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国际贸易体系的起源（18世纪中期—19世纪中期）

现代国际贸易与早期国际贸易的区别

在民族国家和现代市场形成之前，跨越国界的贸易早已存在。不过当时跨国贸易的主要目的还是互通有无，而不是追求合理分工和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模型的成立需要两个前提：假设运输费用低至可忽略不计，假设有关贸易的信息可以迅速交流和沟通。而这两个条件在16世纪之前并不存在。

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此前的国际贸易成本高昂，收益没有保障。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山地、沙漠，还是环绕非洲海岸的航行，风险都很大，而需要先期投入的费用惊人。结果，只有相对稀有而且便于携带的商品才会进入国际贸易，比如丝绸、香料、金银，以求一旦交易成功能够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由于只有很小一部分人买得起这些昂贵的舶来品，跨国贸易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有限。在上千年的时间里，贸易只是偶尔影响一个社会的风气。更普遍的情况是，国际贸易只能改变上层社会的时尚，平民百姓的生活并不受冲击。各国从跨国贸易中获得的经济收益也不明显。所以明清皇帝可以毫不迟疑地发布禁海令，令日本商人十年一贡，而且“船只两艘，人只二百，违例即以寇论”。当日本人请求缩短贡期时，中国官吏指出批准他们定期贸易已经是天朝上国的恩典，他们的倭刀、纸扇对中国而言是可有可无的。

17世纪的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含义。工业化带来了新产品，并且普遍扩大了生产规模，使以前的奢侈品走进大众市场。不过更为关键的是，新技术带来交通和通讯领域的革命，使大规模的定期的国际贸易成为可能。其中最重要的技术变革是蒸汽机在陆海运输当中的应用。19世纪初期，欧美各国开始铺设铁路，快捷的运输网络逐步形成。

与此同时，轮船与帆船展开了竞争，发起了海上运输的革命。远洋运输费用在1815—1851年间首次出现大幅度的全面下降。现代的运输方式不仅降低了运费，缩短了贸易时间，而且扩大了运货量，提高了运输的安全性。国际贸易的成本降低，它涉及的商品也不再仅限于奢侈品，不再仅限于满足上层社会的需求。只要存在比较优势的产品，就能够创造贸易收益。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日常生活用品成为贸易的主体，贸易对于国民经济开始产生普遍的持久的影响。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出现了。

各国对国际贸易变革的反应

国际贸易的发展必然会相应地改变国际体系，改变市场与国家的关系。依靠技术创新的支持，市场力量推动国际贸易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跨越国家边界，寻求获益机会。习惯于经济独立、自成一体的国家意外地发现，跨越国界的商品流动正在把它们的命运联系起来。

面对这种挑战各个国家反应不一，可以说大部分国家不免心存疑虑。它们不愿意对市场力量轻易让步，希望能像以前一样控制贸易的后果。如果贸易能够使本国富足，利润能够按原有的安排分配，保证社会安定繁荣，政府就会积极支持（如果能使竞争对手在贸易中衰落自然更好）；如果贸易使本国财富流失、社会动荡、国际地位受损，政府自然会想尽办法加以阻止。事实上，现代国际贸易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不均衡发展，交易的结果是有人欢乐有人愁。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在此时的国际贸易中占据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它拥有当时全球最完善的运输系统、最熟练的技术工人、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最合理的银行体系。早在1750年间，英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实现商业化、工业化，在众多的工农业部门都明显占据优势。因此，它顺理成章地成了国际贸易的中心。当时英伦三岛的居民占世界人口的2%不到，但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和过境英国的贸易额加起来占到世界贸易额的1/5左右。同时英国也是从贸易中获益最多的国家。到1801年，出口收益已经占到国民收入的18%，仅棉纺出口一项就提供了7%的国民收入。英国人意识到，“贸易在历史上首次成为经济成长的发动机”，它使英国人享有当时世界最高的收入水平。英国自然最积极支持国际贸易的扩展。

对其他欧洲国家和少数已经独立的美洲国家而言，国际贸易的发展利弊参半。他们希望扩展对自己有利的东方贸易，赚取利润。但又担心价格低廉的英国货占领自己的国内市场，或者把自己的产品挤出东方市场。所以它们的态度是犹豫和矛盾的。

