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束必铨

摘要：发端于美国内部的金融危机对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形成重大冲击，以金砖四国为首的外部新兴国家崛起更是挑战了美国所主导的国际权力格局。然而，本文从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权力来分析美国与金砖四国的结构性权力现状，认为美国通过一系列的战略调整仍有能力维持其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新兴国家的权力发展不平衡、发展模式的不足、国际机制开放性、利益竞争性、相互依存性等因素，决定了它们不会直接挑战当前体系权力结构，而是采取合作、协调的方式促进体系权力的渐进式变革。

关键词：结构性权力 国际体系 渐进式变革

二战后，美国运用其强大的力量塑造并主导了现今国际体系，冷战后至2000年，美国的结构性权力优势达到了历史的巅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直接打击了美国的这一地位。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从鼎盛开始走向国力下降。与此同时，新兴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其结构性力量也不同程度地处于上升期，成为决定国际体系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拟采用“结构性权力”理论，通过美国与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为首的“金砖国家”在“结构性权力”方面的比较，来分析当前的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现状。

一 安全权力结构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认为，安全结构就是由于某些人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力框架。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其二战后构筑的安全体系推向全球以实现对国际安全的控制。美国安全权力结构是建立在庞大的军费预算、军事技术的大量投入及军事同盟关系维护等基础之上的。

近年来，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在军事方面投入的困难。为恢复美国经济的增长，奥巴马政府宣布未来十年内将削减财政赤字4万亿美元，包括削减军事预算。在过去的四年内，美国的国防预算以及占GDP的比重呈递减趋势，但没有出现大规模下降，其国防经费总额仍高居世界榜首。新兴大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均相应地增加了国防预算，但从所占GDP比重来看，其增加的幅度并不大，且与美国相比，无论预算总额还是百分比，均远远小于美国。美国在全球军事中的超强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新兴国家军事投入水平与美国相差甚远 (见表1)。

奥巴马政府通过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与盟友的关系来应对新的挑战，以确保美国继续在该安全体系中保持领导地位。为此，美国不断重申对盟友的安全承诺。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推出一项“分阶段、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更具效率”的反导系统部署方案。2010年11月，在里斯本首脑会议上，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建立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并把美国和欧洲防御系统相连。按照计划，这套系统将在2011年至2020年间分阶段实施，建成后能拦截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

同时，奥巴马政府强调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提出重返亚洲的战略，并声称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美国要领导亚太各国“建立一个更富有活力和更持久的跨太平洋体系、一个更成熟的安全和经济构架”，并在地区发挥“领导作用”。2011年10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帕内塔首访亚洲，所到之处都在向其亚太地区盟友发出安全承诺，美国将深化与地区盟友、伙伴之间的安全关系，并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和军力拓展。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伙伴国也积极与美国通过外交、防务磋商的方式来获取更大的安全保证，同时提升自身的防御能力，故支持或加入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的安全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有助于美国继续维持在该地区的安全权力结构。

美国在欧洲、亚太地区的安全权力结构在保障盟友安全、确保其领导地位的同时，也是旨在应对中、俄等新兴大国在军力方面形成的挑战。此外，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摒弃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先发制人”战略，强调接触合作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性，并将美国的合作对象从传统盟友扩展到越南、印度等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近年来，美国与印度、越南等亚太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不断提升，联合军演、技术合作与防卫磋商等，致使这些国家的崛起不会危及其领导地位，还能为其所用来抗衡其他新兴大国。

可以说，新兴大国崛起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权力结构构成了挑战，但是它们的军事投入、装备技术、海外投送、前沿部署及军事威慑能力仍远落后于美国，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主导的权力结构。此外，它们目前还有赖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地区秩序，以实现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的可持续增长。因此，无论是在能力还是意愿上，只要新兴大国对美国的安全权力结构存在需求，都不会主动地去挑战美国的军事地位。当然，这也需要美国对其安全权力结构进行调整，既能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也能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包容更多国家并与之开展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二 生产权力结构

