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发展阶段，以非市场的脱离大众的精英文化为标志，主要特点是“供养制”
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涵盖了整个前市场经济时期，经济学界也称其为自然经济。所谓自然经济就是直接依赖于自然资源，使用可再生能源做开发，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前市场经济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但是直到1951年，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才将产业部门分为三大产业，其中第一产业包括农、林、水产、畜牧、捕猎、矿业采掘业等直接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的部门。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并且绝大多数居民住在农村，城市化水平很低。
这个阶段属于前现代化传统文化发展阶段。由于生产水平较低，绝大多数居民要以绝大多数时间从事农业劳动，城市化和教育普及程度也较低，导致当时文化艺术的存在主要是两个环节：少数人创作，同样是少数人收藏和观赏。艺术家们为贵族和皇家所供养，也只为他们的精神需求服务。用公式来表示是：“a-c”，“a”代表文化艺术创作和生产者（artist），“c”代表消费者和收藏者（consumer, collector），从“a”到“c”之间没有中间环节。
中国历史上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文物，在天下太平的时候总是流向上层，在天下动乱的时候总是流向民间，说明精英阶层只要有可能就会垄断文化消费权。思想家们因此而抨击过精英和贵族阶层对文化的垄断。
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前文化市场阶段，这个阶段的文化制度有一个专有词——供养制。
“供养制”显然是从文化创作者在文化生产链条中的关系特点来定义的，是指诗人、画家、音乐家等被政府、贵族或富裕的亲友资助、保护、支持的一种体制。这种体制直到19世纪早期在东西方都还占据着统治地位，在今天也还通过诸如介入文化链条的“非营利机构”等，继续保持着对文化市场的影响。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来看，促使“供养制”在前文化市场阶段居于统治地位的核心力量，是处于“人工阶段”（局限于人类身体技能）的复制技术。从人类早期的摹画、摹写、制模及铸造，直到1814年滚筒式蒸汽动力印刷机出现，人类的复制技术一直没能突破自己身体的物理局限——手动印刷机其实没有彻底突破这一局限——因此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一直处于极低的复制水平，生产成本难以降低，普及程度难以提高，艺术家因此难以得到市场的滋养。例如，“在美国殖民地时期的1760年，一本低档教材的价格是一双上等皮鞋的两倍；购买一套斯摩莱特的《英国通史》的钱可以买到80双皮鞋、6头牲畜或30头猪。普通劳动者工作两天，才能挣到购买一本教材的钱，要工作144天才能挣到购买一套斯摩莱特编写的《英国通史》的钱”
。可以明确，如此昂贵的价格，只有教会、皇室、贵族才有能力购买和收藏，普通民众是根本无法涉及的。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印刷术公元600年前后就在中国出现，木制凸版印刷机1439年就在德国被制造了出来，而前文化市场阶段的“供养制”作为主流体制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早期。
对“供养制”要历史地看。虽然对文化创作者实施“供养”的人，被18世纪作家塞缪尔·约翰逊在《英文词典》中定义为：“通常是一个以傲慢态度施舍资助、获得阿谀奉承的回报的坏蛋”, 但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颇有眼光，“例如，西班牙的腓力四世便雇用了委拉斯开兹作为自己的宫廷画师。与之类似，法国的路易十四宫廷支持了莫里哀，德国的魏玛、克滕和莱比锡等城市雇用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担任它们的乐师”。所以，“供养制”的效率往往取决于“供养”者。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可供求助的人（“供养人”）的多少决定了文化创作的价值。供养人资源的过于集中必定导致艺术家依附性的加强和创作水准的下降。文化创作者如果找不到具有同情心的“供养”者，便无法从事自己的事业。结果“大多数作家依赖赞助，要么是受到政府喜欢的奴仆，要么是富有贵族的儿子。女性作家或少数民族作家得到的机会甚少”。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在各种“供养制”模式中，家庭化的“供养”，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模式。例如，在19世纪的法国，大多数重要艺术家（至少在其事业的某些阶段）是依靠家庭资金为生的，“这份名单上的人包括德拉克洛瓦、柯罗、库尔贝、修拉、德加、马奈、莫奈、塞尚、土鲁斯-劳特累克、莫罗”；在18世纪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实质上也是在家庭化的“供养”模式下产生的。
与产品和服务昂贵的价格相适应，在前文化市场阶段，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及评价，也并非依据其自身的价值，而是处在少数有权有势者的控制之下——常常是被政治精英们所操纵。“供养”者慧眼识珠奖励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想象，是一种神话；“供养”者之外的消费者被创作者等相对忽视，却是实情。由此也就产生出了前市场经济的文化监管制度。在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历史学家习惯把英国新闻史概括为报业反抗王室及政府压制逐步走向独立的斗争史，而这部斗争史的主线，是由‘星院法’的废除、特许出版制的终结和‘知识税’的废止等标志性事件构成的”。可见，在前文化市场阶段的后期，西方文化监管逐渐放松的趋势是明显的。而在东方的中国，文化监管虽因朝代更替的因素而有强弱之分，但总体而言，在封建制后期的元、明、清等朝代，对文化的监管有强化趋势。东西方在迈入现代前于文化监管方面的这种差异，是双方以不同速度形成现代文化市场的原因之一。
在以“供养制”定义、以“人工阶段”复制技术支撑的前文化市场阶段，由于整个文化链条局限于人类身体技能，所以文化得以积淀的时间长度，往往成为文化产品和服务水平高下的尺度。此阶段的领先国家是四大文明古国，尤其是唯一的文明没有被中断过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