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在大教堂里

有一位意大利业务伙伴初次来到这个城市，他是这家银行举足轻重的老主顾了，K受委托陪他去参观城里一些艺术珍宝和名胜古迹。这种差事，要是在以往，K准会当作是一种荣幸。可是现在，当他正需要竭尽全力才勉强保持住自己在银行里的声望的时刻，他是很不情愿接受这个差事的。他在办公室之外消磨的每一个钟头都会给他带来苦恼。他虽然远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充分利用上班时间，只是在敷衍应付实际工作的幌子下白白地消磨去不少时间，但是，如果他不待在办公室里，就会越发惴惴不安。于是，他似乎看到，那个总在暗中窥伺着他的副经理不时地溜进他的办公室，坐到他的办公桌前，翻腾他的案卷，接待那些多年来简直跟K成了老朋友的客户，离间他们跟K的关系，甚至有意声张他工作上的差错。K已经觉得，工作上的差错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威胁着自己，而他再也无法避免出差错了。因此，如果派他去外面办事，哪怕是出头露面的差事，或者甚至出一趟短差——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差事最近接踵而来——他自然不免就会猜疑，人们是故意把他打发开，以便审查他的工作；或者至少以为，人们把他当作办公室里可有可无的人了。这些差事，他本来大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推掉，可是，他不敢这样做；即使他的担心并没有可以站得住脚的理由，可拒绝这种差事则意味着承认自己心里有鬼。出于这个原因，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个差事，表面上却装作泰然自若。而且有一次，人家派他出两天很辛苦的差，他正患着重感冒，甚至对此都一字不提，生怕人家说他借口秋雨连绵的天气而推辞不去。等他出差回来，头痛得简直要炸开了，却得知人家又挑他第二天去陪那位意大利客人。至少这一次，他实在想干脆拒绝不去了，尤其是交给他的这件事跟业务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然而，为业务伙伴尽这份社交义务，无疑是很重要的，只是对K来说无关紧要罢了。他自己心里很明白，只有工作上出成绩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无论他怎样出色地使这个意大利人心醉神迷，都是毫无用处的。他一天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工作范围，太害怕一去再不让他回来了。他明明知道自己怕得过了分，却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可碰到这种情况，要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谈何容易。K虽说对意大利语不很精通，可怎么说也足以应付了。而最根本的是，K还有点艺术史知识，以前曾经学过，加上出于业务的缘故，一度曾担任过拯救城市艺术古迹委员会的会员，因此在银行里的名声大噪。据说那个意大利人是一个艺术爱好者。这么说来，挑选K去当陪同，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天早晨，淫雨霏霏，大风怒号。K七点钟就来到办公室，想着在没有被客人占去之前，起码要处理几件事。一想到即将面临的这一天，他心头不禁火冒三丈。他觉得很疲倦；为了准备陪同的事，他花了半夜工夫来看意大利语法。近来，他太习惯于倚在窗口凝望，窗口对他产生了比写字台更大的诱惑。可是，他抵抗住了这种诱惑，还是在写字台前坐了下来。不巧的是，办事员这时进来报告说，经理先生派他来看看襄理先生是否已经来了；如果已经来了，就劳驾他去会客室一趟，那位从意大利来的客人在等着呢。