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池田大作传播鲁迅的现实指向与价值体认
就鲁迅在日本传播的百年历史而言，鲁迅传播经历了二战前后、20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以后这样三个传播阶段。无论是喜爱鲁迅作品的普通读者，还是专门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由于受时代背景变化的影响，他们对鲁迅的接受心理以及阅读、译介和研究鲁迅的动机都不尽相同，因而，日本的鲁迅传播呈现出丰富复杂的传播景象。在战前和战时阶段，鲁迅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到日本，鲁迅的许多日本友人及弟子纷纷撰文回忆和怀念鲁迅。此时，鲁迅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尚处在发端和起步阶段。战后50—70年代，鲁迅在日本被视为“国民作家”来阅读，其在日本知识界和普通读者那里都有着很高的关注热度。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日本的鲁迅研究不仅开始变得相对冷清，鲁迅在日本读者中的关注度也明显降温。
在战后日本变化的时代语境中，池田大作一直贴近时代现实，时时关注着日本乃至世界的风云变幻，不过，他对鲁迅的阅读、接受与传播的热情却丝毫不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在战后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池田大作一直保持着对鲁迅的关注热情，但他对鲁迅思想资源的发掘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的。具体而言，在战后日本社会运动高涨期，鲁迅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池田大作便立足于当时的日本现实，在推行“人性革命”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发扬鲁迅思想精神在民众运动中的作用，因而池田大作在当时非常看重作为思想家和文学斗士的鲁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日本的时代语境发生重大转变，人们关注和阅读鲁迅的热度也开始锐减，池田大作便开始注重发掘鲁迅的教育思想价值和文化交流意义，从而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鲁迅的价值内涵。
自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鲁迅在日本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间的影响一直都非常大。考察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可以发现，他早年眼中的鲁迅形象主要是作为思想家和斗士的形象而存在的，因此他非常注重发扬鲁迅“精神革命”思想和不屈斗士精神在日本民众运动和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战后初期，日本的社会运动高涨，池田大作立足于日本的社会现实和改变日本“岛国根性”的需要，积极推行以佛学为基础的“人性革命”，而作为池田大作崇敬的思想家和文学斗士，鲁迅对他带领日本创价学会进行“人性革命”的社会实践自然有着重要影响和启示。所以在战后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池田大作从重视民众，关心民众，唤醒民众以及发动民众的角度出发，非常注重对鲁迅思想精神的内化和发扬。
进入20世纪80年代，过去被作为“国民作家”来看待的鲁迅，对日本青年来说变得越来越陌生了，日本的鲁迅接受开始向大学中的专业研究收缩。面对80年代日本变化的时代语境，池田大作一方面仍然推动鲁迅“精神革命”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也越来越重视发掘鲁迅的文化交流意义和教育思想价值，并以鲁迅为媒介，推进东亚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尤其是在1979年辞去创价学会会长，成为名誉会长之后，池田大作开始利用国际创价学会和日本创价大学等平台极大地传播和宣扬了鲁迅的文化交流意义和教育思想价值。
