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西学东渐视野中的德国资源与留德学人

西学东渐，作为一种具有强大潜在冲击力的外来思想资源输入方式，其实早在明清之际就已开始，“从16世纪末开始，直到18世纪末中断，在两个多世纪里，缓缓地流淌在雄浑壮阔的历史长河之中”[1]。这其中扮演主角的是远来的传教士，“利玛窦等之来也，一以传西方之宗教，一以传西方之学术。既供地志、时钟，兼自述其制器现象之能，明其不徒恃传教为生也”[2]。传教士的正业应当是传教，但他们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传播西方学术，是他们介入中国语境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功用甚至超出宗教本身。而就中德文化交流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有论者认为：“在17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汤若望的名声仅次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但这位德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实际作用，应该说超过利玛窦”[3]。就中德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汤若望作为当时享有重要声誉的传教士，德国资源之进入中国，实可以从他算起。

但中国对德国文化作为一种国别资源的关注，却要等到19世纪后期才逐渐开始。[4]这与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在欧洲崛起大有关系。1876年，李鸿章乘洋员李劢协（Lehmeyer）归国之便，派遣七名武官赴德国学习军事技术[5]，这是近代中国人留学德国的滥觞。而之所以选择德国，与李鸿章对德国的推重大有关系，俾斯麦与克虏伯都得到他很高评价；作为一代重臣的李鸿章尚且如此，也就难怪当时许多中国人都把德意志帝国看做中国未来发展的楷模。[6]

政府高层的推动，当然对德国文化进入中国有所助益；但文化层面的实质推进，才是最根本的。虽然早在1866年，斌椿就曾记录下自己对普鲁士及其首府柏林的观感[7]，但德国文化真正在中国语境产生广泛影响，还要算是德国传教士花之安的著作《德国学校论略》[8]，有感于“华士徒艳泰西之器艺，而弃其学问，掇其糟粕，遗其精华”，花之安所以要“略言书院之规模，为学之次第，使海内人士知泰西非仅以器艺见长，器艺不过蹄涔之一勺耳”[9]。花之安虽然只是强调泰西，但在国人看来，德国资源之凸显则明白无疑。作为京师同文馆教习的李善兰，则是在读了此书后，“始知德国之必出于学校者，不独兵也，盖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10]。应该说，德国文化资源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可从此书算起。不但黄遵宪、郑观应等当时的文化名人都通过此书了解德国教育；而且行政官员，下至一般地方官，上至封疆大吏，都对德国以教育兴国的典范作用表示推重。1901年，当时被视为疆臣之首的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称：“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惟德最详……兴学之功，此其证明”[11]。

就晚清西学东渐的大背景来看，德国资源介入中国，属于明显的后发国家。[12]但由于其在世界范围的名声，更由于近代中国本身对于强国之道的强烈诉求，德国迅速成为中国的一个榜样。尤其是在甲午战败、戊戌无功、庚子巨变之后，德国的军事胜利、教育制度、民族精神、政治体制都被中国人视作模范。1904年康有为就认为：

德政治之美实甲百国，无利不立兴，无弊不立除，选吏既精，能用人，尤奉命，故内外百司莫不任职，皆德主威廉为之也。威廉之才，诚英绝冠大地者也……德联邦各自立，俨如专制，不能干预各邦政治也。然威廉为之，则内之收普国之完全君权，外之收德联邦政权，尽反各邻邦宪政之体，是应有奇祸焉。而德民戴爱，甚至联邦，奉命惟谨，德以大治，强盛于万国，其英绝之才岂有比哉……德虽云立宪国实则君主专制国也。[13]

1906年，康又说，德国的强大并非基于自由的功效，而在于对军事化的、富有效率的专制制度的重视。他说：“今人艳羡欧人之自由，岂知其立国之基，乃由于极专制尚武之君为之。”“盖普立于四战之地，非尚武不能立国，而尚武之主必雄猜专制，而今日卒成霸。”[14]相比之下，即便是自由太祖的法国、立宪先师的英国，都不能与威廉二世所统治的德国相匹敌。所谓：“如言治国乎，则德为第一，德国之成上治也，古之以道德为化者，非所论也。若以政为治也，昧昧我思之，则大地古今万国，殆无能比也。古者之不及也，则物质未修，机电之器未备也，今各国之不及也。美、法则自由太甚也，英则自尊不进也，余则小国寡民无力也，否则守旧也，是以今德独先也。”[15]不过，康有为借来德国，明显的还是要解决自家问题，因为德国的君主制度与崛起事实，正是他所企慕不已、希望实现的“治国平天下”之梦。[16]但我们不难看出，德国文化之传入中国，并被援为思想资源，确实是在中国面临极度危机的情况下，首先在政治层面得以表现的。[17]