“我马上就到，”K说道。他把一本小字典塞进口袋里，将他特意为客人准备好的该城游览画册夹在腋下，穿过副经理办公室，进了经理办公室。他庆幸自己这么早就来到了办公室，能随叫随到。真是没有人会料到这一点。副经理的办公室自然还是空荡荡的，就像沉浸在深夜里一样。那个办事员很可能也奉命去叫过副经理来会客室，却白跑了一趟。K一走进会客室，两位先生便从软椅上立起身来。经理满面笑容，和蔼可亲，显然看见K进来时很高兴，立刻介绍一番。那个意大利人非常热情地跟K握手，笑嘻嘻地称道着什么人是一个习惯早起的人。K不很听得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人，另外那个词也很生僻，他一下子也弄不清楚含义，便三言两语，搪塞过去了。这个意大利人也一笑了之，他那犯神经似的手，一再捋着那把浓密的、铁灰色的大胡子。他的胡子上显然喷过香水，几乎会惹人想凑过去闻一闻。他们就座以后，略微寒暄了一会儿。K发现，他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懂这个意大利人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当他从容不迫地讲话时，K差不多都听得懂，可是这种机会实在太少了。他一讲起话来，简直口若悬河，一边还摇头晃脑，好像在欣赏着自己滔滔不绝的口才。而且他这样讲话时，又总是夹进方言，K觉得不再是听意大利语。不过，经理不仅听得懂，而且也会说。当然喽，这也是K应该能够料到的；这个意大利人出身于南意大利，经理在那儿待过好几年。不管怎么说，K意识到，他几乎没有跟这个意大利人沟通的可能了，这人的法语同样很难听得懂，况且那把大胡子也遮住了那让人看着也许有助于理解的嘴唇动作。K开始感到将会碰到许多伤脑筋的事，眼下放弃了试图去听懂这个意大利人的念头——有经理在场，完全可以听得懂他说的话，何必再去费那个劲呢，只是闷闷不乐地望着他舒适自在地坐在软椅里，不时地扯着那线条分明又短又小的外衣，并且有一次，这人抬起双肩，轻浮地在腕关节上鼓弄着两手，试图比画着什么。K虽然向前倾着身子，眼睛不离对方的手势，但还是弄不懂是什么意思。K冷冷地坐在一旁插不上话，只是漠然地看着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谈来谈去。早先的倦意终于使他不知不觉地堕入朦胧之中，他恍恍惚惚地想站起来转身离去，幸亏及时如梦惊醒，吓了一大跳。客人终于看了看表，猛地跳了起来。他跟经理话别后，紧紧地挤到K的跟前，挤得K不得不把座椅往后挪了挪，以便给自己留出活动的余地来。经理无疑从K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面对这个意大利人，听不懂他说的话，处境非常狼狈，便巧妙而委婉地插进话来，看来好像只是给K随口出点小主意，其实是把客人刚才那滔滔不绝的插话全部简明扼要地给K说个明白。K从经理的嘴里知道这个意大利人眼下还有几件业务要办理，可惜挤不出多少时间来，因此根本不打算走马看花，把所有的名胜古迹都匆匆过一遍，只想去——当然要求得K的同意，一切由K决定——看看大教堂，而且要看个仔细。他感到非常高兴，有幸能在一位博学多识、热情好客的先生陪同下参观大教堂——这话是说给K听的，K根本不去理睬客人是怎么说的，只是尽快地琢磨出经理说这番话的用意。这个意大利人请求K，如果方便的话，两个钟头后，约莫十点在大教堂里碰面。他自己希望一定能准时赶到那儿，K顺着应酬了几句。这位客人先跟经理握手，又跟K握手，然后又跟经理握了一次手，接着在经理和K的陪送下朝门口走去。他半侧转着身子，面向K和经理，依然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客人走了以后，K和经理一起又待了一会儿。经理今天看上去是一脸愁容。他觉得怎么也得向K讲明原委，便说道——他们亲密地站在一起，本来他打算亲自去陪这个意大利人，可是后来——他没有说出确切的缘由——转而决定，还是让K去好。