相比之下，亚非国家还没有感受到国际贸易正在发生的根本变化，它们仍然以不变应万变，坚持以往管理小额奢侈品的贸易政策。比如仍然规定外国商人必须在指定口岸进行贸易，不能直接进入内地市场。早期的跨国贸易涉及的货物少、利润高，所以贸易商可以接受这样的交易制度。而此时依靠廉价、大规模销售的贸易商就认为限制太多，会使他们无法赢利。

总的看来，虽然国际贸易在17—18世纪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它的政治基础并不牢固，没有得到政策保障。积极支持贸易扩展的国家极少，持消极、疑虑态度的国家居多。而关键在于欧洲大陆国家和新独立的美国的态度。如果它们也积极发展贸易，尚处于懵懂状态的亚非国家并没有左右大局的力量。如果它们支持限制贸易，英国就会陷于孤立状态。1786年英法曾经达成《艾登条约》，同意相互削减部分产品的关税。但这个刚刚露头的自由贸易趋势很快就被欧洲大陆的革命和动荡打断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后一种可能似乎正成为现实。支持法国革命和反对法国革命的欧洲国家相互实施贸易禁运，一开始是出于战争目的，结果在各国内部都促成若干政治和经济集团，他们因禁运而获得巨大利益（比如英国的地主和法德的工厂主）。所以在战争结束后，他们主张继续执行控制贸易的政策。各国虽然取消禁运，但纷纷提高关税，对进出口施加限制，制造各种贸易障碍。

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

扭转这一趋势的是英国政府的行动，英国在19世纪30、40年代的激烈争论之后，选择了贸易自由政策。在此之前，英国虽然在国际贸易中获益最多，但也和其他国家一样想方设法控制进出口，追求相对获益。其政策包括：（1）制定并实施“航运法”（Navigation Acts），其核心目的是保证英国本土成为殖民地物资的集散地，借助庞大的殖民帝国使英国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航运法规定非经英国政府许可，外国商人不得与英国殖民地通商；外国向英国殖民地出口，必须先将货物运到英国纳税，方可转销；英国殖民地的主要产品，如烟草、蔗糖、原棉等，只能运往英国本土或领地；其他允许殖民地出口的货品，也必须先运至英国纳税，然后转销。此外，航运法还力保英国航运业的领先地位，希望通过控制远洋运输来操纵国际贸易。它规定英国殖民地向英国出口，必须使用英国船只。所谓英国船只是指由英国或其殖民地建造，且3/4的船员是英国人。（2）颁布执行谷物法，限制自欧洲大陆进口谷物，维持国内市场的粮食价格，以保护本国大地主的利益。其中1815年的谷物法最为著名，它规定只有在每夸脱小麦的国内价格超过80先令时，才允许进口。（3）严格限制机器出口，不准熟练工人移居欧洲大陆，以确保自己在工业革命中建立的技术优势。

保护政策意在保持英国的领先地位，同时平衡国内各集团的收益，但是它在国内国际两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国际领域的风险是，它可能使保护主义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占上风，那么受打击最重的将是贸易竞争力最强的英国。就国内经济发展而言，保护政策阻碍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因为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是使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英国在工业革命中领先，它的劳动力转移也最快。在18世纪末，英国的粮食生产已经无法自给自足，要依靠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盈余从国外购买粮食。拿破仑战争之后各国纷纷管制国际贸易，英国工业生产能力虽然不断提高，但难以进入国外市场，出口增长缓慢。英国的粮食明显供不应求，粮价上涨，甚至发生饥荒，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学家纷纷直言保护政策走进了死胡同。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它分析了现代国际贸易的规律，证明参与世界贸易和国际分工总会对国家有利。对经济先进的英国而言，开放自己的市场会带来一定的损失，但如果能换取海外市场的开放，最终的收益肯定更大。支持自由贸易的力量在这个旗帜下联合起来。1838年，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发起了反谷物法同盟，要求废除谷物法，实现完全自由的贸易。在辩论和政治较量中，新兴的工厂主和商业资本家占据上风。英国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法。同时取消对技术交流的限制，主动降低1500多种产品的关税（1841—1881年间，其关税下降幅度接近21%）。到1860年，英国制定了第一个体现自由贸易原则的预算。其中大部分粮食关税被废除，总的关税税目压缩到48个，英国殖民地享有的特惠税率也被取消了。它标志着英国正式选择自由贸易作为国家政策。