如果我们将视线从国家危亡的背景暂时移开的话，就会注意到，除了以俾斯麦、威廉二世乃至毛奇等为代表的政治人物之外[18]，德国文化资源也在此期以相当迅猛的速度进入中国。

以思想传播言，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发表《哲学大家德儒康德》，后又介绍尼采[19]，可谓开德国文化进入现代中国之先河。其余对德国文化传入中国有贡献者，诸如王国维、鲁迅等皆是[20]，这与他们学习日文或留学日本，受到日本当时推崇德国文化思想影响大有关系。[21]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与19世纪后期主要停留于对德国军事胜利与政治强盛的羡慕不同，进入20世纪后，中国知识阶层对德国文化有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这既与其时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输入背景有关，也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与历史使命紧密相连。

以文学翻译言，《新青年》（1915—1921）中还没有德国作品出现，而在《小说月报》（1921—1925）里，德国作品的翻译已在35国译作中达到第5位[22]；如果根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所提供的“翻译总目”统计，“五四”以后八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共187部，其中德国有24部，居第三位。[23]

而就德国思想文化整体输入中国的情况来看，德国汉学家鲍吾刚等作出的以下统计会给我们以很大帮助：

就这一统计表来看，德国思想文化的输入显然是后来居上，远远高于自然科学。所以张辉强调：“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比较而言，德国文化进入中国，更多的是以其独特的思想性见长并因此而受到中国学人的关注的。这与德国文化深厚的思辨传统不无一定的关系。”[25]而就德国文化资源介入中国来看，有以下几个热点值得关注，除了前面提到的《教育世界》之外，还有20世纪20年代的《民铎》推出的“尼采专号”与“康德专号”[26];1932年时的歌德逝世百年纪念；1930年代中德学会的活动；20世纪40年代初期战国策派运动。

有论者将晚清的西学东渐分为两段：“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主要以外国传教士为西学传播主体；甲午战争后，戊戌维新运动至民国成立前，以留学生为西学传播主体。”[27]其实，这一论断可以下延。德国文化的传播则更为特殊些。我们注意到，很少有留德学人直接参与早期中国对德国文化的输入，就传播主体来看，从传教士到留日学人再到留德学人，是德国文化介入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一个特有过程，它既与中国留学史发展本身紧密相连，也与中国根据自身需要对德国资源加以选择息息相关。

其实，就留德学人史来看[28]，自1910年代以蔡元培、马君武为代表的现代留德学人陆续归国，在中国文化场闪亮登场，就注定他们要占据传播德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传教士退出历史舞台是大势所趋；留日学人虽然对德国文化的传播作出很大贡献，但毕竟难以摆脱西书转贩的痕迹，受到留学时代日本大气候的影响。若论对德国文化的深刻体会和理解同情，自然还当属留德学人。虽然，“从数量上来看，与留美、留日、留法的留学生相比，留德本身毫无意义”，但如果论及某些方面的特色和归国后的影响，对留德学人则值得刮目相看。[29]这确是事实，且不论高达1/3 （650人）的获博士学位者，也不谈超过700名被收录进名人传记的留德学人[30]，仅以本书所论列的文化史意义而言，至少有以下事件值得特别关注：

1917年，蔡元培借来洪堡思想在北大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一举奠定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马君武创办广西大学，同样借鉴了德国大学思想，但思路却另有别择，同样为中国工科大学的发展进行了极为有益的探索；

20世纪30年代，宗白华作为中心人物参与的纪念歌德逝世百年的活动；

之后，郑寿麟、杨丙辰、冯至等人主要参与的中德学会的文化努力；

20世纪40年代，以陈铨、贺麟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对德国文化的极端推崇；

……

可见，在现代中国，凡是有关德国资源的重要推介活动，无不有留德学人的身影存在。这，正是本书选择留德学人这一特殊视角来探讨德国文化资源接受问题的原因。

在我看来，留德学人对于德国文化资源的接受，乃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转折。这既意味着接受主体的彻底变化（相对于传教士），也意味着在对象国亲身经历的居留与学习过程并非可有可无（相对于留日学人）。就本书论述之主旨选择，其中心命题表现为现代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寻路的意识。希望通过选择具有共同背景的留德学人，强调其对德国文化资源的接受，以突出对西学东渐背景的细化；其表现，则归结为留学归国后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其时段大致以20世纪上半期为限。