如果K觉得乍一开始就听不懂客人的话，大可不必因此而手足无措，要不了多久，自然就听得懂了。即使他有不少的话一点儿也听不明白，那也没什么大不了，这个意大利人并不那么在乎人家听懂听不懂。再说，K的意大利语很出色，他准会应付自如。经理说完后，K便告辞回到办公室里。他利用空下的这段时间，从字典里抄出参观大教堂时所需要的一些古怪的词汇来。这是一件特别令人厌烦的事。这时，办事员送来各种各样的函件；职员们前来要问这问那，一看见K正在忙着，便都站在门口，他不发话，他们就不肯离去；副经理也不放过这个机会故意打扰K，接二连三地跑进来，从他手里拿去那本字典，显然漫不经心地翻来翻去；甚至只要门一打开，顾客们便出现在半明半暗的前厅里，踌躇不决地躬身致意——他们希望以此引起K的注意，但又摸不准被看到了没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K进行的，仿佛他成了整个活动的中心。与此同时，他又收集着自己所需要的词语，一会儿查字典，一会儿抄写，一会儿又练习发音，最后还得想方设法去背熟。但是，他以前那惊人的记忆力似乎完全遗弃了他。他时而禁不住对这个意大利人冒火，都怪他招来了这样的麻烦，便狠狠地把字典塞到文件下面，决意不再准备了。然而，他即刻又意识到，自己总不能陪着客人，在大教堂里的艺术珍品前走来走去而哑口无言。于是，他几乎气急败坏地又拿出那本字典来。

九点半钟，他正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莱尼问他早安，又问他怎么样。K匆匆谢了一声，说他现在没有时间跟她拉呱，得上大教堂去。“上大教堂？”莱尼问道。“是的，上大教堂去。”“为什么要去大教堂呢？”莱尼又问道。K试图给她简短地解释一下，可是还没有等他开口，莱尼就突然说道：“他们逼人太甚。”这种既不是他惹起的，也不是他所期望的怜悯是K无法受得了的，他说了两声再见。可是当他挂上话筒的时候，却像是对着自己，又像是对着远方那个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的姑娘嘀咕说：“是的，他们是逼人太甚了。”

可是，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了，他恐怕来不及赶到约会的地方了。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在临走的最后时刻，他才想起了那本旅游画册，一大早没能找到机会把它送掉，现在要带着去。他把画册搁在膝盖上，一路上烦躁不安地在上面敲个不停。雨放慢了，但是天气阴冷潮湿，灰蒙蒙的，大教堂里不会看得怎么清楚。可久久地站在那冷冰冰的石板地上，准会大大地加重K的感冒。大教堂广场上空荡荡的，K禁不住回忆起：当他还是孩童时，这个狭小的广场周围的房子就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几乎所有的窗户总是垂挂着帘子。当然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拉上窗帘则比以往更理所当然了。大教堂里面看来也是空荡荡的。这个时候，自然谁都不会想到来这儿。K走过两个厢堂，只看见一个包着头巾的老妇人跪在圣母像前，两眼虔诚地望着圣母。然后，他还远远地看见一个教堂司事一瘸一拐地消失在一扇侧门的后面。K准时赶到了。他进来时，时钟正好敲响十一点，但是客人还没有来。K又回到大门口，犹豫不决地在那里站了一阵子，然后冒雨绕着教堂走了一圈，想看看客人会不会在哪个侧门旁等着他。可是，哪儿也不见他的人影儿。难道说经理把时间搞错了？谁能听得懂这种人讲话呢？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也得等他半个钟头。K已经很累了，想坐下来歇歇，因此他又回到教堂里，在一级踏阶上发现了一小块地毯似的破布，用脚把它踢到近旁的一条长凳前，然后把身上的大衣裹了裹，竖起领子，坐了下来。为了消磨时间，他打开旅游画册，随便翻了翻。可是他不大一会儿又停下来。教堂里变得昏暗起来，他抬头望去，连就近厢堂里的东西也几乎分辨不清了。