可以说，英国的选择确定了现代国际贸易体系的基调，那就是谋求绝对获益，鼓励自由贸易。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它通过两种方式把其他国家纳入这个贸易体系中。对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它发挥着示范和引导的作用。欧美各国都希望进入英国市场、获得英国技术，而英国政府坚持以降低关税、支持自由贸易为前提。事实证明，英国市场的吸引力相当强大，战胜了其他国家保护国内市场的本能。欧洲各主要国家先后同英国达成了削减关税、支持自由贸易的协定。

其中1860年英法之间达成的“科布登—薛瓦利（Cobden-Chevalier）条约”，又称“英法商约”或“科布登条约”，最为著名。英国在条约中承诺废除所有的制成品关税，大幅度降低酒类的进口税。法国则同意对来自英国的各种制成品和煤炭、焦炭等工业原料降低关税。引人注目的是，英国在这个条约中创立了“最惠国待遇”概念。法国削减关税的政策只针对英国一国，而英国承诺的关税减让将自动扩大到其他国家。最惠国条款很快成为贸易协定必不可少的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荷兰与英、法、德、美都相互保证给予最惠国待遇，那么当荷兰在英国压力下把对英国钢铁产品的关税从20%降到10%的时候，法、德、美对荷兰出口钢铁时就可以自动交纳10%而不是20%的关税。最惠国条款的出现对自由贸易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推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有效地限制了贸易歧视；另一方面，它使支持自由贸易的力量很容易在国际谈判中占上风。如果两个国家就关税水平发生争执，要求减少关税的国家可以得到其他国家的普遍支持，因为降低关税的好处大家可以共享，这样坚持高关税的国家就将面临联合压力。

与此同时，英国依靠军事技术优势，以武力迫使亚非国家接受它的贸易政策。它在非洲和东南亚沿海建立一系列的殖民地，以控制商路和东方市场。并对印度和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企图打开两国庞大的市场。我们所说的两次鸦片战争在英国人来说是两次通商战争。他们当然在逃避贩毒的恶名，但也说出了一些实情。英国政府不会仅仅为维护一些鸦片贩子的利益而与清帝国作战，把它推上战场的是更强大、更有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如纺织品出口商、工业制造商、控制海路的船主等，他们一直对庞大的中国市场抱有幻想，认为只是腐败愚昧的清政府阻止他们到中国发财。所以，两个条约中他们最看重的是降低关税和开放通商口岸。清政府的无知表现在它宁愿割地、接受外国人管理关税，也要减少开放口岸。清廷上下把西方人出现在内地、登上庙堂看成最大的灾难。而从现代的观点看，失去关税控制权才是致命的损失。看印度的例子，在英国吞并印度之前，印度是棉布出口国，孟加拉的农民在农闲（旱季）时家家以织布为业，产品质量和规模都使英国出口商相形见绌。如果借助关税保护，印度的纺织业有可能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启动资金，并且维持过渡时期的社会稳定。而英国控制印度之后，英国的廉价纺织品不受阻碍地大量倾销，印度手工织布作坊成片倒闭，印度成了英国棉布的最大市场。

到了19世纪60、70年代，全球各地众多的国家都卷入了国际贸易活动，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体系。后面的章节还会陆续介绍一些贸易、金融领域内的国际体系，它们的建立过程有明显的相似之处。首先是生产或者流通、消费领域发生技术革新，引起经济活动的变化。其次会出现解释变革、提出对策的经济理论。然后这些理论在经济科技领先的国家中赢得政治支持，成为先进国家、核心国家的经济政策。接着，核心国家或者通过示范引导，或者通过外交活动，甚至军事征服，使其他国家效仿自己。

回顾贸易体系的出现，首先是运输技术的革新降低了贸易成本，使大规模、大众化的贸易成为可行；接着出现比较优势理论，打破重商主义的桎梏，主张贸易自由；而后自由贸易主张在英国国内政治斗争中获胜，成为政府政策；然后英国软硬兼施，使其他国家接受或至少在表面上认同自由贸易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