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各类主要“优势学说”的内涵

一、绝对优势说

亚当·斯密被誉为经济学的鼻祖，同时也是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说的提出者和国际分工理论的奠基人。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从“论分工”起笔，系统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讨论了资产的性质、积累和作用，论述了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同途径，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并分析了国家的收支及主要职责（Smith, 1776）。

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劳动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一国内部不同职业、不同工种之间通过分工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以制针业为例说明了这一观点。在这一例子中，分工前，一个工人独立工作，一天无法制造出20枚针，甚至一枚针都制造不出来；但是，通过分工，十个工人分工从事制针流程中的18个流程，一天能制造出4.8万枚针，平均每人每天能制造4800枚针，劳动效率提升了几百倍甚至上千倍。斯密认为，这种分工效应的好处主要归于三种来源：①每一个特定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②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通常要损失的时间；③工人针对具体工作可以发明机器，从而节约大量的劳动。

尽管分工具有如此多的好处，但斯密认为它的起源并非因为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所能创造的收益，而是源自人性中进行交换的自然倾向。这种交换倾向受到自利心的鼓舞从而导致分工。分工和交换进一步鼓励了每一个人从事一种专门的职业，并培养和完善他从事这一行业的才能或天赋。在斯密看来，不同的人在天赋才能上的原初差异实际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成年人从事不同的职业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才能，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斯密的这些观点为几百年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智慧源泉。

在斯密所处的时代，重商主义盛行。重商主义学者往往认为，一国财富的增进取决于贸易顺差和金银在本国的积累，不利的贸易差额将使国家濒于灭亡。但是，现实中，与重商主义者预料的相反，实行开放门户政策并允许自由贸易的国家，并未因自由贸易而灭亡，反而因此而致富。斯密在《国富论》的“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猛烈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逻辑，并提出了绝对优势说。他认为，一国的财富应当看国民所能享用的商品和服务，而不应看金银的存量；一国的盛衰要看年生产和年消费的差额，而不应看贸易差额；重商主义限制竞争性商品的进口只是保护了生产者的利益，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他认为，适用于一国内部不同职业、不同工种之间的分工原则，也应当适用于各国之间；各国通过发挥各自的擅长开展国际分工和贸易，有利于实现双方福利的增进。

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说中，优势体现在一国在生产某种产品上比另一国拥有绝对高的劳动生产率（即一个人单位劳动时间所能生产的产品数量）或者拥有绝对低的劳动成本（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一个人的劳动时间）。因此，这里“优势”可以解释为“一国由于在某产品生产上拥有绝对高效率或绝对低成本，从而具备的超越其他国家的有利形势”，这本质上是一种静态效率优势或成本优势。

二、比较优势说

（一）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比较优势研究及其中的优势含义

尽管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说，开创了国际分工理论，并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贸易的互利性，但绝对优势说没能说明如果一国生产任何商品的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即前者没有任何绝对优势，此时是否还会有贸易发生？随着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原理（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该问题得到了解决（Ricardo,1817）。比较优势原理指出，即使一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较之另一国均处于绝对劣势，仍可以进行分工和互利贸易。一国可以专门生产并出口其绝对劣势相对小一些的商品（也就是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同时进口其绝对劣势相对大的商品。可见，发挥比较优势，其核心可归纳为“两优取其最优，两劣取其次劣”；而绝对优势论也可以纳入比较优势论，作为一种特殊情况看待。

李嘉图之后，不少古典经济学者进一步发展了比较优势原理。1844年，约翰·穆勒（J.S.Mill）追随李嘉图的思想，提出了决定国际贸易中商品交换价格关系的法则——相互需求。他认为，进口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为了换取该项进口所需出口的商品的数量，而这种国际交换的条件（即贸易条件）又取决于贸易双方对对方商品的需求强度和需求弹性。这一研究成果是对比较优势的重要发展。

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比较优势研究中的“优势”体现为一国生产某产品的相对效率（用其他产品衡量）高于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相对效率，或者一国生产某产品的相对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相对成本。可见，在此视角中，优势可以解释为“一国由于在某产品生产上拥有相对高效率（用其他产品衡量）或相对低成本，从而具备的超越其他国家的有利形势”，这本质上是一种静态相对效率优势或成本优势。

（二）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比较优势研究及其中的优势含义

到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扩展到了国际经济领域，第一代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帕累托（V.Pareto）、恩瑞克·巴罗恩（E.Barone）等对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对穆勒的贸易条件论进行了更加严格的模型化，并采用标准的新古典分析范式将一国的贸易均衡和贸易收益描述出来（Maneschi,1998）。