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日本，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总是跟自己的人生事业以及社会处境结合起来，积极有效地推动了鲁迅在日本乃至世界的传播。而事实上，池田大作对鲁迅的传播在日本乃至世界范围内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也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正如鲁迅长孙周令飞所指出的，池田大作在日本创价大学面向广大师生和社会民众的探讨鲁迅的长篇讲稿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不啻为继20世纪竹内好之后，在日本掀起的传播鲁迅精神、研究鲁迅思想的又一次高潮。而池田大作对鲁迅价值的深入发掘和传播践行既是对竹内好等80年代以前日本鲁迅研究者“学鲁迅”精神的继承和延伸，也是对80年代以后日本鲁迅研究界所建构经院化、知识化和玄学化“鲁迅学”的一种反驳。正如他在2002年被上海鲁迅纪念馆授予名誉顾问时所说：“我今后还要更加努力弘扬鲁迅，鲁迅也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宝贵财富。”[27]在战后80年代以后的日本，池田大作注重发掘鲁迅的世界意义和现实价值，并创造性地融合在社会活动、文化交流和教育事业中，这对我们今天发掘和利用鲁迅资源也提供了重要参照和借鉴。而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等国内三大鲁迅纪念馆先后分别向池田大作颁授了“名誉顾问”的称号，这正是中国学界和鲁迅研究学者对池田大作理解、接受和传播鲁迅文学、思想和精神所表示的一种敬意，这也显示了“池田先生跟鲁迅先生有一种没有见面的友谊”[28]。
实际上，池田大作的出生比鲁迅晚了近两代人，他不能像鲁迅的同时代人那样以亲历者“在场”的姿态来描绘眼前的鲁迅形象，也不能像与巴金、冰心、金庸、王蒙等作家那样能够进行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但这并不妨碍他接近真实的鲁迅本身。虽然不能与鲁迅进行直接的交流，但池田大作一直都在通过对鲁迅作品的阅读体悟来与鲁迅展开心灵的对话，通过现实中的经历和碰撞来感知鲁迅的精神思想。这其中既有从文学家的角度对鲁迅文学进行诗性的解读，又有从思想家的角度对鲁迅思想进行深刻的洞察；既有从世界性的视野来审视鲁迅的价值意义，又有着对鲁迅思想精神的传承与践行。池田大作正是通过自身在现实中的经历和碰撞来阅读和感知鲁迅，寻求与鲁迅的精神相通，进而达到生命的相融。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的日本“后战后”时期，日本的时代语境发生变化，人们关注和阅读鲁迅的热度锐减，但池田大作依然以传播鲁迅思想和传承鲁迅精神为己任，对鲁迅的文学和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发掘和宣扬鲁迅的教育思想价值和文化交流意义等，并留下了大量论述鲁迅的文献。有学者在梳理鲁迅在日本的传播史时就曾指出：“1928年出生的池田大作，也从鲁迅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养料，曾在创价学会广为传扬鲁迅精神。……直至近年，池田仍经常标举鲁迅思想和精神。”[29]具体而言，池田大作不仅在研究文章、对谈录、演讲、讲座中对鲁迅思想进行探讨和传播，也在随笔、诗歌和小说等文学创作中对鲁迅进行阐释，同时还非常注重将鲁迅精神思想运用于民众运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教育等领域。池田大作将传播和宣传鲁迅文化价值和精神思想作为自己当仁不让的责任，正如他在纪念鲁迅的长诗中所说：“将鲁迅的文学/续向日本的青年传诵/让日本的青年/学习鲁迅，继承鲁迅/我谨记——在这个至高的荣誉之中/也有着一份无上光荣的重任在肩。”[30]
作为著名的宗教思想家，池田大作非常注重从“人性革命”的视域来探究鲁迅的思想价值。在他的著作中，就有一些专门探讨鲁迅文学作品、教育思想和“人学”思想的文章。《鲁迅的烦恼与勇气》一文指出，鲁迅是“笔的斗士”和“凝视内在精神的哲学家”两种形象的化身，偏重任何一面都是错误的。《“民众时代”的曙光——读鲁迅著〈阿Q正传〉》一文指出鲁迅是在灵魂深处唤醒民众的作家，阿Q正是鲁迅基于“爱民众”的立场而刻画民众的“原像”。《培育人——教育家的鲁迅》和《鲁迅：首在立“人”——通过阿Q来教育与鼓舞青年》等也通过对鲁迅教育思想的探讨，指出鲁迅是践行“立人”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作为著作宏富的文学家和世界著名桂冠诗人，池田大作在诗歌、小说和随笔等文学创作中也曾聚焦过鲁迅。他要么在作品中书写鲁迅的故事和赞颂鲁迅的事迹，要么在鲁迅精神影响下进行文学创作，宣扬鲁迅的精神价值。作为诗人，池田大作在多首诗歌中赞颂过鲁迅。长诗《文学界的巨人 精神界的先驱——为纪念伟大的鲁迅先生》赞颂了鲁迅伟大的人格，称其为以笔为武器的战士和精神界的先驱。在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王锡荣馆长、绍兴鲁迅纪念馆陈勤馆长的赠诗中，以及写给北京大学的《北大之歌》中，都有着他对鲁迅思想精神的传扬。在《人与人的亲密无间的纽带——鲁迅和他的朋友》等随笔中，池田大作更是多次谈到他与鲁迅的精神遇合，特别是鲁迅的人格魅力让他深为折服，因而称鲁迅是哲人与战士的融合体。另外，鲁迅的精神人格和思想价值也明显影响了池田大作的文学创作。在多卷本自述传小说《新·人间革命》中，池田大作多次描述了鲁迅精神对他所追求的人间革命事业的深刻影响，在其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对自己所创作的童话故事《两个王子》的解析中，他还曾阐述了自己在作品中对鲁迅精神思想的理解和传承。
