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历史上，赣闽粤毗邻区最为引人关注的时段主要有两个:一为明代动乱。先是明正德初年有大帽山之乱，其地处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之处，以正德五年( 1510)张番坛、李四仔等之乱为高峰;继而有江西南安境内的“三巢之乱”，即位于南安大庾与上犹附近的左溪、横水、桶冈三处，以谢志珊、蓝天凤等为首;同时，还有广东惠州龙川县境的“浰头贼”，在广东惠州北部的三浰水一带，与江西南部接境，以池仲容为首。这几处地连千里，声势相倚，形成兵来则散，兵走则聚的形势，故王阳明叹道:“大兵之兴，旷日持久，声势彰闻;比及举事，诸贼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过老弱胁从无知之氓。于是乎有横罹之惨，于是乎有妄杀之弊。班师未几，而山林之间复已呼啸成群。”[1]正因其此起彼伏，人群复杂，故而成为震惊朝野的大事，明王朝屡派官员至赣闽粤征抚，赣闽粤遂成为动乱的代名词，而其中许多动乱之民也被冠以“畲瑶”身份;赣闽粤毗邻区另一次为人瞩目的则是清中叶以来的“客家运动”，居于赣闽粤的客家人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受到广泛关注，对客家人的描述也由此兴起。而广东和平人徐旭曾的《丰湖杂记》更被视为“客家宣言书”，成为客家运动的溯源依据。在《丰湖杂记》中，徐氏这样写道: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遂别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亦自称为客人。终元之世，客人未有出而作官者，非忠义之后，其孰能之?……客人之先本自中原之说，为不诬也。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可相通。惟与土人之风俗语言至今犹未能强而同之，彼土人以吾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彼同也，故仍称吾为客人;吾客人亦以彼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也，故仍自称为客人。客者对土而言，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阅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2]

徐文提到的客家人所居之处正好处于赣闽粤毗邻区，在徐氏之后，客家研究兴起，罗香林被认为是客家研究的开创者，他对客家的界说及对客家人的评价成为后世追随者研究客家的蓝本，同时也被任意地发挥，因此，今日人们对客家印象总与“中原后裔”、“血统纯正”等词语联系在一起。而如今的赣闽粤毗邻区也被认为是“客家大本营”、“客家腹地”，居于赣闽粤毗邻区的人们大都被认为是客家人，且绝大部分也自认为是来自中原，而与其毗邻而居的漳州闽南人甚至更早就宣称为中原后裔，那么令人疑惑的是，人们印象中这片历史上的百越之地，宋元以来的畲瑶之区，如何成为今日中原汉人后裔的居所?又是什么样的因缘造化让这块“南蛮”之地“同化”为帝国版图里的乐土?

本书认为，宋元到明中后期以前，文人们对赣闽粤毗邻区的总体印象皆以动乱为主，这种动乱的印象一方面反映了历史的进程，更是文人们基于一种文化等级的视角看待远离王朝之地域的产物，而这种印象直接影响他们对赣闽粤毗邻区历史的书写，故而，由文献观之，宋元至明中期地域性动乱成为赣闽粤毗邻区的基本特征。但这种印象到明代中后期(嘉靖)以后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是以方志为主导的，强调人群间的族群性差异成为赣闽粤毗邻区各方志的一个基本特色。发生这种转变的背后其实是由地域社会的重组与转型在推动，明中后期赣闽粤毗邻区经历了一个族群身份的重新选择与确认，在这个过程中，盘、蓝、雷、(钟)几姓及盘瓠信仰成为界定畲民的基本要素，这与明中后期以前的相对宽泛与模糊的族群分类差异颇大，而这正反映了书写的问题，明代中叶以前，一些本是畲民的人从畲民群体中脱离出来，融入汉民，完成身份转变。而对畲民人群重新界定的过程与明代赣闽粤毗邻区的大规模动乱相关，这种书写定式的出现，实际上是源自动乱平息后当地畲瑶人群对族群身份的重新选择及汉人对自身身份的再次确认。如对陈元光的建构正是这两群人共同合谋的结果，它是赣闽粤交界区人群较早进行身份重构的一个结果，他最初直接源自于各姓族谱对祖源的追溯，而后为方志所阐扬。在对陈元光建构的过程中，陈元光所征之蛮也慢慢地聚焦于雷万兴、苗自成、蓝天凤等明显具有族群指向的人群上，这个对自我中原后裔身份的建构及对陈元光所征之“蛮”的确认与方志中对畲民的重新界定的历史过程也相吻合。此后，被书写典范化的畲民亦经历了对自身身份的确认，而对盘瓠形象的改造及对本族群特征的强调，也显示了其在族群身份选择上的能动性。而清代以来客家人的中原南来身份的建构，则在日后成为席卷赣闽粤毗邻区的主要族群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