远处，高高的主圣坛上，排列成一个大三角形的烛光闪闪烁烁。K难以断言，他先前是否看到过这烛光，或许这烛光是刚刚才点燃的。那些教堂司事出于职业习惯，个个都步态轻盈，人们难以觉察到他们来去的脚步。K偶然回过头去，看见在他身后不远的廊柱上，点燃着一支又高又大的蜡烛。那烛光虽然挺迷人的，但要照亮那些大都挂在昏暗的厢堂小神坛里的画，则是远远不够的，反倒使那儿更暗了。客人失约不来，既有些失礼，同时也是明智的。因为即使他来了，什么也不会看到，至多也只能借着K的手电筒一点一点地搜索着看几幅画。K好奇地要试试用手电筒能够看到些什么，便走到近旁的一个小神堂里，登上了几级台阶，来到一道低矮的大理石围栏前，探过身去，用手电筒照着圣坛上的画。那持续不断的光亮在画前故意扰乱似的晃来晃去。K首先看到的，而且部分是猜出来的东西，是一位画在这幅画最边缘的骑士。他身材魁梧，披挂盔甲，倚着一把长剑，剑头插在面前光秃秃的地上，那上面只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草。他似乎出神地注视着一个正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事件。叫人惊奇的是，他竟守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或许他是派在那儿担任守卫的。K已经好久没有看过画了，他依依不舍地端详着这位骑士，尽管他无法忍受那手电筒的绿光，眼睛眨个不停。然后，他移动着手电筒，照亮这幅画的其他部分，才发现这是一幅传统风格的基督入墓图。但这幅画是新时期的作品。K把手电筒放进口袋里，又回到刚才的座位上。

现在看来用不着再等那客人了，可是外面准是在下着瓢泼大雨，况且大教堂里也不像K想象的那么冷，于是他决定暂时待在这儿。教堂里的大讲坛，就坐落在他的身旁，坛顶不大，呈拱形，上面斜挂着两个空落落的金质十字架，顶端相互交叉在一起，栏杆的外沿和连接立柱的石头上，都饰有绿色的卷叶花纹，其间雕着许多小天使，有的活泼，有的恬静。K走到讲坛跟前，从各个角度细细观察；石雕又精又细，卷叶花纹之间及潜藏在其后那深邃的幽暗，看上去就像是捕捉来固定在上面一样。K把手伸到一个幽暗的洞隙里，小心翼翼地触摸着石刻洞壁。他从来还不知道大教堂里有这样一个讲坛。这时，他蓦地发现，就在他近前的一排长凳后面，站着一个教堂司事。这人身穿一件宽大松弛的黑袍，左手拿着一个鼻烟盒，目不转睛地注视着K。“他想干什么呢？”K心里想，“难道他觉得我可疑吗？还是他想求几个零花钱呢？”可是这个司事一见K注意上了他，便举起右手，随便指了个方向，两根手指间还捏着一撮鼻烟。他的举止简直叫人难以理解。K又踌躇了一会儿，但是，这个司事依然不断地在指着什么，而且还频频点头，拉开强调的架势。“他到底要干什么呢？”他低声自问，他不敢在这里大声高叫。接着，他掏出钱包，挤过最近一排长凳朝这人走过去。但是，这人立刻打出一个回绝的手势，耸耸肩，一瘸一拐地走开了。K小时候常常学着模仿骑马人的样儿，也迈着像这人一样的步子，轻快地颠来跛去。“一个老顽童，”K心里想，“他的智力就只配干这司事，瞧他那样儿，我一停下，他也停下，还偷偷地看我想不想跟着走。”K暗自好笑，跟着他穿过厢堂，几乎走到主圣坛跟前，老头儿依然不停地指着什么，可是K故意不回头去看。他指来指去，别无用意，无非是想甩开K罢了。最后，K不再跟他，也不想太叫老头儿担惊受怕了。再说，万一那个意大利人来了，还是别把这唯一的司事吓跑的好。

