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

教育学告诉我们，人的发展有三大要素：遗传、教育、环境。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历史性话题。古今中外的先贤大哲们都十分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也”。[15]意思是说，人的性情是相近的，因为习染不同，便相距甚远。习就是人生下来向社会的学习，也就是在社会中接受熏陶。孔子把人的道德品质的差异等归结为习染的结果。所谓习与性成，向社会学习而形成个人品性。中国战国初期的思想家墨子认为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16]墨子由染丝提出的命题，其意不在染丝，而是以染丝为譬，喻环境对人的浸染。如果结交品德高尚的朋友，受他们所染，就会成功顺利，如果与坏人为友，受坏人所染，就会身败名裂。战国时期的另一个思想家荀子认为　　蓬生麻中　不扶而直　白沙在涅　与之偕黑。”[17]这里，荀子强调了人应在环境的积渐习染中选择积极的因素，避免消极的影响。早在希腊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苏格拉底就开始关注环境对好公民教育的影响。他认为要使人民的教育制度培养出好公民，必须有一个好社会，他认为一个人从他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学习。好的行为是一个好的本性倾向与好的环境接触的结果。他希望通过指导生育来保证好的子孙后代和保持好的环境。如果儿童在纯洁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就肯定有美好的生活。他认为国家是个学校，其中儿童要学习一辈子。他的家庭、街道，他遇到的人们，他访问的地方，他听到看到的一切，每一件事都给予同样的教育。所以，他对理想国给以严格的审查。请人们把贪欲的、欺骗的、狡猾的、不道德的偶像抛出城邦。只有勇敢的、强壮的、雄壮的音乐才允许存在，那些削弱意志，哄骗感觉的格调是不能容忍的。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并把环境影响与人的美德形成结合起来。他认为美德不是遗传的，而是被环境的需要所塑造的。美德形成的途径就是养成习惯。当一个人在固定的环境中，他们的美德和品行就会得到强化，所以国家必须控制所有的教育。[18]

从上述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环境对人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历史上的思想家提出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环境理论，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没有真正科学地揭示出环境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在探索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征程中，他们的许多著作在批判了旧的环境论的基础上，从社会实践的高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这些闪现于他们著作中有关环境与人的发展、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入研究他们的有关思想，对于我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主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领域实现了一场伟大的革命，也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和方法论，彻底地清除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克服了此前各派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缺陷，特别是唯心主义的“环境无用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环境绝对决定论”的偏颇，并吸收了其中某些合理成分，第一次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并在实践上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的唯物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生活从大的方面可区分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大领域。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但主要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社会意识是指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包括政治法律思想、艺术、道德、宗教、科学、哲学以及风俗、习惯、传统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对社会存在发生能动的反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社会存在的外部客观环境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的思想和观念，客观环境的变化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和观念的变化。“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9]同时“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0]。他们认为在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的思想观念的环境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环境。“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1]“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2]他们认为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影响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形成了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　他们根据人的发展状况，把人的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这样依次更替的三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使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认识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唯物论基础。

第二，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二者统一于社会实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实践中人不能脱离环境而生活，必须接受为自己准备好的环境，并受它的影响和制约。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十分重视人对环境的能动作用。他们认为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的规律无非是人们自己活动的规律，是通过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产生作用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们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24]他们在论述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时，提出了“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的著名论断，并且认为人的能动作用于环境的中介是社会实践。他们指出：“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5]“在革命活动中，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26]“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7]从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环境辩证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十分重视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自始至终看成是能动的社会的人。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是对唯心主义环境论的拨乱反正，又是对形而上学环境理论的正本清源。它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是客观环境的创造物，环境创造思想政治教育，离开了客观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的思想活动和思想认识就不可能产生。与此同时又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也创造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选择、利用、改造环境，创造出适宜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环境。

二　列宁、斯大林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主要贡献

列宁、斯大林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并联系当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行了新的阐发。

