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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

任何思想或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一定的时代，都是特定时代发展的产物。但是，每一时代的人又总是在接受和继承前人遗留下来的思想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毛泽东也不例外。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土壤，离不开西方文化的认识视野和思想启迪，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

第一节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的文化民族性思想主要是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与冲突过程中，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都为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提供了思想养料。如果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深刻的了解和掌握，如果没有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如果没有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反思，要对文化民族性问题有深刻洞见和系统阐发是难以想象的。

一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传统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文化的民族性命题，但由于中国地域十分辽阔，并且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古人对此是早有认识的。《诗经·国风》就依照不同地域汇集诗歌，生动地再现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多样性的地域文化特征。《左传》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映了古代民族在相互交往、接触、争斗过程中，对民族性的差异的察觉。中国古代人不仅认识到文化的地域性与民族性差异，而且还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角度来解释文化的地域性与民族性差异。《论语·雍也》有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说明了地理山水对人的性格素质的影响。《晏子春秋·杂下之十》记载晏子使楚的故事，楚王责难晏子：“齐人固善盗乎？”聪明的晏子回答：“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晏子这一辩驳可谓生动有力，蕴意深刻。《汉书·地理志》则明确地提出“域分”的文化概念，指出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是地域文化赖以形成的两大因素。“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也就是说，水土的构成和王侯的引导，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基本依据。应该说，上述思想至今仍然有广泛的影响，我们常常讲“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入乡随俗”也就是这个道理。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毛泽东的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夷夏之辨”与文化的民族及地域差异

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考证，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本土，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在进化中区域之间相互影响是中华民族起源的基本特征。[1] 在人类进入文化初期，中华大地上北到黑龙江，西南到云南，东至台湾地区都已有早期人类的活动，这些分隔各地的人群为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各自发展起自己的文化，到新石器时代，在中华大地上已出现地方性的多种文化区。[2] 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汉族的前身的华夏族形成。华夏族居于中原地区，人数较多，文明程度发展最高，而人数较少的周围诸少数民族则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因此也就形成了“夷夏之别”“夷夏之防”的观念。华夏族以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作为天下的中心，把周围四方则称为“四夷”，也就有了所谓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他们自己以“礼仪之邦”自居，认为周边少数民族都是不如华夏文明的落后民族，强调“尊夏贱夷”“以夏变夷”。但是，“夷夏之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着眼于文化角度，而较少以地域之分和种族之别来进行划分，所以才有“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的观念，由此而孕育出“夷夏一体”或“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夷夏之别”与“夷夏一体”从表面看似乎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但正因为中国古代以文化作为夷夏之别的标准，才使得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区分具有了相对性和开放性，这就为不同民族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夷夏之辨”凸显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它同时也表明，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差别，而且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当然，“夷夏之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华夏中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又严重地制约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夷夏之辨”对毛泽东民族观和文化观都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民族观，明确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指出了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历史上各民族不断交融的结果。毛泽东还充分肯定了各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文化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主张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极力反对大汉族主义。

（二）“和而不同”与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

追求和谐，重视“和”或者说“和合”“中和”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庄子·天道》篇中，庄子也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和万事兴”“政通人和”“和气生财”，这些耳熟能详的格言词句都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于“和”的追求。《周易》最早阐述了“阴阳和合”的思想，它从宇宙万物中抽象出阴阳两个概念，强调阴阳的相辅相成是万物生成变化的前提，阴阳平衡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获得和谐发展的根本条件。《国语·郑语》里记载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中庸》里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些都表明：“和”的前提是差异，没有差异不叫“和”，不同的事物互补互济，才是真正的“和谐”。所以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左传·昭公》也记载了晏婴对于和与同的差异的理解。晏婴认为，和与同是相异的，“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惮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是。”“和”的精神当中内含着宽容精神与博大胸怀。《周易》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强调君子应该以大地般宽广深厚的胸襟，去包容天地万物，这是对中华民族包容精神的经典概括。这种包容精神体现在中华文化上，就是表现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精神。正是这种包容精神，才有印度佛教的传入，并形成儒、释、道互补共存格局，才有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文化的不断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论是在处理中西文化问题上，还是在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问题上，以及不同宗教、不同党派关系问题上，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精神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深刻影响。