究其定义，生产结构是指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为谁生产，用什么方法生产和按什么条件生产等各种安排的总和。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确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但左右了西方经济体系内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将西方贸易体系扩展至全球。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战后美国主导确立起来的国际制度诸如关贸总协定(GAT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主导着世界生产结构，控制着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流向，以及国际制度的运行规范与规则。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跨国公司成为全球贸易活动中最为活跃的行为体，它们不仅代表着母公司的技术实力、管理经验和资本优势，也体现了其所属国整体的经济实力和国家品牌形象。

20世纪60年代，跨国公司开始在美国兴起。之后，欧洲和日本等国家的跨国公司也逐步发展起来。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直接投资和国际分工的重要载体，对世界经济和各国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它们坐拥巨额资金，掌握大量先进技术和管理技能，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销售，成为资源在全球最优配置的主体力量和市场经济在全世界扩展的动力。跨国公司支配着全球生产结构，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跨国公司占据着高附加值产业链的上游，主导着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走向，而诸多新兴国家则通过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外包加工来发展制造业经济，但在经济资源要素的全球配置中，始终处于产业链的下端。跨国公司对这些东道主国家的影响力甚至伸展到国家的经济决策和政治运作。

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西方跨国公司产生了一定冲击，以全球财富500强为例，西方跨国企业数量出现下降趋势，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则逆势上扬，其中以中国的跨国公司增幅尤为明显。2008～2011年，美国跨国公司数量下降了13%，中国则上升了58%，其他国家的增幅较小。然而，从数量上看，美国与金砖国家间的差距依然很大，且稳居500强之首。以中美为例，虽然2011年中美跨国公司在数量上的差距大大缩小，但是通过对中美上榜企业比较分析，美国跨国公司分布在35个行业，中国跨国公司分布在22个行业 (见表2)。对美国公司而言，有18个行业在国际上不会遇到来自中国的竞争，而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只有5个行业没有来自美国的竞争。从行业分布来看，美国的跨国公司依然主导并影响着世界的生产结构。因此，从规模、行业分布来看，新兴国家没有能够撼动美国跨国公司在数量上的优势和行业上的领先地位。

在投资方面，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报告，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额回升了5%，达到1.24万亿美元。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吸引外资金额仍旧在下滑，但美国吸收外资量则出现增长态势，2010年流入美国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长62%。2010年7月28日，美国财政部援引《华尔街日报》最新报告说，2010年美国依然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地，这清楚地表明美国经济的基本实力和开放度，外国投资者继续看好美国。根据2012年1月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美国在2011年前三个季度的外资流入量增幅分别为17%、29%、45%，在全球外资流入量中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 (见表3)。

反观“金砖四国”，由于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一些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美、欧等) 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跨国投资减少；一些国家对外国投资者采取了新的保护措施；中东、北非地区动乱和政权更迭加大了对外投资的安全风险，企业决策相对谨慎。这些因素造成新兴经济体在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方面的增幅均出现相对缩减。美国在2011年前三季度吸引外资方面则处于递增状态，其增幅超过“金砖四国”中的任何一国，对外投资水平总体上也远远高于其他四国。这反映出美国在投资领域依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从贸易、投资来看，美国基本上保持着对全球生产结构的控制力。

三 金融权力结构

二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统治地位。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作为计价单位、支付和储备手段的世界货币的地位则没有发生变化，相反随着金融业的集中和金融技术的迅速发展，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美国的跨国银行数量不但迅速增加，而且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科技创新，使美国保住了其作为世界最大金融中心的地位，稳坐全球金融权力结构的顶端。

然而，银行的过度发展可以增加银行的利润，但也会增加金融体系发生混乱和崩溃的风险。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由于美国过度的金融创新、金融管制放松、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而造成的。美国目前的债务危机，也是由于“美国不断从金融体系中借款，因而它实际上是一个比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大的债务国，结果它将陷于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这两种赤字的困境之中”。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但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对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构成挑战。