在与世界著名人士的对话中，池田大作也不断聚焦鲁迅话题。他与世界近200位著名人士开展过对谈或对话，其中在与金庸、顾明远、王蒙和章开沅等作家和文化人士的对谈录中都曾聚焦过鲁迅话题，在与季羡林、饶宗颐、常书鸿、杜维明和高占祥等文化名人的对谈录中也都提到过鲁迅。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中，池田大作与作家金庸专门聚焦了作为唤醒民众灵魂的作家鲁迅，并探讨了其作品所揭示的民众的精神痼疾。在与著名教育家顾明远的对谈录《和平之桥——畅谈“人间教育”》中，池田大作聚焦了鲁迅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并将其称为“人间教育”思想。另外，在与王蒙、章开沅和季羡林等人的对谈中，也从作为人生导师的角度探讨了鲁迅的人生事迹，以及鲁迅对他们自己人生成长的精神影响。
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非常重视在社会活动中去宣扬和传播鲁迅的精神和价值。池田大作对鲁迅进行实用性探讨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践行鲁迅文化价值，他在许多社会活动中不断发掘鲁迅的精神意义。首先，在鲁迅纪念活动和相关学术活动中，池田大作发表过许多致辞和发言，他不仅系统阐述了他的鲁迅观，并立足于现实需要，探究了鲁迅对促进今天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其次，在访华期间，池田大作在许多讲演中以开阔的视野开掘鲁迅思想的世界性意义，重点凸显了鲁迅对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另外，在日本创价学园和日本创价大学的教育活动中，池田大作更是不断通过讲演等方式来宣扬和传播鲁迅文化价值。作为日本创价学会的会长和创价大学的创办者，池田大作一直给予青年殷切的关怀与期望。他不顾年事之高，在百忙之中仍不忘为即将走向社会的创价大学毕业生开展以西方文化巨人歌德和东方伟人鲁迅为主题的人生讲座。在《谈革命作家鲁迅》[31]的长篇文化讲座稿中，他就汲取了鲁迅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并融入创价教育的理念中，向青年学生们进行宣扬和传播。
也正是由于池田大作对鲁迅的崇敬和宣扬，在他影响下的日本创价大学、日本创价学会和国际创价学会也展开了对鲁迅的宣扬和传播活动。受池田大作的影响，日本创价学会和国际创价学会多次开展以鲁迅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扩大了鲁迅在日本乃至东南亚普通民众间的影响。这些传播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日本创价大学为载体开展了鲁迅研究、鲁迅讲座、鲁迅展览等，促进了鲁迅在日本青年中的接受与传播。二是以日本创价学会为载体，近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开展鲁迅文化的交流，促进了鲁迅在日本民众间的传播。三是以香港国际创价学会、澳门国际创价学会和马来西亚国际创价学会等国际创价学会机构为载体，多次组织有关鲁迅的主题展览和文化讲座等，促进了鲁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对池田大作而言，他和鲁迅显然有着许多共同点和相通性。他们同是具有世界性眼光的文学家，又都是疾恶如仇的斗士，而且又都对各自的民族和民众充满了挚爱，这些自然使得池田大作对鲁迅产生了深深的灵魂共鸣和精神联系。在池田大作看来，鲁迅的精神人格和思想文学具有多重价值意义：一是思想精神价值。作为思想家，池田大作一直积极地开掘鲁迅的思想和精神价值，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他认为鲁迅是“哲学性格与战士性格的融合体”，哲思的精辟与精神品质的高尚完美地融合在他身上，而尤其是鲁迅的“立人”“立国”思想和“改造国民性”思想，对实现由个人到国家，再到全人类的“人性革命”具有普泛性借鉴意义。二是文学创造价值。作为世界著名的桂冠诗人和作家，池田大作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十分钦敬与仰慕，他对鲁迅文学价值的创造性阐释见之于各种著述和讲演录中。在对鲁迅文学进行深入解读阐释的同时，池田大作也在文学创作中不断汲取鲁迅文学的精神营养。他不仅写有礼赞鲁迅的长诗，还创作有承续鲁迅思想和精神的长篇多卷本小说《人间革命》和《新·人间革命》等。三是社会践行价值。作为宗教家和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在基于日本创价学会的宗教主张来重塑战后日本价值追求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将鲁迅的精神思想运用于“人性革命”的民众运动和创价教育的教育实践以及日中之间的文化交流等各种社会活动中。他不断将鲁迅的思想精神进行内化，并将其价值精神运用于社会活动和价值实践中，从而开掘了鲁迅之于战后日本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发展以及日中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源价值。