本书试图在广义的大文化史中，探讨留德学人的意义。这一大文化史概念，是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狭义文化史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整合，尤其突出各专门领域相互渗透、综合作用的“互动性”。虽然充分注意到各领域的相互影响，但考虑到撰写的可操作性，本书立足于个案研究，即各选择一名有代表性的学人作为每个领域的代表，如相对强调马君武的教育史意义、宗白华的文化史意义、陈铨的思想史意义、冯至的文学史意义，而将学术史作为共同的学人背景压在每个个案的背后。试图以这样的选择，来呈现留德学人在大文化史背景下的意义和作用。

之所以未选择在现代文化史上具有同样声名乃至有更大影响的留德学人个案，如蔡元培、陈寅恪、季羡林等，是基于以下考虑：蔡元培作为现代文化史上的中心人物之一，其影响之巨大而深远自不用赘言，但考虑到他在北大的改革具有极为特殊的背景和不可复制性，所以就现代中国大学发展史而言，恐怕反而不如马君武的创办广西大学更有普遍意义；再者，马君武借鉴德国工科大学思想的办学理念，学界显然还未引起足够关注；而关于蔡元培改革北大与德国大学思想的关系，已有学者作出比较精审的研究。陈寅恪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主要基于其学术贡献和对现代学术精神的奠基作用，而本书考虑到纯学术领域对于广泛的社会生活影响有限，不将学术史单独论列，而将留德学人所共同的学术背景压在纸背，所以陈寅恪未能成为本书的论述个案。至于季羡林，要到1945年才留德归来，其影响则主要在1949年以后，而本书论述的主要是20世纪上半期的留德学人活动，故此也不将其作为研究个案。以上诸位，包括其他具有文化史意义的现代留德学人，诸如张君劢、王光祈、傅斯年、贺麟、何思源、陈序经、朱家骅等，他们虽非本书重点研究的个案，但并不意味着忽略他们的重要作用；在合适的时候，他们都会被纳入本书讨论的范围，以显示现代留德学人“众声喧哗”的景象。

尽管本书强调的是留德学人的文化史意义，但如果仅仅是就留德学人谈留德学人，仍会显得空泛；为了不孤立地看待留德学人，我们就需要考察在晚清以降的留学史上，在中德两国思想文化关系的大背景下，留德学人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1] 参见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5页。

[3]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4] 1861年，普鲁士派遣使节团到中国和清政府签订条约时，中国人对普鲁士似乎仍一无所知（参见丁建弘、李霞：《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例如，京师同文馆建立之初，就只教授英、法、俄三国文字，不包括德文。1871年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击败强大的法国，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其军事和政治地位显然受到中国重视，京师同文馆于同年开设德文馆（参见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新设德文时称“布文”，后才改为德文（参见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关于同文馆情况，请参见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1985年。

[5] 他们的名字是：卞长胜、朱跃彩、王得胜、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但总的来说，这次派遣的效果并不算好，七人之中，卞、朱二人因为学习太差而先调回国；杨德明患病，学业不佳；王得胜成绩平平；查、刘、袁三人于1879年回国，也没有显露特别的才华（参见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关于早期留德生情况，还可参见孟虹：《“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人留学德国的时代背景以及各阶段的特点》，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汉学所，系作者见赠之未刊稿；叶隽：《清末至1949年以前中国留德学人史略》，载万明昆、汤卫城主编：《旅德追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15—768页。李鸿章强调之所以派人留德，是因为：“德国近年发奋为雄，其军政修明，船械精利，实与英俄各邦并峙，而该国距华转远，并无边界毗连，亦无传教与贩卖洋药等事。臣前晤该国驻京使臣巴兰德，谓中国如派人前往学习船政军政，彼国必当尽心教导。是该国素敦友谊，亟应及时联络，师彼长技，助我军谋。”李鸿章：《卞长胜等赴德国学习片》（1876年4月20日），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页。

