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修辞，是一个用抽象的语言形成具体的表达的过程，或者说是语言表达上用抽象的音、形、义转化为具体的音、形、义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最复杂精微之所在则是语言的抽象意义变成表达的具体意义。陈望道先生说：“意义也有具体抽象的区别。”“一切语言文字的意义，平常都是抽象的”，“及至实际说话或者写文，将抽象的来具体化，那抽象的意义才能成为具体的意义”。而意义“必要到实地应用才成为具备一切因素的具体意义。其所加的临时意义，大抵都由情境来补充”（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二篇之七、八）。可以说，这种由情境补充而成的语言的具体意义，就是一种修辞语义。修辞活动中各种表达手段的运用，各种修辞方式的生成或建构及其接受和理解，可以说都要通过语义才能实现。诚如谭学纯先生所说：“语义是辞格的认知基础，辞格生成的途径和辞格理解的可能性十分丰富，最终都通过语义接通认知通道。辞格生成与理解过程中提取的语义特征可以不同于自然语义，也可以借助于自然语义，二者都经过不同程度的语义修辞化变异。”（《汉语修辞格大辞典·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这种语义修辞化变异或者说修辞语义，相对于逻辑语义和自然语义（语言的抽象意义）而言，对它的研究还亟待深入开展。修辞语义的研究是修辞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修辞学研究走向精确化、科学化所必须致力的一个重大课题。

孟建安教授颇具学术识见，很久以来就倾心关注修辞语义问题，对此进行了持续的考察和研究。这部论著《修辞语义：描写与阐释》就是他研究成果的切实记载。建安先生不是先刻意构拟一个宏大而深奥（或者说就是大而空）的理论体系，而是始终面对语言应用中的修辞语义现象，从具体的词语、短语、句子、辞格和语体等在特定语境中所产生的修辞语义问题的观察、描写和分析入手，进而作出学理的探究和阐释。可见，建安先生的学术识见和治学态度都体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至于其研究内容，相对集中在语境对修辞语义的制导、语体对修辞语义的导引、文学语体与修辞语义表达、广告语体与修辞语义表达、词语修辞及其语义衍生、句子修辞及其语义衍生、辞格构拟与修辞语义表达、修辞语义病象与修辞语义表达等问题上。这对于推进和深化修辞语义问题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同时，对于人们认识相关的修辞现象和对修辞的接受理解也会有实际的帮助。比如建安先生对“芝麻大的官”及相类修辞结构的分析，所说明的修辞语义特征，就是如此。像下面一段话就是很好的例证：“在当代语用中，‘亲自’基本上是领导的专利，无往而不在地塑造着勤政的形象。然而，一旦用滥——事实也是极易用滥，领导不论大小，事情不论巨细，动辄就云‘亲自’，颂词就往往沦为谀辞。而指甲大的领导，芥菜子大的事情，煞有介事言‘亲自’，就有沐猴而冠的滑稽感。于是，常听得‘亲自吃饭’‘亲自洗澡’‘亲自上厕所’的调侃，‘亲自’无奈地沦为笑料。”（袁诹《由颂词到谀词到笑料》，《咬文嚼字》2011年第1期）其中，“指甲大的领导”“芥菜子大的事情”不就正是与“芝麻大的官”一样的修辞结构，体现出了类似的修辞语义吗？至于“亲自吃饭”云云是不是也可以从用词的语体规制的变换上作出说明呢？

修辞，在语言表达上是“常”与“变”的协调与和合。“常”，就是常规，即语言通用的一般规范；“变”，就是变通，即语言运用上的个性变异或者独特创造。修辞，对于语言的运用，不能完全没有变通，即使消极修辞如科技语体、公文语体也都会与时俱进，有所新变。修辞讲究变通创新，这种变通创新“往往可以造成超越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一篇之二）。语义的修辞之变，也自然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自然语义和逻辑语义的新意蕴。修辞上的语义变通或者修辞语义化说的变异，可谓丰富多彩，又极为复杂精微。那么，怎样来探究和认识其中的规律，怎样来阐释其精微之所在，就是首先要加以考虑和明确的。建安先生认为，要把修辞语义现象都看作特定语境中和一定语体规制下的产物，因此对于修辞语义的研究也就必须回归到特定的语境之中和一定的语体规制之下来进行。的确，修辞总是在一定的现实语境中展开，并以适应这一现实语境的需要为指归。当然，人们对于语境也不只是完全被动的适应，而是可以有所创设的。而现实的语境是具体多变的、不可复制的。语境的这种“变”就是语义修辞化变异的依据，同时也是考察修辞语义表达实效的标准。至于语体，是语言共核的社会功能变体，但其一旦形成自己的规制，也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修辞，对于语言的使用也就首先会受到语体的制导。可以说，这是“变”中之“常”。把语境和语体结合起来考察语义，也就是把修辞中的“变”与“常”结合协同起来，这是一种辩证的理念和思路。始终把遵循语境和语体相结合协同来探究修辞语义问题，可以看作建安先生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他在分析现象解决问题时又运用多元的方法，诸如归纳与演绎、比较与评点、定性与定量、描写与阐释、移植与变换、义素分析、层次分析、语义指向分析等都加以分别运用或综合运用。这在他对“又”字句、“N+他们”“人称”与“数”的变异之用、“芝麻大的官”一类结构和语体转换等相关的修辞语义的分析和阐释中都有切实的体现。正是这样，建安先生的这部论著呈现出原则明确、方法多元、解析具体的特色。其成果对于修辞语义这个大课题的开发研究是可贵的贡献，也是有益的推动。

从建安先生的这部著作里，我们能够意识到，应该明确地把修辞语义作为一种独特的语义类型提出来加以研究。这种研究可以说是修辞学与语义学的结合与融通：既用修辞学的原理、方法研究语义，又用语义学的原理、方法研究修辞。这有助于人们深化对修辞现象和语义现象的规律性认识。而关于修辞语义问题的研究，在修辞学界已经日益受到关注。像张炼强先生在《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与理论在修辞学中的应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中，所提出并解析的比喻、借代、双关、夸张等“转义修辞现象”，在我看来，论证的也就是修辞语义问题。炼强先生用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来分析修辞形式与修辞意义之间的关系，为修辞语义研究在原理和方法上作了有效的探究，而文中所说“转义修辞现象中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根基，从更深的层次上说，还在联想心理和认知方法上。比如说，比喻的自然联系的根基在相似联想，借代的自然联系的根基在关系联想上，反语的自然联系的根基在对比联想上。从认知方法上说，它们又都是客观事物的感知和认识的方法和途径的切实反映，这种反映，就是转义修辞现象赖以构成的一种认知方法上的根基”。这一段话则是为研究修辞语义形成的深层机理点明了一种路向。的确，修辞语义的研究，就是要对其形成的机制、结构的类型及其表达的效用、接受的理解能够作出规律性的认知和阐明。这是我们的期待和追求。

建安先生的大作行将付梓，来信嘱我写序。我真不敢当，因为自己对修辞语义问题并无多少研究；而在情谊上我又感到不能推却，也就鼓起勇气，略陈管见。所说自然会有所不当或不明，谨请建安先生、读者和方家惠予指正。

陈光磊

2012年8月5日

（陈光磊：中国修辞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