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一 后笈多时代佛教回顾

笈多王朝崛起于今北印度比哈尔邦一带，原来属于摩揭陀古国的统治区域。公元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Chandragupta I，约320—335年在位）建立笈多王朝，定都华氏城（Pāaliputra）。其子沙摩陀罗笈多（Samudragupta，335—376年在位）征服北印度与中印度大部，举行马祭大典，使远近诸国臣服，成为继孔雀王朝之后统一南北印度的大帝国。旃陀罗笈多二世（Chandragupta II，约376—415年在位）号称“超日王”（Vikramaditya），他战胜西印度的塞族王朝，笈多王朝出现“人民殷乐”的太平盛世。承其王位的鸠摩罗一世（Kumaragupta I，415—455年在位）曾举行盛大的马祭活动，但很快，国内的太平盛世就被大规模的叛乱打破。其后塞建陀笈多（Skandgupta,公元455—467年在位）平息叛乱，击败哒人（白匈奴）进犯，维护了帝国的统一，因此亦号称“超日王”（Vikramaditya）。塞建陀笈多之后，在哒人的入侵和冲击下，笈多王朝的统治渐趋式微，其影响力不断减弱，先前笈多王朝统治下的许多地方王公也纷纷独立，成为地区性的小王国或政治势力。公元6世纪，笈多王朝的残余势力被局限于摩揭陀、阿踰陀一带，其统治者一般被认为是笈多王朝的封臣，而非其后裔，故人们通常将其称为后笈多王朝。

笈多王朝前后二百余年，大致维持了南北印度的一统局面。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国内经济发达、贸易畅通，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为印度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等古典文化的全面繁荣提供了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丰厚充裕的物质基础，笈多时代因此成为印度古典学术的黄金时代。笈多文化在继承贵霜文化鲜明的外来文化色彩之时，更高扬印度本土文化传统，把印度古典文化推向巅峰；笈多王朝把婆罗门使用的梵语尊为官方语言，迎来了古典梵语文学的兴盛时期；两大史诗及几部主要的往世书文献陆续用梵文编写出定本，更出现了以迦梨陀娑（Kālidāsa）为代表的古典梵语诗人和戏剧家；笈多时期也是科学昌明的时代，其天文、历法和数学皆居于世界前列，冶金术也高度发达。笈多诸王大多信奉印度教，尤其崇拜印度教大神毗湿奴，但对佛教、耆那教等异教也采取兼容并蓄的宽容政策，使各种宗教都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婆罗门教已开始向印度教转化，正统的婆罗门六派哲学逐步系统化，以无著、世亲为核心的佛教瑜伽行派更把大乘佛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地。

不同学科的发展与繁荣为印度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的分化、融合乃至相互整合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促进了新的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的构建。当然，不同的宗教或哲学派别对当时的知识体系及不同学科的划分会有差别。对佛教而言，“五明”或称“五明处”（pañcavidyａ-sthānāni）是笈多时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并对后来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后笈多诸王中，羯毗陀笈多一世（Jīvitagupta I）与日军王（dītyasena）为佛教在其王国的持续发展付出较多的努力。公元539年，当羯毗陀笈多一世在位时，南朝梁武帝派遣的使节来迎请大乘经典与译经高僧，羯毗陀笈多一世曾派遣真谛到中土译经弘化。^[1]日军王则护持佛教，布施僧众，屡造寺庙。^[2]

大约从塞建陀笈多时代开始，摩揭陀的那烂陀寺逐渐发展成为印度佛教的中心，经历代帝王不断兴修，它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兴盛局面一直持续到12世纪。

吕澂先生据西藏传承的佛学史料，从佛教思想的传承与差别角度，把无著、世亲之后的大乘佛学分为两大阵营，即世亲学系与龙树、提婆学系。他认为，世亲之佛学“博大精深，充其极量”，其门徒众多，但只能各擅一科而未备全体。大致说来，可分为四科或四派，分别是传毗昙学的安慧，传唯识因明学的陈那、护法，传律学的德光，以及传般若学的解脱军。其中，陈那、护法都曾在那烂陀寺讲学弘法，此寺遂发展成为唯识、因明学的中心。承龙树、提婆之中观学者分为两派，一派以佛护为代表，一派以清辩为代表，他们都主要活动于南印度一带。^[3]

传世亲之学的四家与传龙树、提婆之学的两家，因各自关注的重点不一，故立场与思想都有很大的差别，甚或有许多相互矛盾、扞格依违的地方，因而相互之间的辩难也就时有发生。此时小乘各部如上座部、大众部、经量部与一切有部也有新的发展，并时时质疑大乘的合理性，认为大乘经典非佛所说。另外，佛教以外的其他教派，比如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印度教诸派别，也时时与佛教互相攻诘，争取宗教资源。于是佛教与外道、大乘与小乘、中观与唯识、中观之自立量与应成、唯识之有相与无相等，不同层次的争鸣与探讨此起彼伏，连绵未绝。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中，印度佛教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