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都市化进程加快与灾害频发

1．都市化进程加快

福州开埠，与英人试图开展茶叶贸易有很大关系。然而种种原因之下，开埠之后，外贸不尽如人意。武夷茶叶仍主要通过“内河过岭行走”，输送到广州、江南，再转包外销。至19世纪60年代，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传统茶路被切断，在闽浙总督王懿德支持下，旗昌洋行开辟新茶路，大宗红茶循闽江直运福州，出口欧美，仅在1880年，福州输出的茶叶即达80万担，年增长率为2.5%。福州一跃成为国际茶叶贸易的中心之一。

19世纪80年代，福州茶市萎靡不振，木材贸易兴起，根据海关贸易报表统计，清末福州木材输出量逐年上升，每年木材输出总值为350万～400万海关两。木材取代茶叶，为地方财政支柱，“内地各处多资利用，则福防厅之商税又全藉木料以充数也”。除输出农副产品外，福州亦进口诸多商品，以洋米、洋布、鸦片、煤油为大宗，其中煤油虽属新式事物，却因价廉物美，迅速普及。1894年，进口量为3266140加仑，较之上年，骤增113%，其增速之快，令时人感慨“同治十三年以前，火油尚属仅见之物，不料二十年之间，竟如此盛行，岂非出人意外哉”。

对外贸易兴盛，推动福州的都市化进程，南台成为“福州精华之区，阛圚宏通，商贾辐辏，花天酒地，富丽繁华”,云集美孚、太古、三井等70余家洋行，24所各类会馆，200个各式商帮，店铺数以万计。地处闽江中流的中洲岛，船舶云集，极为繁盛（见图1-2）。1905年，福州商务总会在上杭街设立，标志着南台成为商业中心，城与市彻底分离。与此同时，人口集聚效应明显，至光绪中叶，福州人口已达到65万人。

贸易兴盛，使福州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对外贸易频繁。“福建之方面，人口一千四百余万，货物皆出于闽江，人口之大部皆居于沿江，福州扼闽省之咽喉。”英国人施美夫记载颇详：“福州人从相邻的江西省进口瓷器，也从遥远的陕西省进口皮毛。帆船从山东、天津及其他沿海地方运来蔬菜和药品。从宁波进口棉布，琉球群岛来的进贡船只也运来鱼干、燕窝、酒、海参，以及日本铸造的金锭，年价值在1万大洋左右。本省西北部乡村提供日常家用物品，如茶叶、茶油、大米、竹笋、香木和牛皮。本省南部各地，尤其是厦门和晋江附近，从陆路运来藤条、辣椒、布匹、毛料、海参、燕窝、檀香以及其他香木、食糖和水银。水银等是南部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从其他国家进口到南部港口，然后从陆路运到省城，牟取暴利。作为交换，福州出口毛竹、茶叶、原木材、柑橘以及烧香拜佛用的锡箔纸。”

与此同时，上海亦迅速崛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的外贸中心，榕沪两地埠际贸易往来频繁（见图1-3）。以木业为例，输送航线“原本运销浙东一带，道光末年，始达乍浦，洪杨革命之后，乃达沪江”。航运一次仅需30～40天。一些财力雄厚的沪商，在福州设立“庄号”，采购木材。而由闽江上游商人组成的建汀帮，“沿黄埔江岸，自城东亘于城南，设木厂及木行，经营贸易，林木商之大者，其数凡三十家”。除木业外，闽商还涉足其他行业，实力雄厚，时人谓之“上海福州帮商业亚于广帮，广福杂货，各省各县通用之”。埠际贸易密切两地经济联系，促进人员互动与文化交流。

2．灾害频率增加

开埠之后，茶木贸易兴盛，闽江上游延平、建宁、邵武等处“山上草木铲伐净尽，以致高原雨水不能收蓄，而开垦茶地沙土冲落河内者日多，重者填塞河底，轻者随波下流，水不能由地中行，一雨便涨”。加上城市人烟稠密，河道、湖泊严重淤塞，泄洪能力下降，致使福州水患频繁，时人谓其“起于道光二十四年”,“迨光绪二三年大水后，几于无岁不有水灾”。而且以往“其时皆在五月，从未闻之入秋尚有大水也”。然而，1886年10月，洪水突然袭来，“城内只三分地方无水，西南低洼处，水深者丈余，浅者数尺，屋倒墙崩，不知凡几，压溺致命实繁有徒”。