K又回到大堂里，寻找他放着旅游画册的座位。就在这时，他发现紧挨着圣坛合唱队座位的石柱旁，还有一个小讲坛。这个讲坛是用浅白色的石头砌成的，结构非常简单，也没有什么雕刻装饰。讲坛那么小，远远看去，酷似一个准备供奉圣像的空壁龛，布道人肯定无法从栏杆后退一步。再说，这个石砌的讲坛拱顶虽然不带什么装饰物，但起架就异乎寻常的低，而且如此向上砌成拱状，连中等个子的人在拱顶下也无法直立，只能屈身倚着栏杆。整个结构仿佛是为了折磨布道人而造的。既然已经造了一个既宽大，雕琢得又那么华丽的讲坛可用，为什么还要造这样一个呢？这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要不是这讲坛上装着一盏已经点着的灯，K肯定也不会注意到它。通常在布道之前，才会点起这盏灯。难道现在要举行讲道仪式吗？就在这空空如也的教堂里？K向下望着那通往讲坛、紧绕着石柱而上的扶梯。扶梯看上去很窄，仿佛是石柱上的装饰品，而不是供人上讲坛用的。可就在讲坛的下面，却真的站着一位神甫，手扶着栏杆，正准备拾级而上，而且朝K望过来。K惊奇地笑了起来。神甫微微点了点头，K连忙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欠了欠身，其实他早就应该这样做了。神甫轻轻地纵身踏上扶梯，迈着轻快的步子登上了讲坛。他真的要开始讲道了吗？或许那个教堂司事并不是那么傻乎乎的，而是有意把K引到布道人的跟前来？在这空荡荡的教堂里，这样做当然太有必要了；再说，刚才不知在哪块地方还有一位跪在圣母像前的老妇人，她也应该来听才是。如果真要开始讲道了，为什么不先奏管风琴呢？瞧那管风琴依然高高在上，不声不响，只是依稀在昏暗中闪现。

K考虑现在要不要赶快离开这儿。要是他现在不走，等讲道开始了，就走不开了，那就得一直待到讲道结束。在办公室里，他已经耽误了那么多时间等客人，现在早就没有义务再等下去了。他看一看表，十一点了。可是，难道真的就能这样讲道吗？K一个人能代表众信徒吗？如果他只是一个想参观教堂的过路人，那又会怎样呢？其实他也不过是仅此而已。可真太荒唐了，现在十一点了，而且是工作日，天气又这么恶劣，还要布什么道呢？这神甫——毫无疑问，他是一个神甫，是一个面容圆润，肤色黝黑的小伙子——登上讲坛，显然只是为了去熄灭那盏大概点错了的灯。

然而，事情却不是这样；神甫仔细地看了看灯，把它旋得更亮一些，然后慢慢地转向石栏杆，双手扶住石栏的边。他这样站了一会儿，眼睛四处张望，脑袋却一动不动。K向后退了好远，两肘撑在最前排的长凳上。他朦朦胧胧地看见那个教堂司事弓着背，就像完成了任务以后那样安然自在地蜷伏在什么地方，在哪儿，K自己也弄不清楚。此时此刻，大教堂里是多么寂静啊！可是，K不得不打破这片寂静，他没有心思再待下去。如果神甫有义务非要在一个确定的时刻讲道不可，而不管实际情况怎样，那就随他讲好了；他没有K给捧场，也照样会讲完道，就跟K在场肯定也不会增添什么气氛一样。于是，K慢慢地挪动脚步，踮起脚尖，顺着这排长凳摸了过去，来到那条宽阔的中间过道里，打那儿无妨无碍地往前走去。只听见在那异常轻轻的脚步下，石板地上发出嚓嚓的响声。伴随着那往往复复富有节奏的前进声，拱顶上也传来微弱而持续不断的回响。K也许在神甫的目光的追随下，孤零零地一路走过去，两旁一排排的长凳上空无一人，他心中油然生起一股被遗弃的感觉；他觉得这个教堂的硕大简直到了人们可以忍受的极限。他走到自己先前坐过的位子前，停也不停一下，顺手抓起放在那里的旅游画册，拿了就走。他差不多已经走过最后一排长凳，正要踏进长凳与出口之间的空旷过厅时，忽然第一次听到了神甫的声音，一个洪亮而纯熟的声音，多么响亮地回荡在这座随时准备接纳它的大教堂里！可是，神甫并不是在呼唤那些信徒，他的声音一板一眼、清清楚楚地响在耳际，叫你没有回避的余地。他在大声喊着：“约瑟夫·K！”

K吓了一跳，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石板地。他暂时还是自由的，还可以继续往前走，面前这三个黑乎乎的小木门离他不远了，穿过任意一个便可以溜之大吉了。这正好也可以说，他没有听明白，或者说他虽然听明白了，却没有把它当回事。但是，如果他转过身去，就会被留住，这样就等于他承认，他真的听明白了，他确实就是神甫所叫的那个人，而且也愿意俯首听命。要是神甫再叫一次的话，K准会继续往前走。可是K等了好久，却再也听不到任何声响，便禁不住稍稍扭过头去，想看看神甫在做什么。神甫像刚才一样，安然地站在讲坛上，不过，他显然看见K回过头来了。要不是K现在转过身来直接面对他，那真可以说是小孩子在玩捉迷藏了。K转过身，神甫挥着手指招呼他走近一些。