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道统与学统的关系

儒家自孔子就非常重视“道”与“学”相辅相成，下学上达、由学致道的道路。《论语·子张》：“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夏以“百工居肆”比喻人的学习，学习就像百工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观察才可以制作出他的器物，而人们通过学习才能悟道、明道，下学上达，进而至于道的境界。钱穆《论语新解》：“百工居肆中以成其器物，君子之于道亦然。非学无以明道，亦无以尽道之蕴而通其变化。学者侈言道而疏于学，则道不自至，又何从明而尽之?致者，使之来而尽之之义。君子终身于学，犹百工之长日居肆中。”儒家“学”的范围很广，但这些为学无不以“致道”为指向，所走的无非是一条下学上达、由学致道的道路。

孔子开创的“学统”主要是经学传统，孔子整理、诠释“六经”的宗旨是为了明道、传道。《白虎通·五经》云：“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凌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道德。自卫返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孔子自卫返鲁之后，自知王道不行，遂通过师儒传习的方式明道、存道、守道。

后世儒者深谙孔子整理六经之意，把经训为常道，都把经典看成是载道之书，强调经以载道，以经见道，研读、诠释经典是为了求道、明道、得道、行道，通过经典诠释彰显儒家之道，重建道统。汉儒视儒家经典为古代圣人的经意制作，是安身立命、治理国家和规范天下的大经大法。如冀奉在《奏封事》中说：“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是说天地以“道”视圣人，圣人见“道”作“经”，以“经”视贤者;贤者见经而知人道之务，以言王道之安危。这样，经典体现天道，圣贤通过经典代天宣化，治国平天下。《白虎通·五经篇》云：“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这是说“五经”是圣人象天的五常之道而作，以教人成其德行。

宋初三先生以道为己任，几乎言必称道统。石介字守道，也就是标榜以坚守孔孟之道为己任。他撰《录蠹书鱼辞》，借“蠹书鱼”(蛀书虫)之口对经学分裂所造成的危机作了概括总结：“昔者孔子修《春秋》，明帝王之道，取三代之政，述而为经，则谓之书。其文要而简，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万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后世人有悖之者，则其书或息。其书息，则圣人之道隳坏也，斯得不谓之蠹乎?”(《徂徕石先生全集》卷九《录蠹书鱼辞》)他作《怪说》云：“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孙复认为六经是圣人之文，因孔子传播，有极高的地位，均是阐明儒道之言，治经学要突出儒学之道。明道离不开六经，但同时要直指六经，通其义理。宋初三先生在经学诠释中都重视明体达用。所谓明体达用，“体”是指孔孟之学的根本，也就是孔孟之道，“用”是指实践，是指做人做事。强调明体达用，就是反对不切实际的浮虚，也就是反对不入人事的传统的训诂之学。

北宋是理学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理学家也都非常重视经学与道统传承。邵雍认为，儒家经典都有“道”存在其中，并且贯穿了天地人物。他在《皇极经世书》卷十二《观物篇》说：“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时也;《易》、《书》、《诗》、《春秋》者，圣人之经也。天时不差，则岁功成矣;圣经不忒，则君德成矣。天有常时，圣有常经，行之正则正矣，行之邪则邪矣。邪正之间，有道在焉。行之正则谓之正道，行之邪则谓之邪道。邪正之由人乎?由天乎?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则异也，其于由道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无形，行之则见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亿万年行之，人知其归者也。”这就是认为昊天之时和圣人之经都有道存在于其中，并把道看作宇宙的本原，天地人物都由道生成。天地人物虽各不相同，但它们同出于道，则是相同的，天地人物皆以道为其存在的根据。

张载的经学诠释重宋学义理，轻汉学训诂，既重视“六经”，也重视“四书”，目的是为了从中阐发义理，发明儒家圣人之道，以重建儒家道统为依归，提出著名的“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二程把道、圣人、经典三者联系起来，二程提出“由经穷理”(《二程遗书》卷十五)、“经所以载道”(《二程遗书》卷六)的思想，强调道存在于儒家经典之中，而不存在于注疏之中，把儒家经典看作是载道的工具，他们指出：“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二程遗书》卷六)意思是经是载道之器，道为本，经为末;道为体，经为用。治经是为了明道，正如治器致用一样。由治经是为了明道出发，二程认为尽管“六经”各异，各有不同的内容和治经途径，但共同体现了一个完整的“道”。二程提倡“四书”，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以“四书”作为整个儒家经典的基础，要求学者以研习这四部书为主、为先，以发明圣人之道。

朱熹继承了二程“经所以载道”的思想，强调通经的目的是为了求理。此“理”即“道”。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朱子语类》卷十《学四》)朱熹把“道”换成了“理”，并在新的历史时代进行了论证，使经典诠释成为体认天道性命之理的认知途径。朱熹继承二程倡导的“四书”学，以毕生精力著《四书章句集注》，以“理”为中心，展现了“理”与儒家经典中的范畴体系的联系，并以此界定了这个范畴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如天、人、性、道、心等。从而实现了“天人合一”、“心理合一”、“心性合一”。

