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玄奘对唯识学的弘扬

公元7世纪那烂陀大乘佛学振兴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戒日王的支持，另一方面则缘于玄奘在那里的一系列弘法活动。因而，玄奘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公元7世纪印度佛教史上的关键人物，他对那个历史时段佛教事业的记述、参与及建树，是后人了解当时印度佛教、揭开诸多谜底的重要资料与线索，而他本人转益多师、遍参有道的求法经历，会通大乘与小乘、和会中观与唯识的融通视野，以及称扬大乘、雄视百家的宏大气魄，更成为当时印度佛学尤其是瑜伽唯识学兴盛的重要标志。

玄奘在印度佛学史上的位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

首先，玄奘遍历五天印度，转益多师，广泛学习佛教经论，其佛学根底与视野受到印度各地僧徒的称赏与礼敬。

在西行求法之前，玄奘在国内即已广参诸师，通达诸大乘经典与唯识学系的论典。在未出家之前，玄奘就已熟习《法华》、《维摩》等经论。出家为僧后，玄奘先后随景法师听《涅槃》，从严法师学《摄论》，后又至成都听宝暹讲《摄论》、道基讲《杂心》、惠振讲《八犍度论》。受具足戒后，又在赵州从道深学《成实》，到扬州听惠休讲《杂心》、《摄论》。唐贞观元年（627），玄奘再到长安，从道岳、法常、僧辩、玄会诸师钻研《俱舍》、《摄论》、《涅槃》，他很快就穷尽诸家学说，誉满京师。广研诸说之后，有感于诸家学说存在的差异，尤其是《摄论》、《地论》两家有关法相之说的矛盾，玄奘心生到印度求取总赅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的想法。有人以为玄奘的这种想法很可能是受到当时来中国弘法的那烂陀寺僧波颇的影响。考虑到波颇到达长安的时间也是在贞观元年，而且他就是那烂陀寺座主戒贤的弟子，这种猜想并非没有可能。由于玄奘对佛教经典相当熟稔，而且在取经路上能够随听随学，在西行途中他就能够屡挫小乘僧徒。行至高昌时，玄奘在奇特寺遇见了专习小乘的木叉毱多。木叉曾留学印度二十余载，广涉众经，而以《声明》最善。玄奘与他就《俱舍》教义展开讨论，很快就使他赧服，并生敬畏之心。他给玄奘的评价是：“此支那僧非易酬对。若往印度，彼少年之俦未必出也。”^[27]在高昌王妹婿所在的活国，玄奘又碰见一位曾经游学印度、在葱岭以西颇有名望的僧人达摩僧伽。玄奘就小乘《婆沙》义申问，达摩僧伽皆不能酬对，使其生起崇敬之心。

在北印度佛学重镇迦湿弥罗国，玄奘于胜帝释寺（Jayendra）值遇年届七十的僧称法师，倾心求教，深受僧称看重，僧称专门为他讲授《俱舍论》、《顺正理论》，以及《因明》、《声明论》。当时此国的佛门诸大德如大乘学僧净师子、最胜亲，有部学僧如来友、世友，以及大众部学僧日天、最胜救等皆是当地颇负盛名的义解僧，见僧称对玄奘如此看重，即登门辩论，玄奘酬对应答，亦逐一使其惭服。

如是之类的事例不胜枚举，今依《大唐西域记》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载，将玄奘在印度诸国参学的情形逐一论列，以见其为学之广博（见表1—6）。

表1—6 玄奘在印度诸国参学情形

续表

从玄奘师法的对象来看，他们主要分布于南、北、中印度各国，其中又以中印度与北印度居多，由此也可以看出印度各地佛学的发展情况。从玄奘所学习的内容来看，涵盖了大小乘佛学以及声明、因明诸种门类，包括小乘说一切有部、经部、正量部、大众部等部派的论典，大乘中观学派的《中论》、《百论》，以及唯识学派的《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还有当时印度各个宗教派别都要学习的声明与因明。

正是缘于对诸派经典的广泛学习，玄奘才能更深刻地领悟唯识学派的胜妙之处，因而在与外道，以及佛教内部不同部派的辩论中能够不囿于一宗派、一典一论。正是这种深厚广博的佛学根基，他才能高树法幢，把那烂陀寺的唯识学声势推至高潮。

其次，对外道与大小乘褊狭之见作有的放矢的破斥。

在五天印度巡礼求学之后，玄奘回到那烂陀寺继续向摩揭陀国诸大德如智贤、胜军问业。当时有一位顺世外道（Lokāyatika）登门论辩，立四十条教义，书写后悬在那烂陀寺的门口，并声称，如果能难破其中的一条他就斩首谢罪。奇怪的是数日之后，佛教僧徒并没有人做出回应，不知是此婆罗门立义高深，还是诸大德不屑回复。在这种情况下，玄奘命侍者取回悬书，审视之后，即将其毁破，派人将婆罗门带进寺庙，请戒贤等大德为证，与之辩论。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保存了一段文字，是玄奘针对此顺世外道所作的驳难，其内容如下：