既然现在一切都无法回避了，他便健步——他既出于好奇，又急于想简短了事——朝着讲坛走去。过了前几排凳子，他停住脚步。可是，神甫觉得相距还太远，便伸出一只手，食指直指向讲坛近前的一块地方。K照办了；他站在那个指定的地方，不得不使劲地仰起头，这样才能看见神甫。“你是约瑟夫·K，”神甫说，他从石栏上举起一只手，打了一个叫人摸不透的手势。“是的，”K说。他想他以前对人说起自己的名字总是那么坦然，近来却成了他心上的一个负担，连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现在都晓得了他的名字；要是在没有跟人认识之前先自我介绍一下该多好啊！“你是一个被告，”神甫特别放低声音说。“是的，”K说。“是我叫你到这里来的，”神甫说，“想跟你谈一谈。”“谁也没有这样告诉我，”K说，“我上这儿来，为的是陪一个意大利人参观大教堂。”“别提那些无关的话，”神甫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是祈祷书吗？”“不是，”K回答道，“这是一本城市旅游画册。”“放下它，”神甫说。K狠狠地把画册扔了出去，张开的书页折七皱八地落在地上滑过去。“你可知道你的案子很不妙吗？”神甫问道。“我也有这样的感觉，”K说，“我该尽的心都尽到了，但至今毫无成效。当然，我的第一份申诉书还没有递上去。”“你认为结果会怎么样？”神甫问道。“以前我想肯定会有个好结果，”K说，“可是现在，我自己有时也不抱什么希望了。我也不知道结果将会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神甫说，“可是我担心结果将会不妙。他们认为你有罪。你的案子也许永远出不了低级法院的审理。至少从眼下来看，他们认为你的罪有根有据。”“但我确实是清白无辜的，”K说，“这是一个误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成了罪人呢？我们大家都是人啊，彼此都一样。”“你说得不错，”神甫说，“可是，凡是犯罪的人都喜欢这么说。”“难道你也对我怀有偏见吗？”K问道。“我对你没有偏见，”神甫说。“谢谢你，”K说，“但是，所有其他参加审理这个案子的人都对我怀有偏见。他们甚至把自己那种偏见还灌输给局外人，我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你曲解了那些事实的真相，”神甫说，“判决是不会突然而来的，诉讼程序不断进展，最终才能过渡到判决。”“那就是说，事情原来是这样了，”K说，他不禁低下头去。“你打算下一步对你的案子怎么办？”神甫问道。“我还要寻求帮助，”K一边说，一边又仰起头来，看看神甫对这句话是什么反应，“我还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机会没有利用呢。”“你过于寻求外界的帮助，”神甫带着指责的口气说，“尤其是从女人那儿，难道你不觉得这不是正儿八经的帮助吗？”“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我会赞同你的看法，”K说，“但绝非事事如此。女人具有很大的力量。如果我能够说动我所认识的女人一齐为我出力的话，就一定能克服重重困难，如愿以偿，尤其是对这个几乎只充斥着好色之徒的法院。那个预审法官，只要远远看见有女人送上门来，就迫不及待地要撞翻办公桌和被告，冲上前去。”神甫朝石栏歪起脑袋，讲坛的拱顶似乎现在才压住了他。外面的天气会是怎样的恶劣？阴郁的白天已经流去，夜晚来临了。大窗子上的玻璃画也不能发出一丝闪光来打破这四壁的黑暗。就在这时，教堂司事开始把大圣坛上的蜡烛一个一个地熄灭了。“你生我的气吗？”K问神甫。“你也许不知道，你在为一个什么样的法院效力。”他没有得到回答。“这些只是我个人的经验，”K说。上面还是一声不吭。“我并不想冒犯你，”K说。这时，神甫打上面冲着K大声喊道：“难道你的目光就这么短浅吗？”这是愤怒中的喊叫，但同时又像是一个人在看到别人坠落深渊，吓得魂飞魄散时不由自主的惊叫。