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池田大作“一直不遗余力地传播着鲁迅事迹和鲁迅精神，他不仅在日本国内作专题鲁迅思想精神报告会，向日本民众，特别是青年人深入讲解鲁迅爱国、爱民、爱和平等思想，而且在与世界很多国家领导人和文化名人的会面中，不止一次谈到鲁迅，谈他对鲁迅的阐释和解读，弘扬鲁迅‘宁折不弯、坚持正义、为民谋利’的精神，使鲁迅在当今国际上的影响力得到了巨大提高。”[32]很显然，池田大作接受鲁迅的出发点明显不同于许多纯粹的鲁迅研究者，他对鲁迅的认识有着综合价值的考量，既包括鲁迅的思想实践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也包括文化交流价值和教育实践价值等。
总之，池田大作对鲁迅的阐释具有深刻的内涵，他对鲁迅的传播也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并且在战后日本乃至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池田大作对鲁迅的阐释见解与价值践行显示出了实用性研究的性质，这为今天我们对鲁迅资源的开掘提供了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探讨。有鉴于此，笔者提出“池田鲁迅”这一概念，目的自然是希望以此来涵盖池田大作在接受与传播鲁迅过程中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实践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池田大作在接受与传播鲁迅过程中所建构的一种“鲁迅像”，“池田鲁迅”是鲁迅以及池田大作共同创造的思想文化遗产，同时也将鲁迅与中日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沟通相联系，构建了鲁迅的世界性。因而，对“池田鲁迅”价值内涵的探讨，一方面是一种比较研究，包含对池田大作与鲁迅两位东方文化巨人心灵、思想和精神相通性的探讨；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影响研究，即探究鲁迅对池田大作的影响以及池田大作对鲁迅思想价值的承续和传播。而对“池田鲁迅”的本质内涵和现实指向进行深入探讨，无疑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来展现鲁迅在日本社会层面所产生的影响，这对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和把握鲁迅之于东亚乃至世界的当代价值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 [日]竹内好：《〈阿Q正传〉的世界性》，《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11页。
[2] 1974年11月27日，吉川幸次郎在京都大学文学部举行的欢迎学者严绍
访问日本的大会演讲中有如是表述，此处引自严绍
《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
[3] 成然：《鲁迅研究在东亚文化交流中的资源价值》，《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198页。
[4] 王锡荣：《鲁迅与池田大作——东亚两位伟大思想家的共同点》，《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第4期，第1页。
[5] 王吉鹏：《关于当下鲁迅研究的若干思考——在“2007广东·鲁迅论坛”的主题发言》，《上海鲁迅研究》2008年第1期，第147—148页。
[6] 陈漱渝：《鲁迅的人学与池田大作的人学——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授予池田大作名誉顾问仪式上的致辞》，《上海鲁迅研究》2004年第1期，第318页。
[7] 王锡荣：《心与心的交流——访问日本创价学会》，《上海文博论丛》2002年第1期，第89页。
[8] 俞红：《扶桑正是樱花绚烂时——记赴日聘任池田大作为名誉顾问之行》，《绍兴鲁迅研究2012》，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页。
[9] 王晓初：《在池田会长和鲁迅身上涌动的“人间主义”思想》，日本《潮》2015年第1期。
