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史料与方法
自有撰史传统以来，中国的民族史问题就被文人学者纳入视野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东南居住着不同族类的人群，如秦汉时的百越，宋元以来的畲瑶，清际以降的客家，文献对此自然亦有所记载，本书所涉及的资料主要有正史、文人文集及笔记、地方志、族谱、报刊等，尽管这些资料大多为“他者的撰述”，会因为主流社会的影响及个人的志趣差异，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使我们无法即刻真实地认识其所描述的人群。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研究，因为任何的撰述都是带有其本身的价值判断在其中的，而正是从这个层次思考，挖掘撰写者书写背后的心态与认同，使我们能更深刻地了解当时的撰述者及这一区域主流社会的思想与观念，进而理解如今东南汉人社会的形成。
王朝中国对于民族史问题素来颇为重视。因此，有关民族史的撰述亦成为王朝史官的关注重点。在正史、实录、政书中，对于非汉人群记载亦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东南族群活动的重要资料。而且，自宋元以来，因地方动乱，中央尤其关注对赣闽粤毗邻区的动乱与来朝臣服的记载，这些记载都构成本书的基本史料。而自宋元以来的文人文集及笔记，不但提供了历史上赣闽粤非汉人群的活动的记载，而且因不同的撰述群体代表了不同的利益与意识，其文中所反映的思想与观念亦反映出该历史时段中国东南不同人群对当时族群关系的理解。地方志作为地方事务记载最直接的资料，无疑是构成本书最主要的资料，它既是中央思想的下达，亦代表了地方观念的特征，通过对地方志的梳理，可以发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方志撰修者对赣闽粤毗邻区畲瑶人群在表述上的差异，而正是通过这些差异，体现了不同时段撰写者群体及地方人士普遍的观念与认同，并反映出该历史时段地方主流社会正在从事怎样的文化活动。也是通过地方志的梳理，对清代以来客家意识的探讨亦颇有帮助。而在民族史研究中，最缺乏的常常是被研究的族群本身的声音，因为多为无文字人群，因而缺乏文本记载。所幸的是，自清朝以来，畲民在其族谱撰修与保存方面作出的努力，使研究者至少可以看到自清代以来畲民自己的撰述，尽管其中亦有汉人思想的影响，但通过畲民族谱的考察，可以发现，畲民对本族历史与传说的有意识的改造，正是这种努力，激发研究者进一步探寻其书写背后的文化过程。此外，民国报刊无疑为本书提供了另一种资料。从民国报刊中，既有对畲民的记载与研究，又有关于畲客问题的大讨论，不但对畲民研究有益，对清代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客家观念，客家意识的探讨，也是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在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苦恼的是，许多非汉族类没有自己的文字，要研究他们的历史，只得依赖汉人的撰述。汉人撰述当然是民族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但如果仅仅依赖汉文材料，而无其他族类声音的辅助，对研究对象的描述会缺乏多面的丰满的认识。因为汉人撰述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这些撰述者多少都受传统华夷观念影响的汉人，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对没有文字传统，没有本族群文本记载的非汉族群就不可能作深入研究呢?也许，事实并不必如此悲观。事实上，任何撰述都是带有撰述者本身的立场与意识的，也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通过汉人撰述来研究非汉族群，正如事情的一体两面，我们不但可以借此记载了解非汉族群，同时，亦可通过汉人撰述的历史的考察，发现书写者背后的心态，通过对这种表述的事实与历史的事实之间的关联与差异的解读，可以发现主导撰述者书写思维的长时段的结构性过程，进而探讨，在这个过程中，是什么导致了某类书写习惯的形成?又是什么因素使得它发生改变?因此，从表述史的角度对资料进行剖析，挖掘形成这种书写定式背后的观念与认同，构成本书研究的重要方法，而这正是历史人类学的旨趣所在。正如瑞士学者雅各布·坦纳所言，与以往对资料的引用不同的是，“历史人类学以对史料的反思性理解见长”。[69]这种反思性理解要求深入探讨资料生产的具体背景，将史料与具体的历史过程及书写者的观念进行对读，以期更深入地理解这种认识的形成与流行。此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成为本书写作的辅助方法。因重点关注历史上的族群问题，因此，本书的主体资料并非来自田野，但田野调查又是完成本书的重要方法之一，这是因为，将历史文献放回到具体的时空中去理解，将田野调查纳入区域社会文化史中，有助于培养一种“在场感”。正如陈春声教授所言:“‘地域空间’实际上‘全息’地反映了多重叠合的动态的社会经济变化的‘时间历史’。对‘地域空间’历时性的过程和场景的重建与‘再现’，常常更有助于对区域社会历史脉络的精妙之处的感悟与理解。”[70]
[1](明)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载《王文成公全书》卷九《别录一》，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
[2](清)徐旭曾:《丰湖杂记》，载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中国学社1965年版，第297—299页。
[3]［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4]姜义华:《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
[5]张子辉:《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第3—7页。
[6]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
[7]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
[8]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
[9]同上。
[10]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2页。
[11]张子辉:《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第10页。
[12]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民国丛书》第一编80，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3]同上。
[1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民国丛书》第一篇80，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15]同上。
[16]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影印版，第1页。
[17]同上。
[18]同上书，第9页。
[19]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0]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15页。
[21]同上书，第11页。
[22]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第1页。
[23]关于这一点，屈直敏也表达过类似看法。参见屈直敏《近百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理论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24]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页。
[25]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页。
[26]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137页。
[27]杜玉亭:《进化论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治史学路的世纪回识》，《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8]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参见史式《五十年来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历史教学》1999年第6期。具体为: 1953年，苏联学者计卜菲莫夫发表了一篇论文《论中国民族的形成》，认为民族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形成，在封建社会中只有部族，没有民族。中国又一直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称呼已久的中华民族只能降为“中华部族”，汉族只能降为“汉部族”。这真令人瞠目结舌。1954年年初，范文澜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提出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代的论点。认为汉民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不能套用西方的公式。此后即展开热烈的讨论。讨论中分歧很大，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许多学者后来都赞同范文澜的意见，但在当时，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大民族——汉族，居然够不上称为民族，民族研究工作受到何种影响，自不待言。从50年代起，维吾尔族史学家翦伯赞为了编撰一部内容丰富的中华民族的史书，已经着手收集资料——历代史书中有关各民族历史的资料。在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之后，牙含章又提出汉民族形成于夏代的新论点。