（三）“史学传统”与民族文化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族历史意识特别发达，一贯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视修史读史。史学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它极大地增强了中华儿女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早在西周初年，我们的祖先便形成了“殷鉴”的观念。中国历史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万卷史书，从先秦时期产生的古典史著《尚书》《左传》《国语》，到两汉时期撰成的史学杰作《史记》《汉书》，到中古时期出现的通史式鸿篇巨制《通典》《资治通鉴》，再到清乾隆年间完成的《二十四史》，浩瀚的史书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丰富的史学遗产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中国很早就开始设置史官，梁启超指出，中国古代史官在法律上有独立的资格，地位极为尊严，通常由优秀的人才充任。黑格尔曾经对中国的这种史学传统作过高度评价，他说：“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印度则恰好相反。”[3]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衡量民族的自我意识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很好地承续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政治家，从青少年时期读史开始，一直到晚年时期，仍然坚持不懈地研读《二十四史》。毛泽东十三岁时，就开始接触《公羊春秋》《左传》等史书。在韶山乌龟井私塾东茅塘就读时，毛泽东选读了《史记》《汉书》《日知录》。在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还曾有舍学校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的想法。在湖南一师开设夜学时，毛泽东还把历史作为教授的内容之一。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更加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4] 毛泽东研读历史，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善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毛泽东重视研读历史，并经常鼓励和督促大家多学一点历史，不仅是为了“通古今之变”，做到“以古为镜”，还因为学习历史有利于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认同感，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掌握中国实际，从而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文化民族性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土壤，它为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况且，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载体，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并不是抽象地谈论文化的民族性问题，而是具体到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的考察以及传统文化民族性的维护。因此，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就失去了寄居所。

二西方文化对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启迪

文化民族性的体认与文化视野是紧密相连的，只有走出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站在世界文化的广度，在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过程中，才能达到对自身民族文化的真正体认，毛泽东早期文化民族性思想正是在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时代背景下，在对中西文化的不断学习、接受、比较和选择的过程中产生的。西方文化不仅开阔了毛泽东的文化视野，促进了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也为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启迪。

（一）西方历史知识和现代地理知识开阔了毛泽东的文化视野

早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期间，毛泽东就经常到学堂的藏书楼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他从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里，读到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这些书籍不仅增长了毛泽东对世界文化的了解，而且直接激发了毛泽东的民族责任意识。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期间，毛泽东接触了更多的世界地理和历史文化知识，“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5]。特别是，在此期间毛泽东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这幅世界地图对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震撼。“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6]

对世界历史与世界地理知识的学习，开阔了毛泽东的眼界，使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有众多的国家和民族，这些国家和民族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都有各自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中的一员，在中国之外，还有与中华文化同样优秀、同样悠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西方文化。

（二）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为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源

毛泽东接受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途径主要有两条。第一，直接研读所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毛泽东早期读过的反映西方18、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主要有《原富》《天演论》《社会契约论》《法意》《群学肄言》《伦理学原理》等，涉及亚当·斯密、达尔文、赫胥黎、孟德斯鸠、卢梭、柏格森、托尔斯泰等思想家。第二，吸收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有关思想，如梁启超、孙中山等。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为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例如，孟德斯鸠在其所著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之中，就阐述了地理环境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宗教、法律和政治制度等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再如，梁启超、孙中山等对于西方近代民族概念的引入和发展以及对于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思想也对毛泽东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于这些思想资源，毛泽东都进行了有批判性的继承。更为重要的是，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进化论、科学、民主和自由等先进思想促进了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反思以及对于传统文化弊病的批判，毛泽东正是在西方启蒙思想的启迪下，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从而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并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特性。没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更不可能有民族文化的自觉认识。

第二节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文化理论上，存在两种基本的观点即“文化史观”（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它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对文化本质的理解上，“文化史观”把文化通常理解为意欲、精神等纯然主观的活动。而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则首先肯定文化根源于社会存在，产生于实践活动，特别是经济与政治活动。第二，对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上，“文化史观”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最根本的、起着最终决定作用的因素，正是文化使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地区相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而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则认为，经济才是人类社会当中最根本的东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划分世界各个地区、国家的主要标准是经济（包括生产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而不是文化。[7] 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文化认识，从而比较科学地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种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文化理论，成为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创立科学的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因此，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视野中进行理解。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厘清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同时也为我们科学理解文化现象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合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8] 这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述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本原理的科学阐述，它告诉我们：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9] 第二，整个社会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社会的经济结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和“一定的社会意识”，也就是相应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其中，精神生活是处于社会结构的最上层，它是由社会存在，主要就是人们的经济、政治活动及其社会关系所决定。所以，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10] 因此，奠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唯心主义文化史观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观。历史唯物主义是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唯心主义文化史观则是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对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11]。