[6] Ying Sun:Aus dem Reich der Mitte in die Welt hinaus—Die chinesischen Gesandtschaftsberichte über Europa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utschlands von 1866 bis 1906（从中国走向世界——1866至1906年间中国使节关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报告）. Frankfurt am Mainz,1997, SS.156—166．关于李鸿章与德国的关系，参见丁建弘：《李鸿章与俾斯麦》，载中国德国史研究会、青岛中德关系研究会编：《德国史论文集》，青岛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362页。

[7] 斌椿：《乘槎笔记》，载《走向世界丛书》合集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1页。

[8] 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生于德国科堡（Coburg），曾在巴塞尔大学、图宾根大学攻读神学。1864年8月受莱茵传教会派遣往中国，从事传教、教书、行医等活动。他是有名的汉学家，以精研中国经典著称，提出过“孔子加耶稣”的口号。他用汉语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著作，如《德国学校论略》（1873）、《教化议》（1875）、《自西徂东》（1884）等。另有论者认为，花之安还著过《泰西学校》或《西国学校》等书，其实都是《德国学校论略》一书。参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9] 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鄂中质社1897年版，第4页。

[10] 李善兰：《泰西学校论略序》,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2页。

[11] 张之洞、刘坤一：《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12] 熊月之将晚清的西学东渐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11—1842年；第二阶段为1843—1860年；第三阶段为1860—1900年；第四阶段为1900—1911年（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5页）。就译书统计来看，第三阶段有哲学社会科学书123种，占总数的22%；到第四阶段则社会科学比重加大，“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三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的61%……这表明中国输入西学，已从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为主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德文共有24种，占4%，仅次于占绝对优势的英文书89种， 16%的比例。参见上揭书第14、13页。与传播器物技术的书籍不同，思想文化的传播是有着鲜明的国别色彩的，所以，德国资源的凸显也就特别值得关注了。鲁军的研究，也同样印证了这一判断。他在统计了晚清输入国内的翻译文献后，对晚清以降外来知识大输入过程中各种门类知识的输入顺序做了个归纳：“兵工——格致——法政——哲学、文学”。然后相应变成学科性质，就排列成一个知识输入的逻辑顺序，即：“应用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文学”，他认为：“这个逻辑顺序即是近代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科学的认识过程，或者说是向西方学习的认识过程”。在他看来，“知识创造过程”和“知识输入过程”是有区别的，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把“知识输入过程”当成了“知识创造过程”，这就意味着要重复“知识创造过程”的“资源、才智、时间的浪费”以及“许多弯路和歧路”；而日本缩短了这一过程，“因此他们的输入运动基本上是成功的”。参见鲁军：《清末西学输入及其历史教训》，载丁守和、方行主编：《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118—119页。

[13] 《德国游记（三）》，载康有为：《康有为遗稿：列国游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156页。

[14] 《德意志沿革考》，载康有为：《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406页。

[15] 《补德国游记》, 《康有为遗稿：列国游记》，第386页。

[16] 梁启超于1905年也强调，自德意志帝国建立以来，俾斯麦政府统治下的德国，名为立宪之国，实为变相的开明专制，德国在世界上的优先地位正取决于这种制度。参见《开明专制论》，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卷文集17，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47—48页。

[17] 德国资源在政治层面受到重视，乃至发挥作用，是另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从李鸿章到孙中山到蒋介石，都相当看重德国，关于孙中山与德国的密切关系，可参见Roland Felber:“Sun Yatsen und Deutschland”（孙中山与德国）, i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1900—1949）. Wissenschaftliche Zeitschrift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1998:2, SS.121—147．陈仁霞：《孙中山的联德活动（1921—1924）》，载华宗德、孔德明主编：《日尔曼学研究——贺张威廉先生百岁华诞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320页。关于蒋介石如何想借重德国模式，来建立其独裁政权的论述，请参见〔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陈谦平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225页。

[18] 梁启超即提到过“德将毛奇”，不过他更注意到文化层面的东西，引用毛奇之语说德军之胜利当归功于小学校生徒：“非吾侪之功，实彼等之力”。参见《教育政策拟议》，载《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第948页。

[19] 梁启超：《哲学大家德儒康德》，载《新民丛刊》第5号，1902年4月；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载《新民丛刊》第18号，1902年10月。关于梁启超由于留日而产生的知识结构的变化，请参见钟少华：《梁任公留日百年祭——关于“知识体系”的文化思考》，载《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54页。