[29]《历史研究》编辑部:《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版。
[30]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
[31]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
[32]许木柱:《台湾民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政治大学民族学报》1993年第20期。
[3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34]关于费孝通“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与述评，参见周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评论》，《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邱立《研究中华民族结构的核心理论——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民族研究》1999年第5期;陈连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徐杰舜、韦小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等。
[35]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36]Dru C.Gladney，Muslim Chinese，Ethnic M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36－63.
[37]［美］郝瑞、彭文斌:《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访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教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
[38]温士贤:《西南族群模式与中国经验反思———兼评斯蒂文·郝瑞〈中国西南的族群之路〉》，《民族学刊》2012年第5期。
[39]李绍明:《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教授商榷》，《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美］郝瑞:《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民族研究》2002年第6 期;等等。
[40]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41]潘蛟:《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去东方学化还是再东方学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42]［英］华德英:《从人类学看香港社会——华德英教授论文集》，冯承聪等编译，大学出版印务公司1985年版，第37—54页。
[43]David Faure，“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Modern China，Vol.15，No.1，1989，pp.4－36.David Faure，“Becoming Cantonese，the Ming Dynasty Transition”，in TaoTao Liu and David Faure ed.，Unity and diversity: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HongKong: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96.
[44]Helen F.Siu，“Where were the Women? Rethinking Marriage Resistance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South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Vol.11，No.2，1990，pp.32－36.
[45]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46]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Helen F.Siu and Liu Zhiwei，Lineage，Market，Pirate，and Dan: Ethnic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in Pamela Kyle Crossley，Helen F.Siu，and Donald S.Sutton ed.，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pp.285－310.
[47]David Faure and Helen F.Siu ed.，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48]如:贺喜:《土酋归附的传说与华南宗族社会的创造——以高州冼夫人信仰为中心的考察》，唐晓涛:《三界神形象的演变与明清西江中游地域社会的转型》，谢晓辉:《苗疆的开发与地方神祇的重塑———兼与苏堂棣讨论白帝天王传说变迁的历史情境》，均载《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六卷第一、二期合刊，2008年10月。
[49]黄向春:《历史记忆与文化表述——明清以来闽江下游地区的族群关系与仪式传统》，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5年，第274页。
[50]黄向春:《从疍民研究看中国民族史与族群研究的百年探索》，《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51]Pamela Kyle Crossley，Helen F.Siu and Donald S.Sutton ed.，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
[52]参见赵世瑜对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Ethnicity，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中译《帝国之于边缘》)一书的书评，《历史人类学学刊》2006年第四卷第二期，第171页。
[53]Fredrik Barth ed.，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Boston: 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9.
[54]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55]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56]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3页。
[57]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卢建荣主编《性别、政治与集体心态:中国新文化史》，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364页。
[58]王明珂:《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
[59]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60]关于畲族研究概况，参见郭志超《畲族研究概述》，载《闽台民族史辨》，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451—531页。
[6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畲族简史简志合编》，1963年。
[62]《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辑组编:《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3]施联朱:《畲族》，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64]施联朱:《畲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65]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6]其代表作分别为:郭志超:《闽台民族史辨》，黄山书社2006年版;石奕龙、张实主编:《畲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邓晓华:《论客家话的来源——兼论客畲关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67]畲族研究书系包括: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蓝雪霏:《畲族音乐文化》;游文良:《畲族语言》;吴永章:《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8]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希山书藏1933年版。
[69]［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70]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读书》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