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文化源于实践，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同时，并没有否定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相反，他们充分肯定了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反作用。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时，不仅指出了两者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提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12] 的重要论断，而且特别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13] 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对唯物史观更是作了大量的澄清和补充说明。例如，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4]。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15]。

二 “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

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存在阶级性。不同的阶级由于它们各自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生活状况及生活条件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思想意识，必然要在文化上反映出来，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文化上也必然占统治地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6]。也就是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或反映。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始终存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在经济、政治上的阶级利益，又总是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单个利益说成社会全体的共同利益，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7] 因此，在阶级社会中，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往往具有一定的虚假性和欺骗性。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并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列宁提出“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是有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1913年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正笼罩欧洲，欧洲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在加紧扩军备战，为了掩盖战争的本质，为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舆论，它们便拼命鼓吹“拯救民族”“保卫祖国”口号，大肆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特别是，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首领，公然背叛马克思主义原则，背叛第二国际大会的反战决议，打着“爱国主义”“效忠祖国”的旗号，为帝国主义战争摇旗呐喊。当时的俄国，在经历了1905年革命后，正迎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此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崩得分子也不断地散布民族主义的谬论，鼓吹“整体的民族文化”，企图用超阶级的观点和狭隘的民族意识来禁锢工人阶级的头脑，破坏各民族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和革命斗争。针对这种情况，列宁于1913年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对民族文化进行了具体的、阶级的分析，指出：“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18]“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19] 因此，“民族文化”的口号，是以民族在文化上统一的幻影（如同马克思所说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一样）来欺骗工人，其实质是联合同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分裂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因而具有很强的欺骗性，掩盖了民族内部的阶级性，不利于不同民族间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针对“民族文化”的反动口号，列宁提出了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即“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的口号。

因此，在列宁那里，“民族文化”概念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还有所不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主要是在否定意义上来谈民族文化。后来，斯大林为了说明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说明社会主义并不否定民族文化的存在，对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中，斯大林指出：“当资产阶级执政的时候，当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下巩固起来的时候，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当无产阶级执政的时候，当各民族在苏维埃政权保护下巩固起来的时候，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就成了无产阶级的口号”[20]。应该说，斯大林这一解说是巧妙的，而且完全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使马克思的文化阶级性思想一以贯终。

三 “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对待历史文化上，坚持的是批判、继承与发展的原则，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观上的又一具体运用或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既存在着肯定，也存在着否定，从而使事物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向前发展，人类社会历史及文化现象也是这样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所要建立的新文化必须与旧文化进行“彻底决裂”。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1]。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传统观念是传统经济关系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思想文化上层建筑必然也要随之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大变革，都必然伴随着一场思想文化的大革命。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时，必须要打破旧的封建制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与之进行决裂。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也必须与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思想文化进行决裂，建立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体系。然而，由于文化的相对稳定性，这种决裂往往是艰难的，具有一定的过程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也看到，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2]。

对于传统文化要进行批判，与之决裂，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和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说过：“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23] 又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24]。物质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继承，精神文化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继承。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5] 传统文化作为消极的方面，常常成为一种巨大的阻力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传统文化作为积极的方面，为后人所继承，从而生长出新的文化果实。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材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26]。它不仅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还“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7]。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在探讨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观点。列宁十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针对当时波格丹诺夫等操纵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推行“拒绝一切文化遗产，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极“左”革命文化思想，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28] 列宁当然知道无产阶级文化与地主、资产阶级文化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他同样充分认识到文化历史发展的承继性。因此，他谆谆教导青年，“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29]。

在如何继承文化遗产问题上，列宁认为，继承文化遗产并不意味着照单全收，毫无批判和革新，而应该做到先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充分吸收文化遗产中那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汲取前人遗产中那些“属于未来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进行改造、革新和创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他说，保存遗产，“不同于档案保管员保存旧的文件。保存遗产，还决不等于局限于遗产”[30]。也就是说，继承文化遗产还需要积极地革新，大胆地创造，决不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