如多外道、离系外道、髅鬘外道、殊征伽外道，四种形服不同；数论外道（旧曰僧佉）、胜论外道（旧曰卫世师也），二家立义有别。

多之辈以灰涂体，用为修道，遍身艾白，犹寝灶之猫狸。离系之徒则露质标奇，拔发为德，皮裂足皴，状临河之朽树。髅鬘之类，以髅骨为鬘，装头挂颈，陷枯磈磊，若塜侧之药叉。征伽之流披服粪衣，饮噉便秽，腥臊臭恶，譬溷中之狂豕。尔等以此为道，岂不愚哉！

至如数论外道，立二十五谛义，从自性生大，从大生我执，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十一根，此二十四并供奉于我，我所受用；除离此已，则我得清净。

胜论师立六句义，谓实、德、业、有、同异性和合性，此六是我所受具，未解脱已来受用前六；若得解脱，与六相离，称为涅槃。

今破数论所立，如汝二十五谛中，我之一种是别性，余二十四展转同为一体，而自性一种以三法为体，谓萨埵、剌阇、答摩。此三展转合成，大等二十三谛，二十三谛一一皆以三法为体。若使大等一一皆揽三成，如众如林，即是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实？又此大等各以三成，即一是一切。若一则一切，则应一一皆有一切作用。既不许然，何因执三为一切体性？又若一则一切，应口眼等根即是大小便路。又一一根有一切作用，应口耳等根闻香见色。若不尔者，何得执三为一切法体？岂有智人而立此义？又自性既常，应如我体，何能转变作大等法？又所计我其性若常，应如自性，不应是我。若如自性，其体非我，不应受用二十四谛。是则我非能受，二十四谛非是所受，既能所俱无，则谛义不立。^[28]

顺世外道或作顺世派（Lokāyata），是印度古代唯物论的一派，主张人的身心由地、水、火、风四元素即四大组成，四大离散，五官、五识皆归之虚空，所以人死后一切皆无，灵魂亦不存在，并由此否认轮回、业，否认祭祀、供仪、布施的意义。在认识论上主张感觉论，强调基于生活实践的快乐。同时，此派又将四大分析至“极微”，即最小的物质单位，除此极微外，便无他物。他们主张极微又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极精虚，指心与心所；清净，指眼、耳、鼻、舌等诸根；非虚净，指色、声、香、味等之外法^[29]。在上段文字中，玄奘在批驳顺世外道的同时，也兼及其他印度教派别。如其中的多外道指涂灰外道（Bhasman）为事奉大自在天的派别之一，他们以灰涂体，遍身艾白，形如在灶台旁卧着的猫狸，企图通过受持牛、狗戒修苦行而得升于大自在天。离系外道或称尼虔子外道（Nirgrantha-rāvaka），即裸形外道，主张离一切系缚而修苦行。髅鬘外道也是修苦行的一派，他们取人之髅骨为鬘而悬于颈项，通常栖隐于枯木、石堆、冢侧等处。殊征伽外道（Juiga）是着恶衣餐恶食以期获得解脱的苦行派别，主张诸蕴皆有其自性。数论与胜论则是六派哲学中的两个派别，分别立二十五谛义与六德义，玄奘在这里简要介绍其根本思想之后，尤其针对数论二十五谛义的矛盾之处作了批判。

就这样，玄奘通过对外道诸派形貌的鄙陋以及根本思想中矛盾之处的评破，将这位婆罗门征服，命其随侍左右。

玄奘与小乘佛教的交锋，主要是针对经量部般若毱多的《破大乘义》而引发的。依《大唐西域记》所载，玄奘入印度时，正量部的势力仅次于说一切有部，盛行于北印度之外的十九国，僧徒合计六万多人。摩腊婆国是西印度佛学的中心地，而正量部僧众就有两万人。当时，南印度老婆罗门般若毱多（Prajñāgupta，智护，慧藏）发挥正量部的说法，作《破大乘论》七百颂，为各派小乘师所一致推崇，并被乌荼国小乘僧徒作为向那烂陀大乘唯识学派挑战的“战书”。受戒贤委托，准备参加论战的海慧、智光、师子光三人都深怀戒虑，足见其学说的严密性。玄奘则基于大小乘经论的深入理解，并通过被他降伏的顺世论婆罗门了解其理论体系，找出其矛盾之处，利用大乘理论逐一破斥，用梵语写成一千六百颂的《破恶见论》，深受戒贤及其徒众的叹赏。与经量部的这次辩论最后并没有公开举行，据玄奘弟子窥基的记载，戒日王曾三次派人请般若毱多来论战，毱多三次都借故回绝了。^[30]

与正量部的论战虽未如期举行，玄奘的《制恶见论》很快在印度传播开来。戒日王与玄奘相见时，首先就提出要读取此论。据戒日王转述，长于学问与义解的小乘论师提婆犀那（Devasena,天军），常攻击大乘，读了《制恶见论》之后，深怀戒惧，听说玄奘要来与戒日王相见，就望风而逃，找个借口跑到吠舍厘去了。戒日王阅后深生钦敬，又把此论送与精擅正量部义的妹妹，王妹亦赞叹不已。紧接着，戒日王就为玄奘在曲女城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法会，意在向印度的沙门、婆罗门及外道宣扬大乘的微妙之理。

