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两次大战与贸易保护主义
战争的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震撼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至少造成了四个方面的变化和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战争的结果没有反映战前形成的经济力量对比。迅速崛起的德国战败;停滞不前的英法获胜,而且掌握了战后和谈的主导权,使同为战胜国的美国相形见绌。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此时应居各国之首。
表2-2 1913—1938年间世界制造业生产的分布 单位:%
说明:1.1913年数字按照一战后调整的边界计算。
2.本书引用时取消了对印度和瑞典的单列,归入其他地区。
资料来源:阿尔伯特·乔治·肯伍德、阿兰·洛赫德著,王春法译:《国际经济的成长1820—1990》,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战争与和谈带来了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核心国家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允许市场力量矫正战争的结果,还是以政治安排约束经济发展?
其二,随着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的瓦解,在中东欧和中东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兴的民族国家,仅欧洲各国的边境就增加了1.2万公里。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其“十四点和平计划”中倡议实践民族自决原则,英法吸取了维也纳体系的教训,也决定支持这些国家的独立。毫无疑问,一战之后的凡尔赛体系比起拿破仑战争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在政治上要进步和开明,更能够保证中东和东欧的稳定。但在原有的三大帝国内突然出现众多的国家边界,以前的国内经济联系现在成了国际经济活动,必将对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动产生影响。新生国家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相当引人关注。
其三,工业制成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战前,欧洲国家与美国垄断了工业制成品市场。1914年后,欧洲各国集中力量生产军火,并且相互进行潜艇战、封锁对方海上运输线。欧洲对外出口急剧下降,以前依赖欧洲产品的亚非拉各国开始自主生产,民族企业在战时获得很大发展。另有一部分原属欧洲的市场份额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企业获得。战前技术领先的英国出口能力下降最明显。1913年日本进口制成品的一半以上来自英国,到1929年已下降到25%;同期,英国产品占印度进口的比例下降了75%。欧洲国家,特别是作为主要战胜国的英法,能否接受这种市场损失?亚非拉国家是否愿意让欧洲产品重新进入自己的市场、恢复在战时失去的份额?
其四,20世纪初期的科技进步改变了初级产品的贸易地位。一方面,农业开始实现机械化,各国的农业生产能力普遍提高。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大型机械出现,化肥普遍使用,粮食的运输和保管设施也更先进,造成农产品的供应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一些廉价人造产品的出现对原材料生产构成了冲击。铝材可以代替木材,原油中提炼的合成橡胶可以代替天然橡胶,人造纤维可以代替棉花,香料和染料也有了人工合成的替代品。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明显下降。供求相互作用使初级产品价格一路下跌,其赢利能力开始明显落后于工业制成品。事实上,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初级产品”这个概念,并且有分析家断言: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无法实现现代化。这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度富足的拉美国家是个沉重的打击,使它们对自己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产生了疑问。
贸易保护政策
现在看来,上述挑战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则性问题:新的国际经贸体系将会有什么样的风格,是鼓励各国继续合作、重视绝对收益,还是允许各国以自身利益为重、强调相对收益?在面对挑战时,多数国家选择了后者,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经济关系的特点。
首先,主要战胜国坚持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美国要求欧洲国家偿还在一战中欠下的巨额债务,英法给德国规定了规模惊人的战争赔偿,同时又设法抵制美国资本的扩张。例如在中东地区,英法以委任统治的名义牢牢控制了阿拉伯国家,企图独占当地的石油开采权,排斥美国资本。美孚公司在战前已经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勘探,做好开采石油的准备工作,但英国获得委任统治权之后,却不再批准该公司入境,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抗议。核心国家之间互不相让,带头展开不留情面的竞争。
其次,三大帝国废墟上建立的新生国家也选择了画地为牢,而非统一合作。这要归咎于英法美所犯的严重错误。它们在分配旧帝国财产时漫不经心,不考虑生产和贸易的实际需要,只是简单地按照地域把经济实体划分给新生国家。以奥匈帝国为例,它的煤矿给了波兰和捷克,而煤矿的主要客户——炼铁厂分给了奥地利。小麦的主要产地在波兰,从事加工的面粉厂在匈牙利,而面包的主要消费市场在奥地利。过去长期保持的经济联系现在被国家边界层层分割。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他们预言新生国家会理智地选择秩序和合作。但经验证明,刚刚获得国家主权的民族总是把维护独立自主放在首位,对原来的帝国伙伴特别是原来的统治民族(此时是奥地利、土耳其、苏俄)充满戒心。各种贸易和投资壁垒纷纷建立,旧帝国的经济联系被抛弃,新的合作关系却迟迟没有进展。
最后,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更是激烈,各国政府采取各种政策手段保护自己的市场,同时鼓励出口,扩张在别国市场上的份额。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相继提高制成品关税,保护钢铁、机械、纺织、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抵制欧洲产品的进入。其中美国在1922年制定的《福特纳—麦库伯法案》,把关税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拉美国家试图组织生产联盟,共同减少初级产品的产量,以维持其价格。英法则利用对殖民地的控制,以高价向当地出口工业产品,以低价收购初级产品,把其他国家排斥在外。
20世纪的20、30年代可以说是政治决策制约经济活动、国家权力左右市场竞争的时期。各种形式的贸易战此起彼伏,贸易对于经济成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1913—1937年间,人均世界贸易每十年的增长率仅为3%。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贸易的增长勉强与世界生产的增长持平。到了20世纪30年代,贸易已经明显落后于生产的恢复和增长。在这一时期,国际贸易已经不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成了导致经济萧条的因素之一。
乍看起来,德奥等战败国、印度和中国等亚非国家因为国际政治地位低,是贸易战的输家。其实长期贸易战的结果已经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任何国家最终都无法获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后,仅有的一些国际合作安排也土崩瓦解。经济形势恶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国际政治的稳定,德日等国试图以武力改变不利的处境,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贸易保护为基调的国际体系以彻底的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