大命题。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只是说人性之初大致相近，并未做善恶之分），法家认为“性好利”，荀子认为“性恶，其善者伪也”，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等等。孟子别开思路，提出了性善说，并从人性的角度为“仁政”思想找到了本体论的依据。

孟子为构建他的“性善大厦”，可以说绞尽了脑汁，用尽了心智。他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性善说的体系中，突出了孔子伦理体系中的仁、义、礼、智，他把这四者与人性善的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仁、义、礼、智这四大伦理道德范畴的根芽，即“四端”。与此同时，孟子还认为人的善性是本性中所固有的，是天赋的“良知”“良能”，而不是外在影响、教育的结果，进而得出了“圣人与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结论。至于圣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孟子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是由于“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圣人只不过先把人人都具备的“善端”加以扩充而已。他以自然界中的水、火为喻，阐述道：“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完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说，凡是能保有这“四端”的，知道把它扩充开来，就会像火燃烧起来那样不可扑灭，就会像泉水汩汩喷涌那样无法遏止。

孟子性善论的思想一提出，便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于是，大千世界普遍存在的水，便被睿智的孟子拿来作为论证性善、反击论敌的有力武器。以水为载体，阐发性善，可称孟子性善说的一个鲜明特点。

这天，游历天下的告子来到邹邑拜访孟子。孟子知道告子是个“兼治儒墨之道”的大学者（告子本身没有著作流传，他的学说仅有一鳞片甲隐于《孟子·告子》中），对他非常敬重，不但设宴款待，陪其游峄山、观泗水，更与之热烈地探讨关于社会人生的学问。二人惺惺相惜，虽不乏共同语言，但看法相左的地方也不少，故交谈中时常“夹枪带棒”，争辩最多也激烈的便是人性问题。

这是一场智者之间的交锋和对话，激烈无比，锋芒毕露。有趣的是，他们都喜欢拿水来“说事”。

告子的论点是：“生之谓性（生来如此就是性）”，“食色，性也”。顺便提出的是，不知为什么，现在许多人喜欢引用“食色，性也”这句话，却把此话的发明权安在了孔子头上，张冠李戴，浑然不知，孰不知这是告子的名言！我想，倘若告子能活到今天，一定会为这句话的“版权”打官司的。在告子看来，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本无善恶之分，外在条件和环境对“善与不善”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导向善则向善，导向恶则趋恶。告子以水为喻，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告子以决堤之水的流向为喻，认为人性有如湍急的流水，从东方决口则奔流向东，从西方决口则奔流向西。人性本来无所谓善，正像水本来无所谓东西一样。

告子的一番议论，当然难合孟子之意，他同样以水为喻，批驳告子：

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善，其性亦犹是也。

——《孟子·告子上》

孟子、告子辩论以水为喻

在孟子看来，水虽然无法自行选择东西的流向，却必定自上流于下，人性之向善，正如水之就下，是自然之势。人可以搏击或阻遏水流，使之跃起甚至倒流上山，但水的本性绝不是上流。人性如水，向善如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而然的事。人之做坏事施恶行，与本性无关，犹水之过颡、在山，实乃“搏”、“击”所致。

孟子真是善辩，就地取材，操斧伐柯，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让人不能不心折。但气壮如牛、能言善辩不等于真理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抛开人性善或恶这一论题先不说，推敲起来，孟子这个比喻本身就有问题，水永远向下，只能比喻人性有一种固定的趋向，可以证其善，也可以证其恶。现在我们套用孟子的话，改“善”为“恶”，这一比喻同样能成立：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反观告子以水为喻讲出的一番道理，至少从逻辑的角度而言，还是站得住脚的。

真理往往在智者之间的争辩中诞生。我们不知道告子是被口才超一流的孟子说服了，还是被盛气凌人、“拿着不是当理说”的孟子气跑了，反正辩论的结果以孟子胜利而告终——孟子自己写的文章记述这件事，当然不会让自己失败了。

到底人性是如孟子的看法天生善良，还是如荀子的看法天生邪恶，或者如告子的看法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直到今天仍是一个很难说清的命题，学者们往往各执一端，莫衷一是。笔者以为，人既是社会的人，也是自然的人，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就共性而言，人的本性中既有善的东西（如同情弱者、崇尚正义、扶危济困等），也有恶的东西（如嫉妒、幸灾乐祸、占有欲等）；就个体而言，有的“善”多些，有的“恶”多些（这是人类多样性的表现）。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个人所处的生存环境的差异，有的更多地表现出善的一面，乃至成为万人称颂的好人、君子、天使；有的则更多地表现出恶的一面，乃至成为千夫所指的坏人、小人、恶魔。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众多论“人性之善恶”的思想家中，告子的“人之性无分于善与不善”的观点无疑更接近于真理。但在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下，告子的这一思想长期被贬抑，直到清代后期的思想家龚自珍“拨乱反正”，高调肯定了告子的思想价值，才使世人对人性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并点燃了不断探究的热情。

作为一家之言，孟子的“性善论”颇有一厢情愿的味道，用现代的语言评价就是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的色彩。尽管如此，孟子的“性善论”毕竟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意识中“高大尚”的东西，难道能否定其充盈满满的正能量气所带来的积极社会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