这次法会的规模可谓盛况空前。参加者有五天印度的十八个国家，通解大小乘佛教的僧众三千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那烂陀寺千余人。开讲当日，先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供佛活动，戒日王扮成帝释的样子，手执白拂侍于右侧，鸠摩罗王扮作梵王的样子，执宝盖侍于左，佛像则置于中间，显示出对佛教的尊崇。到达法会场所，将佛像安置于宝座，戒日王与玄奘依次供养，然后才让十八国王、诸国高僧千余人、婆罗门五百余人、各国的大臣二百余人，依次进入会场，其余僧俗众人在会场外安置。经过施食、布施之后，玄奘才登宝座正式开讲，宣扬大乘教理，阐明制作《破恶见论》的意义。同时让那烂陀寺的明贤法师警示大众，如果提出的问题有一字无理被驳倒者，就要以头谢罪。在这种情形下，小乘僧徒与外道没有一位敢于提出异见。后来，有一位外道气愤不过，试图要谋害玄奘，被戒日王制止。在戒日王的支持下，玄奘在为期十八日的法会内，没有遭遇一位持异见者，由是声名远播，大乘学说得到空前弘扬，玄奘也被冠以“大乘天”的美名。

玄奘《制恶见论》的具体内容，由于原文佚失，今天已不得而知。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载：“且如大师周游西域，学满将还，时戒日王，王五印度，为设十八日无遮大会，令大师立义……大师立唯识比量云：真故极成色，不离于眼识，宗。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因。犹如眼识，喻。”^[31]根据这些记载，我们能够了解的是，玄奘的《制恶见论》是用因明学的辩论方法申述大乘唯识学说的义理。

玄奘对小乘诸论师的攻破与教化，还可以通过他与那烂陀寺慧天论师的交往见出。慧天对小乘十八部颇为精通，在那烂陀寺负有盛名，玄奘住寺时即曾与之切磋，并对其昧于大等方等经典的做法有所批判。在曲女城法集期间，还私下与之论辩，使其顺伏，以至于玄奘归国后，犹来信通好，申述其思念之情。

玄奘对大乘唯识学说的弘扬，还可以通过他对中观学僧师子光的破斥见出。师子光（Siṃha-rami）是那烂陀寺的大德，在那烂陀寺为僧众讲述《中论》与《百论》时，常驳斥《瑜伽》的教义。玄奘看出师子光的褊狭与局限，便与之论辩，使其无法应对。从他听讲的僧徒也转过来向玄奘问学。玄奘向僧众指出《中》、《百》论旨所攻破的“空无所得”，仅限于唯识三性中的遍计所执性，而不能兼及依他起性及圆成实性。师子光不能善悟，昧于此理，见《瑜伽论》中有“一切无所得”的字样，即声称《瑜伽论》也把圆成实性视为“空无所得”无自性存在。玄奘有感于此，即著《会宗论》三千颂，以会通中观与唯识教理。撰写完毕后，玄奘即把它送给戒贤等人，再次受到那烂陀僧众的叹服。师子光看后亦深生惭愧之心，即逃往菩提寺，同时让东印度的同学旃陀罗僧诃前来助阵，向玄奘问难。旃陀罗僧诃过来后，也惮于玄奘的声威，不敢上前论难。

除上述诸端外，玄奘在印度期间还破斥过东印度迦摩缕波国的外道婆罗门教，并教化其国王皈依佛教。鸠摩罗王是从玄奘降伏的顺世婆罗门那里了解到玄奘的，然后邀玄奘至其国，为此还不惜动用武力。玄奘应邀前往，诸外道婆罗门也云集王宫，要与玄奘展开辩论。经过几个回合的往复，玄奘即使诸外道婆罗门屈服，令鸠摩罗王心生敬重之心，非常虔诚地向玄奘请教诸佛功德。为教化此王，玄奘著《三身论》三百偈，讲述如来三身利物的功德，鸠摩罗王阅后，欢喜赞叹，即顶戴受持，从此与戒日王一起成为佛教的赞助者。当戒日王为玄奘举行法会时，鸠摩罗王也积极参与，并向僧众布施。玄奘对鸠摩罗王的教化也促进了佛教在东印度的进一步传播。

公元7世纪中叶大乘唯识学说在印度的振兴，除了戒日王的大力扶植外，还与玄奘在那里高建法幢弘宣唯识教理密不可分。倘结合上述玄奘在印度期间立佛法正道以袪外道邪教，树大乘义理以除小乘之弊，会通中观与唯识的诸种行迹，可以发现这种说法还是颇有道理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玄奘在与不同观点的僧徒论辩时，本着佛教的慈悲教化精神，在降伏论敌后，经常善加诱引，往往使其皈依佛教，转依大乘，系心唯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