水灾除造成惨重损失外，亦转移集镇空间。原本繁华的洪塘镇，“在昔日栋宇云连，不下千余户，且多杂姓，农者、商者、方市阔袖，而业儒者，靡所不有，乃一繁盛之都也”，与南台并驾齐驱。迨至晚清，该镇日趋没落，人丁不及百户，荒凉异常，商船主要停泊南台，再通过闽江出海，开展埠际贸易（图1-4）。洪塘之所以衰败，主要是由于水患。该镇恰处分江之口，居民多侵占浦道，加之“地系沙洲，易于崩裂”,每当上游洪水倾泻而下，“港道既于泷道，亦梗积两港，横流无支可泄，下流慢溢”,受患尤巨。1886年大水，“省垣西关接洪山，适当其冲，涨高二丈余，异样危急，吼声如雷，闻之令人丧胆”，从水势来看，城内“较光绪三年，差减尺余。城外西关以往，较前更大二尺”。因此两遭水患后，居民迁徙一空，“或村庄化为泽国，或人口仅留数家，嗣经新开港道，以灭南港洪流后，为祸始少”。但已难以恢复往日的盛况。

水灾频频发生，疫灾接踵而来，以鼠疫最为严重。1894年，香港暴发鼠疫，福州各国领事鉴于“通商海口，万艘云集”，恐受传染，紧急召开会议，函请通商局道宪“凡船只由香港到闽，无论人和货物，皆泊诸海上，待西医士验无疫气，方准进口，果有疫，须淀侯八日，再行进口”。防范虽严，却无济于事，次年4月，省垣西门街某甲“家偶见死鼠，感触其气，当即染疫而亡。某日通商局丁役，亦扫出死鼠数十头”。有“好事者”吸取去年广东鼠疫教训，贴出告白：“各家如遇死鼠，即当收埋，勿任抛掷街面，致人传染。一时见者大惊小怪，无不思先事防维云。”然而无济于事，至7月间，鼠疫暴发，“安民巷某姓家，一日连毙七命，他处有一家，连毙四五命，六七命者，时有所闻”。八月疫情方息。由于毫无经验，群医束手无策，“用热、用凉、用攻、用补，俱不可救，百人之中，竟不能活一”。故死伤惊人，“城内外死亡者以三四万计，村乡染疫尤多”。此后数年，鼠疫均有发生，官绅祈求降雨，以作应对。1901年，《鼠疫汇编》从广州传入福州，士绅捐资付梓，普及治疗方法。

随着城市发展，火灾日趋加剧。从表1-1可见，开埠之前，福州的火灾频次较为稳定，基本在0.15次/年上下起伏，同治年间火灾频次未有较大变化，从光绪年间骤然增加，达到3.18次/年，远远超过前期，至宣统年间又略有下降。这可能由于数据来源不一，从而影响统计结果，但差异不致如此之大。开埠之前的史料记载主要来源于方志和奏章，清廷对火灾重视，将其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福州作为省会，若发生大型火灾，督抚大员须及时上报，从而留下相关记载。乾隆九年（1744），福建巡抚向朝廷奏报福州火灾，结果遭到痛斥：“向来外省令文武官弁督率兵役竭力抢护，不使蔓延。朕御极而来，又曾再三谆谕，务期凛遵。……马尔泰、周学健不能训饬防范于平日，又不能督率属员抢救于临时，甚属疏忽，着传旨申饬，嗣后毋得仍前怠视。”开埠之后，除《申报》等近代报刊报道外，时任福建巡抚丁汝昌亦指出：“省城内外，每年火灾必有二三次，每次或千余间，或数百间不等。”与统计结果3.18次/年相似，因此数据应该具有可信度。