第一，特别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环境建设。首先，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觉介入是把环境对人的影响导向正确方向的关键。列宁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一柄双刃剑，要把环境对人的影响导向正确方向，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觉介入是一个关键。列宁的这一思想是在俄国工人运动早期，同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作斗争中提出的。当时，伯恩施坦及其党内的批评家们只主张自发性和环境结合，并认为这二者的结合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代表的自觉性不必介入其中。列宁同这种观点作了坚决斗争。他指出：“说思想家（即自觉的领导者）不能使运动脱离由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这就是忘记了一个起码的真理：自觉性是参加这种相互作用和这种决定的。”[28]伯恩施坦之流和所谓党内的批评家们“他们搞不清运动的‘物质的’（用《工人事业》的话来说是自发的）因素和思想的　自觉的　按计划　进行活动的　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　他们不懂得，‘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29]其次，建立一个革命政党是改造环境的前提。列宁、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和建设的战斗司令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30]就不能有效地改造社会和环境。他们批评当时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忽视建立战斗组织和进行政治鼓动必要性的错误思想时指出：“借口什么环境不同和时间变化，这是滑稽可笑的。在任何‘平常的、和平的’环境中，在任何‘革命士气低落’的时期，建立战斗组织和进行政治鼓动都是必要的。不仅如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这样的时期，上述工作尤其必要，因为到了发动和爆发时期再去建立组织那就太晚了；组织必须建立好，以便随时能够立即展开自己的活动。”[31]最后，列宁、斯大林认为，党的组织力量、党的思想影响是清除不良环境、主动影响环境，能动创造环境的根本保证。他们号召社会民主党员要用全党的精神去影响环境，而不能让环境把自己吞没。“在一切条件下，在任何局势下，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实行自己党的路线，以全党的精神去影响环境”，“以党的精神去影响群众”。[32]

第二，重视人民群众对环境的改造作用。列宁、斯大林所处的时代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从一国向多国飞跃的重要时代。这一时代的基本要求，不是无产阶级对既成环境的顺应，而是对既有的旧世界的改造。因此，他们较多地强调工人阶级对旧世界的革命作用。列宁1905年所写的《怎么办？》一书中，就提出了必须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灌输的观点，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只有自觉的理论灌输，才能使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以一个阶级的身份同旧世界进行斗争，并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直到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工人阶级奋不顾身地积极创造世界历史的实际行动是改造环境的关键。

三　毛泽东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主要贡献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吸收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成果，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其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对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关系的论述深化了人们对环境内部三大要素相互关系的认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一思想，论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33]毛泽东这一基本观点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环境内部要素的认识。

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以经济为基础，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经济离不开政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经济中不仅渗透着政治因素，而且也渗透着文化因素，经济活动也离不开文化。政治和文化相互补充，共同为经济服务。与此同时，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经济。

第二，毛泽东从哲学高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科学的概括，提出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著名论断。在内外因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中，对主体与环境各自的地位作用进行了准确定位。毛泽东所讲的“外因”不仅仅是指环境，主要指的是外部条件，与环境有相通之处，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地位作用具有科学的指导性。

第三，重视政治思想舆论环境的作用。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由于物质条件极端贫乏　所以特别强调政治思想舆论环境的地位作用，注意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他提出了政治建军、思想领先、宣传鼓动、制造浓厚的舆论氛围等一系列的思想口号，以造成群众运动的声势，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　邓小平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要贡献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开创的伟大事业，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

第一，站在世界的高度，提出了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邓小平不仅重视国内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而且重视国际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他认为，讲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不仅要讲中国，更要有世界眼光，贯彻改革开放精神，不能搞自我封闭。只有这样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

第二，重视物质环境的基础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不能脱离物质生产和物质文明发展的实际水平。一定的思想观念有其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精神不可能完全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正是因为如此，邓小平非常重视物质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基础地位。他反复强调，经济搞上去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了，人们就能从实际生活中感觉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伟大正确，就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他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34]“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35]

第三，重视社会风气在思想政治道德培养中的作用。以良好的社会风气来培养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这是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又一重要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36]他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在树立好风气的过程中要注意抓的重点。其一，讲风气，最重要的是党风。他指出：“讲风气，无非是党风、军风、民风、学风，最重要的是党风。”[37]其二，讲风气，老师肩负着重大职责。他认为一个学校有没有好的风气，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有重大责任。学校要培养好的风气，“要有爱劳动、守纪律、求进步等好风气、好习惯。教师有责任把这些好风气带动起来”。[38]

五　江泽民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主要贡献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有关思想，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思想。

第一，站在时代的高度，着眼于国际国内大局，深刻地分析了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对人的思想的影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着眼于国际国内大局，深刻分析新形势下对广大干部群众思想产生作用的客观环境。那么，当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哪些呢？江泽民提出了四个影响干部群众思想活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即“四个如何认识”的问题。“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影响”，[39]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解答，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第二，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层转型引起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变化　创造性地概括为　四个多样化　并就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为我们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更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40]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应对“四个多样化”的环境呢？江泽民认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引导干部和群众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正确与谬误。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确的、进步的思想观念是整个社会思想的主流，这是毫无疑义的。”[41]他特别强调：“要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42]

第三，重视网络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他反复强调：“信息时代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现代化手段，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空间和渠道。要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国内外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它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我们要研究其特点，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这种挑战。要主动出击，增强我们在网上的正面宣传和影响力……努力掌握网上斗争的主动权。”[43]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论纲式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是一脉相承和相互联系的，又是不断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