四 “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都十分重视历史的研究，研究历史是马克思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早在中学时期，马克思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克罗茨纳赫时期，为了弄清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解决他所谓的“苦恼问题”，马克思退到书房潜心研究历史，写下了《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开始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试图从劳动发展史中寻找理解全部社会的钥匙。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研究现实的物质关系发展史，从而才得出不同于历史唯心主义的新历史观。晚年马克思为了探寻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将全部精力重新转移到历史的研究当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在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史的研究当中，马克思提出了他的“世界历史”观。所谓世界历史，主要是指打破不同地域的狭隘的、孤立发展的状况，使全世界各民族、国家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乃至文化领域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而获得整体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产生，特别是世界市场的建立直接相关。“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1] 生产和消费的世界化，消灭了各个地方和民族以往自然形成的分工和自给自足、封闭自守的状态，促使每个人对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使单独个人的活动逐渐超出一国或地域范围扩大为世界历史性活动，“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2]。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3]。这里的“世界文学”与前面所说的“精神产品”相呼应，显然不能狭义地理解为具体的文学，而应该从广义上理解为“文化”。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世界文化”也并不是指脱离各民族文化之外的一种独立的文化存在形态，而主要也是在强调，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相互交往的扩大，各民族文化也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从这种意义上讲，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大家庭中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维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更加有利于世界文化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34] 斯大林也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35]

十月革命后，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改变了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文化的世界性思想。列宁认为，各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是人类智慧、经验的结晶，都是属于全人类的，因此应该积极地继承这些文化遗产，从而才能更好地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这里，列宁所讲的全人类文化遗产也包括了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文化成果。同时，列宁针对黑帮分子等提出的“民族文化”口号，提出了“民主主义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的口号，这一口号一方面对揭露“民族文化”口号的虚伪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化的世界性，它明确地指出了不同民族国家无产阶级文化所具有的共同性。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初步传递出这一思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这样一个新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

五 “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

世界历史尚未形成以前，各个民族在彼此分隔中自我发展，尚能比较完整地延续着自己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相对来说呈现封闭式、单线进化过程。世界历史形成以后，文化的发展开始打破彼此孤立的状况，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形成一种世界文化。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强调文化的世界性的同时，并不否认文化的民族性。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世界文化的形成时，恰恰以承认民族文化的存在为前提。他们认为，“世界性”文化，正是“从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中“形成”的，并在民族文化中表现出来。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看到从民族国家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必然性的同时，也认识到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导致一些落后国家民族文化遭受破坏的现实。在路易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就提到，“美国人的文明以及同美国人的交往，冲击了印第安人的制度；从而他们的民族文化生活正处于逐步崩溃之中”[36]。在谈到中国、印度这些古老文明国家时，他说，“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37]。他们从道义的立场上谴责殖民者的野蛮行径，对各民族国家独特的文明总是怀着敬意，对他们所受破坏也感到一些惋惜。

然而，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的发展并不可能取消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马克思在提出“世界历史”观的同时，始终不忘强调不同民族的特殊性，提醒人们“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38]，认为只有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具体实际出发，才能找到理解各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真正钥匙，反对把一般历史哲学当成一把万能钥匙加以使用。1877年，俄国学者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文章，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和资本积累的叙述当成普遍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对此，马克思专门给该杂志写了一封信，批驳了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澄清。马克思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9]。马克思本人在研究过程中就十分注意各国之间的历史及文化的差异，他对于东方社会文明及发展道路予以高度关注和认真的研究，就是因为他发现东方民族社会历史与文化发展具有许多的特殊性，经过深入研究，马克思提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及著名的“跨越论”设想。

列宁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的上述历史哲学思想，他多次强调，不同的民族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各个民族特点不同，因此必然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他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40] 特别是对于东方那些人口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革命将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因此，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41]

如前所述，针对当时“民族文化”口号的欺骗性，列宁提出了民主主义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口号。为此，还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认为这种国际文化口号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种“纯粹的文化”谬论。列宁指出，国际文化不是说它是什么非民族的文化，并非意味着它既不是波兰的，也不是犹太的，更不是俄罗斯等等的什么“纯粹”的文化。列宁强调，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语言的平等权利，不会否认用本民族语言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论战，用本民族语言向本民族农民和小市民进行宣传，提出国际文化口号恰恰是从每个民族的文化中取出其共同的部分即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因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里，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从而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斯大林把列宁的思想进一步推向前进。一方面，他认同列宁关于国际主义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在卷入各个不同的民族当中，“依照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等等，而采取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文化。[42] 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和排斥民族文化，而是赋予民族文化以内容，无产阶级文化是以民族文化为前提并且滋养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也并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相反，而是充实和丰富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赋予无产阶级文化以民族形式。[43]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文化的本质，而且还系统地阐发了文化的阶级性、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继承性、文化的世界性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无论是在基本原理、基本观点还是思维方法上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当中找到理论的渊源，甚至在某些问题的表达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1]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02页。

[2]费宗惠、张荣华编：《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页。

[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04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5]《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6]马玉卿、张万禄：《毛泽东成长的道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7]黄楠森：《文化研究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光明日报》2002年6月11日。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