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权力主体的解构

刘北成认为：“从考古学到谱系学并不是根本性转向，而是一种修正和深化。”这告诉我们，福柯从知识考古学转向谱系学，其认识论基础是一致的。坚持反主体的立场，继续解构主体，所不同的是谱系学提出全新的微观权力反主体的分析方法。福柯一改以往的宏大研究，而是从微观入手，构建一种微观型权力观。

福柯认为传统的权力分析方法都是一种法律－压抑分析。这种方法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权力在法律之中，也就是说，权力总是围绕着法律与暴力、意志与自由、合法与非法诸如此类的问题。福柯认为这种权力分析法已经过时了，显然不适合当今的权力分析。因为现代权力不仅是思想的东西，也不仅仅存在于国家机构中，而是隐藏得很深，不是随随便便就暴露出来。于是，福柯说，权力分析要“调查权力关系中隐藏最深的是什么；把它们定位在经济基础之中；不仅追踪以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还要追踪以亚政府形式或超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在物欲性的活动中发现它们的踪迹”。可见，福柯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权力分析方法，即微观权力分析。福柯反叛传统的研究对象，将微观权力分析对象指向了精神病人、罪犯、同性恋者等，于是，研究的场所也就转向医院、监狱等特殊场所。

对于权力分析，福柯在《性经验史》中这样表述道：“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为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形成锁链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距和矛盾。它们还具有发挥影响的策略的一般描述或制度结晶。权力可能的条件就是使得权力的运作及其无远弗届的影响易于理解的观点，它还允许把权力的机制当作理解社会领域的格式。”由此可知，首先，权力是异质的，不是同质的，是多形态的。在以往的权力分析中，似乎都把权力当成同质的，只考虑一种形态的权力，即将权力认为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实质上，这种权力分析是假设了一方丧失了权力，而另一方掌握权力这种权力。在当今的社会，这种权力的丧失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那么，国家的权力就是现代权力问题的聚焦点。福柯显然不同意这种同质性、单一性的权力观念。他认为权力应该有不同的形态，使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尤其是在当下的社会中，权力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并且运用了丰富多样的策略来操作运行。其次，福柯认为权力不是所有物，而是作为关系出现的策略。福柯指出，自霍布斯以来，权力理论的症结就是将权力看作一种所有物。福柯认为，权力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媒介，而首先是策略。前面我们说过权力具有多种形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权力运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对于权力谱系学的分析，福柯贯彻了尼采有关“效果史”的论述，注重把握权力运行的效果，而不是权力运行过程的起因。在权力的分析中，策略是一个中心概念，与这一概念一同使用的还有技术、战术这样一些军事术语。福柯之所以偏爱军事的术语，就在于这些概念强调了权力运作的实际过程。最后，权力首先是生产性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传统的权力分析总是强调权力消极否定的一面，将权力视为某种障碍。不过，通过对监狱以及性问题的分析，福柯发现权力首先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生产性的网络。在福柯看来，生产性网络的权力会永无止境地创造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在各个社会组织之间构建互相作用线。福柯对权力的积极性的强调，并不是说权力是好的，而是让人们注意权力并不仅是被动的禁令，而更多是产生许多效果的机制或技术。

福柯权力分析的一个重点，是从细节分析入手，从各种细微的实践着手分析权力。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福柯强调的是，对权力的分析应特别注意权力的微观物理机制，他认为权力应该在各个不同的局部领域之间变换，要有不断变换的形态，而且能渗透到社会的整个肌体。即福柯所谓的毛细形式的权力。其次，福柯认为传统的权力分析，尤其是君主时代的权力运行方式，与现代社会的权力运行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后者主要是借助于对各种细枝末节的管理来实现的。最后，福柯的“微观权力”概念与他的“生命权力”一起将权力的分析与身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福柯的理论中，“身体—权力—知识”构成三位一体的分析格局，动摇了传统权力分析中暗含的“身心二元论”和超验主体的观念，这是福柯对权力主体解构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