[20] 王国维由留日而深受德国哲学影响，归国后创办《教育世界》，成为其时传播德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媒介。其中涉及德国文化的篇目达数十篇，对康德、尼采、叔本华、歌德等均有涉及，如：《德国文豪代希尔列尔合传》（1904年，第70号）、《尼采氏之教育观》（1904年，第71号）、《汗德之哲学说》（1904年，第74号）、《汗德之知识论》（1904年，第74号）、《汗德之事实及其著书》（1904年，第74号）、《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1904年，第75、77号）、《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1904年，第76号）、《汗德像赞》（1904年，第77号）、《叔本华像赞》（1904年，第77号）、《尼采之学说》（1904年，第78、79号）、《书叔本华遗传说后》（1904年，第79号）、《格代之家庭》（1904年，第80、82号）、《德国哲学大家叔本华传》（1904年，第84号）、《尼采与叔本华》（1904年，第84、85号）、《哥罗宰氏之游戏论》（1906年，第104、105、106、110、115、116号）、《教育之家希尔列尔》（1906年，第118号）、《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1906年，第120号）、《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1906年，第123号）等。

[21] 留日学人通过留学日本而对德国文化的亲近乃至推崇，是当时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因为在当时，“尼采思想乃至德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是磅礴着的。”（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 《沫若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535页）。就中国留日学人来看，因留日而受到德国文化影响的，不乏其人，如王国维对康德的推崇：“笃生哲人，凯尼之堡。息彼众喙，示我大道……赤日中天，烛彼穷阴。丹凤在霄，百鸟皆喑。谷可如陵，山可为薮，万岁千秋，公名不朽。”（《康德像赞》,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15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2页）。关于王国维对叔本华思想的接受，请参见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鲁迅也一样受到德国思想的影响，请参见伊藤虎丸：《鲁迅的早期尼采观与明治文学》，载王琢编：《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225页。郭沫若、成仿吾、田汉等均是，不再一一列举。

[22] 《小说月报》中德国作品有36篇，其中小说33篇，戏剧2篇，诗歌1首，分属7位作家（参见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5—66、81—83页）。《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8号还开辟了“德国文学研究专栏”，但都从日人作品译出，如山岸光宣：《近代德国文学的主潮》、《德国表现主义的戏曲》；金子筑水：《最年青的德意志的艺术活动》；片山孤村：《大战与德国国民性及其文化艺术》。之后还有A. Filippov:《新德国文学》（1922年第13卷第8号）、Gerhart Hauptmann原著：《新德国文学的新倾向》（1922年第13卷第12号）；余祥森：《二十年来的德意志文学》（1929年第20卷第8号）等。

[23] 《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381页。

[24] Bauer, Wolfgang & Hwang, Shen-Chang（ed.）:Deutschlands Einfluβ auf die moderne chinesische Geistesgeschichte—Eine Bibliographie chinesischsprachige Werke （德国对中国现代精神史的影响——中文出版物目录）. 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1982, S. XXII．此表的统计数字，包括所能见到书目的1949年前中国的所有出版物，以及1949年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出版物。

[25] 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中的现代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26] 《民铎》由李石岑主编，创办于1916年，1936年停刊，是相当有影响的思想评论刊物，其以“促进民智，培养明德，发扬民力为宗旨。论理朴实，无党无偏。立说务求平近而切世用，力去艰涩之弊。”《宗旨》，载《民铎》创刊号封二，1916年。李石岑（1892—1934），湖南醴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8年夏曾赴德国等欧洲国家考察西方哲学，曾较早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能与李石岑自身的留日背景有关，《民铎》相当注重西方思潮的介绍，除了“尼采号”（1920年第2卷第1号）、“康德专号”（1925年第6卷第4号）外，还出版过“现代思潮专号”、“柏格森专号”等。关于此问题，请参见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第66—70页。

[27] 安宇、周棉主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该书总论中专列一节论述“留学生与西学东渐”，见上揭书第38—61页。

[28] 就留德学人史看，进入20世纪后，才逐渐进入发展期，1902年共有25名留德学人在德国高校就读；1906年上升到近50人，1909年达77人，1911年辛亥革命前为113人（参见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640页）。他们的中国文化史意义，可以蔡元培、马君武等1910年代的学成归国为标志。

[29] Harnisch, Thomas: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中国留德学生——1860至1945年间留学的历史和影响）. Hamburg: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1999, S.481.

[30] Harnisch, Thomas: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 S.485,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