为维护美元的统治地位，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启动了全方位的金融改革。2010年5月，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金融业改革法案》，该法案被视为自1930年以来最严厉的金融业规管方案。金融改革以来，美国的金融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独立投行时代终结；美联储被赋予前所未有的超强权力；更加注重维护金融服务消费者的权益；更加注重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安全性，等等。目前，美国的金融改革已初见成效。金融系统的抗风险及危机的能力超出人们的预期，其稳固性逐步增强，经受住了危机的冲击，并有效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运行。

同时，金融危机后，一方面美国认识到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渐高涨，为减轻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压力，以及让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同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进行改革，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更多的份额，并提高它们在该组织中的投票权 (见表4)。G20会议作为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对话合作、利益博弈的平台，在应对金融危机、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促进国际金融合作、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正式确认了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这是IMF历史上一次最根本性的治理改革，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四国份额将全部进入前十名。中国持有的份额将从现在的3.72%升至6.39%，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可以说，份额改革认可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取得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等分享投票权的实质性进展。

然而，份额改革并没有削减美国的百分比，而是由欧洲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了6%的份额。此外，这份改革方案须获85%份额拥有方的支持方能通过，截至2012年4月12日，已有70个成员支持，但美国仍迟迟未批准改革方案。美国在份额和投票权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且具备一票否决的权利，它的态度直接关系到金砖国家份额与投票权的增加。因此，美国不会主动放弃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权力，也不会心甘情愿地让金砖国家享有更大的权力。

四 知识权力结构

斯特兰奇认为，在知识结构中占有关键决策地位的人将获得权力和权威。国家同样如此，一旦国家在知识的获取、利用和储存上占有优势，就必然拥有优于别国的权力和权威。长期以来，美国在科学技术、教育及创新力方面占有优势，这也就决定了美国在知识权力结构中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二战后，美国一直引领着世界科技变革的浪潮。

2004年，美国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发表《美国的科学技术竞争力》报告，认为其他国家的研究与开发支出、科技队伍并没有显著超越美国，同时欧盟15国和日本在创新专利的增长上慢于美国；在经合组织工业化国家获得技术发明专利中，美国占38%；在被引用的出版物中美国占49%，在引用最多的出版物中美国占63%。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衡量指标，至2010年，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占世界总数的39%，占世界科学、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47%，一共有315位获奖者，获得317个奖项。这些足以表明美国在软科学方面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近年来，持续的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全球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教育、科技与创新力三项指标与经济增长互为关联，指标的上升会促进经济的强劲增长，反映经济的竞争力水平高低。反之，经济的增长可以对教育、科技和创新力进行更大的投入，为下一轮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

以2009～2011年为例，美国的三项指标排名逐年下滑，表明对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在减弱 (见表5)。为此，奥巴马政府提出出口倍增计划以实现振兴国内经济、降低失业率的目标，并将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美国经济复苏的增长点，未来10年将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的研究。在7870亿美元刺激经济计划中，与开发新能源相关的投资总额超过400亿美元。新能源从技术到产业的转化都对科技准备、创新能力和知识储备等提出较高要求。这些直接关系到美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成效及其未来经济的恢复与增长。

