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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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1950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淡出中国学术舞台,结束了它在中国学术史上近三十年的历程。20世纪50年代以降,学会的汉学背景被国内学界视为研究“禁区”,无学者论及,欧美学者亦因缺乏第一手材料少有涉及。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复苏”,90年代才有学者一般性提及,但研究仍因文献档案的缺佚无法深入。截至2010年,国内学术界对该学会少有介绍,更无专题研究。20世纪40年代,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1942)和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47),在他们的著述中偶有提及。此后五十年几乎无人论及,直到90年代华西医科大学在编写《华西医科大学校史》(1990)时,才有所留意。进入21世纪,有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开始关注与提及,如周蜀蓉《研究西部开发的珍贵文献——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2003),张泽洪《近代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以国外学者为中心》(2004),李绍明、周蜀蓉《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2004),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2005),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2007),李绍明《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2007),杨天宏《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2008)等。以上著述都是一般性提及,没有专门就学会本身做基础研究。到2010年以后有专论发表,如周蜀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之再诠释》《传教士与华西边疆研究——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华西地区基督教传教士人类学思想演变初探(1922—1950)——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中心的考察》《基督教与华西边疆研究中的本土化进程——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与三星堆文化的早期研究》等。罗安国(Andres Rodriguez)《民国时期的民族构建和人类学:四川西部的传教人类学事业》,从传教人类学的视角对学会进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李如东《华西的植物研究:1920—1937——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中心》,以学会会员在华西展开的博物学活动与研究为考察对象,探析华西人类学研究的博物学基础。迄今为止尚无就学会本身做基础研究的专著问世,这表明国内外学界对它的研究尚不充分。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华西研究领域曾风云一时,因历史原因被错误定性,这造成了学术传统中断,亦影响到中国西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旅美学者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自序中,有一段寻找传教士葛维汉(D.C.Graham)的经历。在此过程中,他发现葛维汉是一位非凡的学者,曾撰著数十篇与四川宗教、风俗、考古、民族有关的人类学论文。王笛感叹:“我作为一位专门研究四川的学者,对他竟然一无所知。同时也为这样一位对四川宗教文化研究有重要贡献的美国人及著作被默默无闻地埋没而深感遗憾!”人类学家李绍明评论,王笛曾在四川大学就读又专攻近代史,但对葛在四川生活了三十八年,长期担任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简称华大)教授与博物馆馆长,有大量著作问世的情况,竟然不知道,这只能说明我们文化断层,学术传承无继的严重性李绍明:《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 《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3期,第45页。。葛维汉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早期的学术带头人,学术无继,埋没的不止葛维汉,学会一大批优秀的中外学者都被埋没了。探讨学术传承,当代学者责无旁贷,给前辈一个交代,给后人提供一个哲学思维空间。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本书研究的对象。课题研究思路与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对学会创建背景、发展历史、组织机构、学术活动、研究范围、研究特点及学术影响的研究,展示民国时期中国学术尤其西学本土化的进程及演变脉络,这是目前学界提出华西学派等重要问题的依据。在复原学会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重新评估学会在华西基督教宣教史、中国近代边疆研究史、中国近代学术史、国际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与影响,进而理解学会的历史作用。笔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文化人类学(考古/民族)、语言文字学及自然科学等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分析研究。本书的篇章结构是,第一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创建的背景;第二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创建与发展;第三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组织结构;第四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附属机构;第五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学术活动;第六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边疆研究;第七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研究特点;第八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与近代边疆研究。“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有点不同,简而言之,前者主要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后者则要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序》第1页。本书归于前者,它将对后者深邃的哲学思维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填补了近代边疆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学术空白,有利于学术的繁荣,但学会及会刊仍有诸多问题有待探讨。

笔者是从90年代末开始从事学会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四川大学博物馆承袭了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全部文物标本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葛维汉图书室(David Crockett Graham Library)文献资料。四川大学博物馆出于对这批馆藏民国时期珍稀的西部研究文献资料的全面抢救保护的考虑,出于为国内外学界提供更翔实的学术参考的考虑,启动了整理这批资料遗产的工作,笔者有幸承担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华西教会新闻》(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教务杂志》(The China Recorder)、《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the NorthChina BranchofRoyalAsiatic Society)等文献的整理工作。1999年以降,笔者在《四川图书馆学报》《中华文化论坛》《宗教学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四川大学学报》《四川文物》《南方民族考古》《博物馆学刊》等刊物上发表与华西边疆研究相关的数篇论文论文题目参见本书的参考文献部分。。2004年出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目录索引》,2014年出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影印本》前者附录于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版。后者是笔者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藏学研究珍稀基础资料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整理、研究与重刊》(13JJD850004)的前期成果。

2007年,四川大学博物馆发现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三千多份原始档案及数据,这为研究学会提供了丰富参考。2010年,笔者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为题,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10BZS047)正式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6年4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项目结项,本书稿正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项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上文提及的西文刊物及民国刊印的边疆杂志、学会数千份档案、学会会员著述及传记、华大及其他基督教大学校史及刊印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