[10] “池田鲁迅”这一概念由著者2014年6月14日在山东师范大学举办的“世界视野中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公开提出，并引起了鲁迅研究界初步的关注。董卉川在《国际鲁迅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中指出，著者“通过介绍‘池田鲁迅’与日本学院鲁迅的不同，揭示了日本鲁迅实用性研究对鲁迅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活力和优势”（见《文艺报》2014年7月28日）。刘子凌也在《世界的，也是鲁迅的——“世界视野中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一文中指出，著者“提出了一个‘池田鲁迅’的概念，总结了池田大作对鲁迅思想的探究与‘学院鲁迅’的不同之处”（见《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8期）。此后，著者又相继发表《“池田鲁迅”：域外鲁迅传播的新形象》（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7日）、《何为“池田鲁迅”？——池田大作眼中的鲁迅形象》（见《上海鲁迅研究》2016年第1期）、《“池田鲁迅”对鲁迅当代价值重估的启示》（见《文艺报》2016年9月23日）、《“池田鲁迅”：战后日本鲁迅传播的新形象》（见《济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等系列文章专门对“池田鲁迅”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该系列文章见本书附录二。
[11] 见《周令飞在香港SGI鲁迅展开幕式上的贺词》。
[12] 王锡荣：《心与心的交流——访问日本创价学会》，《上海文博论丛》2002年第1期，第89页。
[13] 谭桂林：《那年枫叶正红的时候》，《文学界》（专辑版）2009年第2期，第57页。
[14] 俞红：《扶桑正是樱花绚烂时——记赴日聘任池田大作为名誉顾问之行》，《绍兴鲁迅研究2012》，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页。
[15] 王晓初：《在池田会长和鲁迅身上涌动的“人间主义”思想》，日本《潮》2015年第1期。
[16] 文洁若：《乔伊斯在中国》，《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6期，第11—12页。
[17] 陈漱渝：《鲁迅的人学与池田大作的人学——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授予池田大作名誉顾问仪式上的致辞》，《上海鲁迅研究》2004年第1期，第316页。
[18] 王锡荣：《鲁迅与池田大作——东亚两位伟大思想家的共同点》，《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第4期，第2页。
[19] 傅红英：《生命的尊严：鲁迅和池田大作的人学思想研究》，《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22页。
[20] 李红霞：《鲁迅与池田大作女性观比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26页。
[21] 孙立川：《跨越过国界与时代的理解——池田大作的鲁迅观》，《西还集——鲁迅研究札记》，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1版，第152页。
[22] 孙立川：《跨越过国界与时代的理解——池田大作的鲁迅观》，《西还集——鲁迅研究札记》，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1版，第152页。
[23] 谭桂林：《池田大作的鲁迅观》，《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6期，第69页。
[24] 陈红旗：《论池田大作对鲁迅革命精神的异域接受》，《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1期，第128页。
[25] [日]高桥强：《池田大作心目中的教育家鲁迅》，见谭桂林等主编《文化经典和精神象征——“鲁迅与20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页。
[26] 卓光平：《人学思考与青年培育——池田大作对鲁迅人学观的接受与实践》，《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30页。
[27] 见王锡荣《心与心的交流——访问日本创价学会》，《上海文博论丛》2002年第1期，第89页。
[28] 孙立川：《跨越过国界与时代的理解——池田大作的鲁迅观》，《西还集——鲁迅研究札记》，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56页。
[29] 王锡荣：《鲁迅与中日关系》，《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2期，第51页。
[30] [日]池田大作：《文学界的巨人 精神界的先驱——为纪念伟大的鲁迅先生》，《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6期，第80页。
[31] 2003年3月，池田大作以歌德为题为创价大学毕业生作了第一届特别文化讲座，反响非常热烈。第二年，池田大作计划以鲁迅为题为创价大学的毕业生作第二届特别文化讲座，但因各种活动不断，无法安排出时间，就将已经撰写好的讲稿《谈革命作家鲁迅》放到创价学会的机关报纸《圣教新闻》上发表，以此为毕业生一壮行色。
[32] 俞红：《扶桑正是樱花绚烂时——记赴日聘任池田大作为名誉顾问之行》，《绍兴鲁迅研究2012》，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