福州火灾数量陡然上升，以致时人感叹“噫，何闽省火患之多耶！”这与经济发展有关。同治年间，福州名义开埠，实际上处于封闭状态，因此火灾频率变化不大。此后，茶叶贸易兴盛，福州成为重要商埠，对外交流频繁、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急剧增加、房屋鳞次栉比，势必导致火灾增加（图1-5）。与此同时，火油的普遍使用、吸食纸烟风气的形成、娱乐方式的转变，加剧火灾发生。火灾与经济的内在关联，还体现在其时空分布上，在光绪之前，火灾多发生在城内，25起火灾中城外仅有2起。城内火灾多发生在行政衙门、火器库、城楼、樵楼等场所。而光绪朝的108起火灾中，城内仅有27起，其余均发生在城外，其中南台为54起。时空地点的转化，凸显南台的经济地位。

随着火情严峻，福州出现以趁火打劫为业的歹徒，俗称“火鹞”。他们“平日游手好闲，不事生业，黑夜潜藏僻处，将引火器物抛掷居民房屋，及至延烧，则假充救火之营兵衙役，或捏称失火之家亲戚，乘机抢窃财物。甚或将附近居民，以拆卸炎衖为词，敲门入室，混行搬抢”。然后再按股分赃，以南台最多，其数量之多，危害之大，令官府难以管控。光绪十五年（1889）十二月，城外发生火灾，“约毁居民数十家，传说俱系歹徒放火”，后被抓获的黄金保供认不讳，被判“枭首示众”，在押赴刑场的路上，该犯“坐囚车而绝无畏惧之色，是真桀悍性成，憨不畏法者也”，时人希望“经此次从重治罪，纵火之风庶几稍息乎”。仅过数月，纵火之风又起，甚至清军驻所也成为袭击目标。“咸谓盗思趁火肆劫”,“故数日之间火警频仍，居民颇切防虞云”。在利益驱使下，火鹞无惧律法，流毒甚广，被视为闽中恶习。

为防止火灾，地方官府出台诸多法令，干预民众的日常生活。同治十年（1871），福州三皇庙山陕会馆因上演夜戏而引发火灾，福建地方官员认为夜戏“不特易滋事端，抑且动虞火患”，遂发布告示，“不准演唱夜戏”。预防火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务。在南台等火灾频繁的区域，水斛、消防池林立，多为民众集资兴建，至今仍有大量留存。如在仓山区亭下路矗立一清代水斛，其落款为天安铺公置。每逢火灾过后，官绅常修建耸立如马鞍的高墙，预防火灾重演。福州许多街巷还设有专门的火道，“中空而旁甃以墙”，与马鞍墙功能相似，均能有效防止火势的蔓延。

火灾问题凸显，对地方民风习性影响深刻，衍生相关习俗。评话是近世福州民众的主要娱乐方式，其业内有不成文规定：“东家盖房、乔迁、安灶等，书中不能说有‘火烧厝’之类失火情节。”禁忌作为特殊的文化方式，以非常方式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众以此纾解心中的恐惧，避厄化险。火灾对民众生命财产威胁甚大，因此评书先生回避此类内容，以免有诅咒之嫌。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亦有与火灾相关的禁忌，如火灾发生时，街坊邻居须紧闭大门，不让外面的人闯进，甚至火熄后，门还是关着。亦与防止“火鹞”闯进有关。每逢火帝诞辰日，南台各商帮均聚集庙中，举行大型庙会，并轮流值年祭祀。商帮赞助火神庙，反映火灾威胁下其焦虑不安的心理。为“酬谢火帝”，民间举行“谢冬”仪式，成为福州独有的风俗。每到冬至之日，各铺户俱糊纸屋、抬旱棚，铺张陈设，并请道士从宁山祖殿出发，沿途念经，所经之处，各家将所糊之纸屋焚毁，火光四射，俨如火场。焚烧后，各家主人，称呼“今夜火烧厝，从此毛大灾”，以求吉利。“厝”在福州方言中意指房子，“毛”意指没有，即今晚把房子（纸屋）烧了，从此没有大灾。根据民俗学研究，在祭祀活动中，以相似的人或物代替当事人和物，可驱邪避祸。请道士、烧纸屋，即是为了能免遭火患，秋冬季正是“火帝出动”、火灾高发之时，所以选择在冬至日酬谢。此外，“纸裱福州城”谚语亦广为流传，纸裱指福州如同纸糊，一烧就着。谚语是地域文化心理的体现，凸显火灾形势之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