尽管不少学者对比较优势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长期以来未能形成一套成熟的贸易理论，以解释为何国家会出口或进口特定的产品。这一主题促使赫克歇尔（Heckscher,1919）和俄林（Ohlin,1933）提出了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即所谓H-O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ry）。该理论从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出发，重点考察了国家生产要素禀赋与参与国际分工之间的关系。该理论指出，在技术、偏好以及商品和要素质量在各地等同的假设下，一国将趋向于在出口生产过程中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商品，在进口生产过程中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商品，从而获得最大的福利效应。这一结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将外在、显性的生产某类产品的比较优势（后文简称“生产比较优势”）转化为内在的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对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此后，不少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H-O定理，衍生出一些新的理论和模型，例如FPE定理（Samuelson, 1948,1949）、S-S定理（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Rybczynski定理（Rybczynski, 1955）、H-O-V定理（Vanek,1968）等。

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研究中，优势可以解释为“一国由于在某要素上具有相对高的丰裕程度（用其他要素衡量），从而具备的在该要素密集产品生产上超越其他国家的有利形势”，这本质上是一种静态禀赋优势。

（三）内生和动态比较优势研究及其中的优势含义

无论是李嘉图所讨论的比较优势，还是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它们都属于静态的外生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主要由先天的技术差异和要素禀赋差异决定。20世纪后半叶，一些学者认识到外生比较优势在解释国际贸易以及指导经济发展中的不足，开始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知识生产、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分工等角度研究比较优势的内生性问题。

（1）规模经济的视角。早在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就尝试将规模经济引入国际分工理论，指出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外生比较优势，只要存在规模经济，两国仍然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化分工，产生内生的比较优势。之后，以克鲁格曼（Krugman,1979,1980,1991）为代表的学者系统地改变了新古典国际经济理论的假设，放弃了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强调市场结构、规模经济、消费者需求偏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基于此提出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和政策建议。这些研究说明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外生给定的要素禀赋和技术差异，规模经济也是重要内生决定因素，从而解释了大量的行业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它占据了当今世界贸易的主要份额）。

（2）“干中学”的视角。这一视角由阿罗（Arrow,1962）开创，他认为知识是一种生产过程的副产品，任何知识和技能的增加，都是在解决问题的反复实践中形成的，通过“干中学”实现积累。克雷和汪（Clemhout and Wan,1970）、菲德尔和施密茨（Feder and Schmitz,1976）、克鲁格曼（Krugman,1987）、杨格（Young,1991）、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b）等研究也都说明了“干中学”效应对于比较优势内生、动态演化的重要影响。

（3）知识生产的视角。这一视角假定知识生产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其中存在外部性和排他性。外部性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排他性则保证了知识能够作为一种经济物品生产。罗默（Romer,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艾金和霍伊特（Aghion and Howitt,1992）等在这条路径上做了重要的工作。他们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企业有意识进行研发的结果，而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目的是追求创新所能带来的垄断性优势。

（4）“人力资本”的视角。在舒尔茨（Schultz,1960,1961）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后很长的时间内，人们都没有注意人力资本在决定比较优势以及经济长期增长中的关键作用，而仅仅把人力资本看作一种内生的积累要素（Bond, et al, 2003）。直到1983年，芬德利和克洛斯基（Findlay and Kierzhowski,1983）才在凯南（Kenen,1965）的基础上，正式将人力资本引入标准的两要素、两产品贸易模型。卢卡斯（Lucas,1988）将人力资本引入内生增长分析，在这个方向上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他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了边干边学和比较优势的演化，指出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科研人员、高技能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能对研发效率和生产效率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比较优势并不完全由传统的生产要素禀赋决定，人力资本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较快，则有利于比较劣势向比较优势的转化。

（5）专业化分工的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传统贸易理论中的分工思想进行了重新思考，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并提出了基于专业化分工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这一视角认为，比较优势可根据分工前和分工后的生产率差别分为外生和内生两类。其中，由先天的要素禀赋差异以及技术差异决定的外生比较优势在分工前就已经显示出来，而内生比较优势则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人为地创造出来，它有可能在要素禀赋及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杨小凯和博蓝德（Yang and Borland,1991）认为，内生比较优势形成的主要动力是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熟能生巧”：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人们的生产经验比较有限，生产率比较低，承受商品交换过程中交易成本的能力较低，因而主要表现为自给自足状态；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逐渐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交易成本，从而开始了专业化分工和贸易；专业化过程中的“熟能生巧”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率，使得人们能够承受更高的交易成本，从而展开更深层次的专业化分工和更细致的贸易。这一过程将持续下去，成为内生增长的机制，直至耗尽分工演进的所有潜能。