新兴国家的情况也并不乐观，金砖国家在高等教育、科技与创新力方面排名变动的幅度也不是很大，一些方面甚至出现下降的情况。长期以来，金砖国家多以出口与投资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经济产业结构配置不尽合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也非常高，这就导致新兴经济体自主发展的能力不高，承受外部市场以及危机影响的能力不强。金融危机凸显了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不足，尽管各国采取了多重刺激经济的措施，但随着危机的深入，其经济发展的势头在减弱。未来新兴大国要实现真正崛起，必须在教育、科技和创新力方面加大投入，增强其内生性与自主性，才能大大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通过上述美国与金砖国家四种权力的比较，可以看出这四种权力结构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仍然支撑着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金融危机将对美国的权力结构带来冲击，美国治下国际体系的维系也将受到来自各方力量的挑战。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在四种权力结构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它们正逐步地开始参与全球金融机制改革、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核不扩散的控制等国际制度的建设。然而，数据也告诉我们，美国仍然具有强大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权力，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尚没有国家可以撼动。尽管金砖国家崛起对美国形成了巨大挑战，但其与美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也表明，要总体上赶上美国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五 新兴国家推动国际体系的发展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态势。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其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而发达国家由于金融危机暴露出其发展模式出现的深刻危机，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困难逐步增大。在此背景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国际体系转型将成为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新兴国家的持续发展能力、它们之间的合作程度及与发达国家间关系将决定国际体系转型的发展进程。

新兴国家崛起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这决定了它们的发展会受制于该体系。20世纪70年代后，新一轮产业革命促使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并借此把发展国家经济、提升国力及国际影响力视为本国之首要目标。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为它们实现发展提供了可能，尽管该体系需要发展中国家做出更多的调整，部分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甚至被边缘化，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却在该体系中实现崛起。同时，它们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该体系的存在。新兴国家对国际体系发展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参与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如打击恐怖主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防止核不扩散、开展国际维和行动、维护全球海上通道、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治理的能力，全球安全治理要求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新兴大国崛起为其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可能，它们开始在地区、全球范围内承担责任并提供公共产品，这有效地降低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维系国际安全体系的成本。

第二，随着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与驱动力，全球化在量与质方面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吸引的直接外资流量首次达到全球总流量的半数以上。这些经济体的直接外资流出量也达到历史最高值。新兴大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竞争性、开放性和依存性促使全球生产权力结构更趋平衡、合理。

第三，新兴大国是促进区域内发展的核心力量和主要推动力量。金融危机发生后，G20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讨论和处理世界政治经济议题的非正式国际机制，新兴国家开始以与发达国家对等的形式进入世界核心决策层。为应对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金融市场稳定、IMF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达成了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成功遏制了危机的蔓延。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得益于新兴大国的参与，也确保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延续。

第四，20世纪90年代，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掀起，新兴大国也借助于这股浪潮，在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飞跃发展。然而，新兴大国与美国在知识权力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例如，在技术创新方面，由于投入成本较大，且从研发到产出需要较长的过程，成功的概率也是很低，所以，新兴大国目前只有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或技术合作来实现本国的发展。

可以看出，新兴大国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发展起来的，体系为它们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确保了它们能够继续在该体系中发展。同样，金融危机发生后，新兴国家不是对当今国际体系发起全面挑战，而是协调国内与国外政策，积极与发达国家开展合作，以此来缓解金融危机对于国际体系的冲击，确保体系总体上处于稳定状态。

当然，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入，新兴大国的发展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也进一步暴露出它们经济的脆弱性和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如新兴大国在科技、教育、创新力方面的不足将极大地制约其未来发展的步伐，增加其缩短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难度；新兴大国在经济利益、安全威胁认知，以及政治互信程度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同时，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过多关注，也将影响它们加强国际协调，开展国际合作，应对体系内诸多挑战的能力。

当前国际体系总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依然有能力控制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它们在防范新兴大国形成挑战之时，也充分认识到其发展带来的机遇与进步，愿意对相关国际机制进行调整，给予它们在国际体系中更多的权力和话语权，并要求其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多责任。美国希望通过此举来换取新兴大国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可，推进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尽力使新兴大国的发展处于可控之中。

另一方面，新兴国家是通过融入国际体系实现崛起的。当前国际体系并没有对新兴国家的发展形成根本性障碍。尽管目前美欧面临的债务危机严重，但新兴国家也没有借此去削弱美欧实力，而是通过多边机制来进行合作，以助其度过危机，进而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增长。新兴国家正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未来的国际体系重构中，推动国际体系朝着全球性、合作共赢及协调治理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