陆九渊自称其思想直接得于孟子，不是从“理”而是从“心”出发建立其心本体论的。他提出“心即理”，与程朱理学划开了界限。还提出“切己自反”、“发明本心”的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但在具体方法上简化了烦琐的过程，而采取“简易工夫”。他反复强调的儒经“意旨”即“本”就是他所提倡的处于主宰地位的“本心”，而这“本心”即“天理”，乃内在于每一个人，无须外求的。他说：“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陆九渊集》卷一《与曾宅之》)

王阳明是从程朱理学的阵营中走出来的一位思想家。他在贵州龙场驿处于困顿的环境下，穷荒无书，日绎旧闻，方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于是突然悟出格物致知之旨，悟出圣人之道的基本要旨在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只需自求诸心，而不需求诸物。于是喟然叹曰：“道在是矣”，这就是历史上震撼人心的龙场悟道。王阳明从心学立场出发，把经学纳入心学的范畴，认为经典不过是吾心的记载，治经学的目的是为了发明本心、致良知。他说：“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王阳明全集》卷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所谓“六经”为吾心之常道，是指吾心在自然、社会、天地万物、宇宙时空等各个方面的表现而由《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记录下来，“六经”作为载道之书，记录了心体之常道。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主张研读六经，对于“圣人必可学而至”坚信不疑，把读书、当然是读儒家的经书作为成圣的途径。黄宗羲认为“六经皆载道之书，”[21]主张学问之道须“本之经以穷其原，参之史以穷其委”(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一)。

王夫之用其毕生的精力从事知识创造的学术工作，他的知识理念与学术宗旨就是追求“正学”。船山在晚年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表达了他的“正学”追求：“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他的儿子王敔在《大行府君行述》中进一步强调其“正学”的追求：“亡考慨明统之坠也，自正、嘉以降，世教早衰，因以发明正学为己事……至于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阳明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作《思问录内外篇》，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22]可见王夫之的“正学”是传承、弘扬儒家“圣道”之学，是载道之学或圣学。他说：“道者，学术事功之正者也，”[23]就是强调学术之“正”的依据就是“道”，为学就是求道，也可以说“正学”就是“道学”。

戴震作为清代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乾嘉学派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通过对诸经的训诂，去探求六经所蕴含的义理，即通经以明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国学汉学师承记·戴震》)

章学诚是清代杰出的经史学理论家，他通过全面考察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抨击历代学者各自尊崇辞章、考订、义理明“道”而分畛域，相互攻击的错误做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明“道”主张。他说：“所谓学者，果何物哉?学于道也。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有偏废也。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娴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君子学以致其道，亦从事于三者，皆无所忽而已矣。”(《与朱少白论文》)这就说明，学者如果具有明确的意识和正确的方法，训诂名物制度可以充实“道”的内涵，著文阐发道理可以丰富“道”的形式，探究事物义理可以提高“道”的层次，三者交相为功，就会大大促进人们对“道”的探索进程。[24]他反对学者仅仅通过《六经》明“道”的偏见，提出“六经皆史”说，力倡“以史明道”的观念，认为《六经》乃先王政典，“皆器也”。“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借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中》)“离器而言道”，“舍天下事物”而谈《六经》，是无法理解所谓“道”的。显然，他把六经还原为史，强调不能“离器而言道”，其实是为了“守六借以言道”。当然，他的“道”与理学家的“道”(即理)大不相同。

熊赐履《学统·自序》说：“夫道也者，理也。理具于心，存而复之，学也。学有偏全，有得失，而道之显晦屈伸，遂从而出于其间。有志者，是乌可不为之致辨乎?辨其学，所以晰其理，而道以明，而统以尊。呜呼!此固吾儒事功之决不容己者也。”周铭在该书的《跋》中也说：“天下不可一日无道，斯道不可一日无统，道之存亡系乎统，统之绝续系乎学，学统即道统也，总之存乎其人而已。”说明他著《学统》一书是通过辨学晰理而明道尊统。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第一讲开宗明义即说：“经者常道也。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无时而不然也，无地而可易也。以其恒常，不可变改，故曰常道。夫此之所宗，而彼无是理，则非常道。”(《熊十力全集》第三卷《读经示要》卷一)所谓“经是常道”，一方面是说经中包含了某些永恒、普遍的核心价值，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另一方面是说经是可以被不断诠释、不断丰富的，所以它是“常道”。由于“经”在传统中有“常道”、“常理”的含义，“经”所呈现出来的是文字，它所承载的则是“道理”。读经、诵经、注经、研经，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和把握小至百姓日用，大至宇宙天地的道理。正因为如此，对儒经的诠释、研究和普及都要把把握经典的“道”作为最高的追求。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道统和学统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经典的研究是学术方面，形成学统，但更重要的是经典文本背后所表达的宇宙、社会、人生之道。历代儒者通过阐发经典当中的这些宇宙、社会、人生之道形成了道统，担当起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构建的重任。历代经学担当重建道统的学术任务，使中华文化的道统若隐若现、若断若续，但是一脉相传、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