综合上述视角，可见在内生比较优势研究中，优势可以解释为“一国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知识生产、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专业化分工等内生机制的作用，从而形成的在特定产品生产（用其他产品衡量）上超越其他国家的有利形势”，这本质上是一种由内生机制作用演化的效率优势。

与比较优势的内生性研究的发展相伴，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也逐渐被学者所认识（Balassa,1979; Proudman and Redding,2000; Landesmann and Strehrer,2001）。然而，“动态比较优势”这一概念经常被用于两种不同的语境，引起了一些误解。

一方面，克鲁格曼（Krugman,1987）、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等学者用其说明比较优势随着时间动态演化。在这一视角下，优势的含义与以上几类解释是一致的，只是要根据具体分析的问题进行相应调整。

另一方面，在东亚发展经验的讨论中，它又被用于说明国家遵循静态比较优势有可能与长期福利效应相悖，因此国家面临一个权衡——根据静态比较优势选择国际分工，抑或选择进入一个不具备静态比较优势，但能够带来长期发展收益的产业部门。这个含义一直缺乏明确的定义。为此，雷丁（Redding, 1999）建立了一个两个国家、两个产业部门（高技术h和低技术z）、基于古典生产函数（即Yz=AzLz, Yh=AhLh）的经济模型。他指出，如果，则认为t时刻本国和外国（标注*）分别在低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上具有静态比较优势；但如果满足，则认为t时刻本国和外国分别在低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上具有动态比较优势。可见，在这一视角下，优势可以解释为“一国由于在某产品生产上拥有相对高的效率增长率（用其他产品衡量），从而具备超越其他国家的有利形势”，这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相对效率优势。

三、后发优势说

首次明确使用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他在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62）一文中，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经验分析，阐述了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特征。基于此，他提出了一个后进国家追赶先行国家的主张，其核心思想是：相对经济落后具有积极作用，它可以系统地替代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一些先决条件，引进先行国家已经开发出来的技术，借鉴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采用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最优做法”，因此具有一种“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是后进国在推动工业化方面所拥有的特殊益处，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先行国家无法拥有，因此也称为“落后的有利性”。

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之后，利维（Levy,1966）、摩维兹（Abramovizt,1989）、艾肯（Elkan,1996）、伯利兹（Brezis,1993）等国外学者，以及罗荣渠（1993）、施培公（1999）、陆德明（1999）、樊纲（2002）、郭熙保（2000, 2004）、林毅夫（2003d）、侯高岚（2003）等国内学者，进一步发展了后发优势理论，对后发优势的内涵和实现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究。

利维（Levy,1966）从现代化的角度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具体化，阐发了后发优势的内涵和表现。他认为，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①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发展早期丰富得多，理论准备比较充分；②后发国有条件大量借鉴先发国家的成熟制度、技术、设备乃至组织机构；③后发国可以在技术等方面跨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④后发国可以参考先发国的发展路径，从而对未来发展趋势有更清晰的预测；⑤后发国可以获得先发国在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罗荣渠（1993）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①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用强制方式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传播了现代化因素，促使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启动；②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避免走弯路，采取赶超战略实现跳跃式的前进；③后发国家可以借用先进国家的技术、资本等有利条件，提高国际竞争力；④后发国家可以联合对付先进国家的损人利己政策。

郭熙保（2004）对后发优势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更加普适性的界定。他认为，后发优势是指先进国家和地区与后进国家和地区并存的情况下，后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从理论上看，后发优势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科学技术、资本、劳动、制度以及结构转变。

侯高岚（2003）在对以往研究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对后发优势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和界定。他认为，准确把握后发优势的内涵，需要明确其承载主体、主体特征、通过何种途径发生特征转化。具体应从三层含义进行理解：①在时间维度上，从横向比较国家的发展程度；②在时间维度上、从纵向比较国家发展的途径；③在空间维度上，比较经济结构的转变。基于上述维度的分析，他认为，后发优势是指后进国家由于落后以及后发展地位而具备的在生产要素利用、配置方面的有利形势，即后进国家拥有资源优化、技术跨越、制度捷径三方面的有利形势，充分利用这些有利形势可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最终实现对先行国家的赶超。

综合上述观点，在后发优势研究中，“优势”可以解释为“一国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性（或者说处于后发展地位），从而在经济赶超方面所具备的超越先行国家的有利形势”，这本质上是一种潜在的效率提升和发展优势。

四、国家竞争优势说

国家竞争优势说的奠基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E. Porter）。他在《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一书中，基于对10个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丹麦、瑞士、韩国和新加坡）的翔实研究，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说（Porter,1990a）。

波特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任职于里根总统的产业竞争委员会时就逐渐认识到，错误地理解比较优势与国家竞争优势是经济发展产生问题的主要根源”, “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认为一国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而我认为这些投入要素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其作用日趋减少……国家应当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以确保投入要素的有效使用和升级换代”（波特，2002）1-2。他认为，国家的繁荣是创造出来的，而非自然遗传的。国家能否实现繁荣的决定因素并非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利率以及汇率，国家的竞争力最终取决于内部产业开展创新和升级的能力。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全部或者绝大多数产业中有竞争力，而只能在一些特定的产业实现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问题应当从产业的角度加以考察，国家竞争优势也归根结底是若干产业的竞争优势问题。一个产业所以具备国际竞争力，是因为它有一个充满远见、动态和挑战性的国内环境，包括强大的国内竞争者、强势的供应商以及挑剔的客户等。在一个全球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随着知识的创造和吸收逐渐成为竞争的基础，国家的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家的价值观、文化、经济结构、制度以及历史都会影响企业国际竞争的成败（Porter,1990b）。因此，国家是一个企业最基本的竞争优势，它不但影响企业的战略，也是创造并延续生产和技术发展的核心。

波特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图1-1），以解释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它由四大关键要素构成，分别是：要素条件（Factor conditions）、需求条件（Demand conditions）、相关与支持性产业（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以及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同业竞争（Firm strategy, structure and rivalry）。其中，生产要素是互通有无的根本，需求条件是产业冲刺的动力，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有助于形成休戚与共的优势网络，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促使产业内部形成多元化的新企业。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它们分别是机会与政府。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重要角色，政府则可以控制干预与放任之间的平衡。这些要素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在后文中，会专门就如何使用“钻石模型”以提升国家竞争优势进行综述。

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波特还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发展的四个阶段，分别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是国家竞争优势发展的主要力量，通常会带来经济上的繁荣；第四个阶段则是经济上的转折点，有可能由此而走向下坡路。

综合上述观点，在国家竞争优势研究中，“优势”可以解释为“一国在某产业（或产业环节）的国际竞争方面所具备的超越其他国家的有利形势”，这本质上是一种竞争中的占优态势。

波特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比较优势分析方法，提出了新的分析范式，这为其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但是，波特的模型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过于注重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对于跨国经济的影响重视不足，这使其在解释开放经济、发展中国家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后续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发展。

卡特赖特（Cartwright,1993）基于新西兰竞争力的研究，提出了“多因素钻石模型”。他认为，对于小国经济、出口依赖型经济以及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化经济，应当在钻石模型六要素的基础上再加上五个开放因素，分别为海外要素创造能力、与海外环境中相关和支持性产业的联系、满足海外顾客需求、海外市场竞争以及产业面向国际的目标和结构。

提出生产折中理论的邓宁（Dunning,1993）在研究波特的“钻石模型”时认为，随着技术革新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性以及它们之间形成的相互作用网络对国家竞争优势有较大影响。因此，在“钻石模型”中，除了考虑政府和机会两个外生变量外，还应当加入跨国经济这第三个外生变量。

鲁格曼和迪克鲁兹（Rugman and D'Cruz,1993）在研究加拿大问题时认为，波特的“钻石”体系不能很好地解释加拿大这样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都比较小的经济。加拿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美国有紧密的联系。加拿大的本国企业既可以利用美国市场以扩大生产，同时又面对美国在加投资企业的竞争。这种关系使得加拿大的产业竞争优势不仅源于本国的经济环境，还深刻地受美国经济环境的影响。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融合加拿大和美国两国条件的“双钻石模型”。然而，这一模型主要适用于加拿大、新西兰等周围有较强经济体的国家，却不适合其他小国，如韩国、新加坡等。为此，莫恩等（Moon et al,1998）又提出了更加一般化的“双重钻石模型”，同时考虑“国内钻石”、“国际钻石”，乃至“全球钻石”（图1-2）。

图1-2中，最外围代表“全球钻石”，在一个可预见的时段内，其大小是一定的；最中间的是“国内钻石”，它根据国家的大小和竞争力的不同而大小有所差异；中间的虚线围成“国际钻石”，它代表国家的竞争力同时被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所决定。“国内钻石”和“国际钻石”的差异反映了跨国行为的影响。跨国行为主要包括引进或者输出外国直接投资（FDI）。

此外，为弥补“钻石模型”在解释发展中国家中的不足，韩国学者乔东逊（Cho.D.Sung,1994）在研究韩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九要素模型”，在原先“钻石模型”核心四要素和机遇的基础上加上了工人、政治家和官僚、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工程师四类人力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