于是，两个人好久一声不响。讲坛下面一片黑暗，神甫当然看不清K的神色，而K却借着那小灯光把神甫看得清清楚楚。他为什么不从讲坛上下来呢？他并没有讲道，只是告诉了K一些情况。K仔细想想神甫的话，与其说会帮助他，倒不如说会伤害他。但是，K可能会觉得，神甫的好意是毋庸置疑的。要是他走下讲坛来，K要跟他取得一致，不是没有可能的，而且也不会没有可能从他那里得到决定性的、可以接受的主意，比如说，不是要让他指出怎么样去操纵案子的进展，而是要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从这案子中解脱出来，可以回避开它，可以置身其外，无牵无挂地生活。这种可能肯定是存在的，K近来常常这样想。如果神甫知道有这样的可能性，只要K肯去求他，他也许会和盘透露出来，尽管他自己就是法院的人，而且一听到K抨击法院时，竟压抑了自己那温存的天性，甚至对K大吼大叫起来。

“你不想下来吗？”K问道，“这时候又用不着讲道。到我这儿来吧。”“我现在可以下来了，”神甫说，他也许后悔自己不该大发雷霆。他一边从挂钩上拿下灯，一边说：“我首先得保持距离，跟你谈话。不然的话，我就太容易受人的影响，从而忘记我的职责。”

K在下面扶梯口等着他。神甫还没有下完楼梯就朝K伸出手来。“你能给我一点儿时间吗？”K问道。“你需要多少都行，”神甫说着把那盏小灯递给K拿着。即便近在身旁，他也不失那庄重的气质。“你对我太好了，”K说。他们并肩在那昏暗的厢堂里踱来踱去。“在所有属于法院的人当中，你是个例外。我认识许多法院的人，可我对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像对你这样信任。跟你我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谈。”“你可别弄错了，”神甫说。“我到底会弄错什么呢？”K问道。“有关法院的情况，你就弄错了，”神甫说，“在法律的引言中，讲述着这样的错觉：在通往法的大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有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求进法门。可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允许他进去。这人想了想后又问道，那么以后会不会准他进去呢。‘这是可能的，’守门人说，‘可是现在不行。’由于通往法的大门像平常一样敞开着，而且守门人也走到一边去了，这人便探头透过大门往里望去。守门人见了后笑着说：‘如果你这么感兴趣，不妨不顾我的禁令，试试往里闯。不过，你要注意，我很强大，而我只不过是最低一级的守门人。里边的大厅一个接着一个，层层都站着守门人，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大，甚至一看见第三道守门人连我自己都无法挺得住。’这个乡下人没有料到会遇上这样的困难。照理说，法应该永远为所有的人敞开着大门，他心里想道。但是他眼下更仔细地端详了这个身穿皮大衣的守门人，看看那个又大又尖的鼻子，又望望那把稀稀疏疏又长又黑的鞑靼胡子，便打定主意，最好还是等到许可了再进去。守门人给了他一只小凳子，让他坐在门边。他就坐在那儿等待。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磨来磨去，希望让他进去，求呀求呀，求得守卫人都皮了。守门人常常也稍稍盘问他几句，问问他家乡的情况和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但这都是些不关痛痒的问题，就像是大人物在询问似的。说到最后，守门人始终还是不放他进去。这乡下人为自己出这趟门准备了许多东西，他不管东西多么贵重，全都拿了出来，希望能买通守门人。守门人一次又一次地都收下来了，但是，他每次总是说：‘我收下这礼物，只是为了使你不会觉得若有所失。’在这许多年期间，这人几乎从不间断地注视着这个守门人。他忘了还有其他守门人，而这第一个似乎成了他踏进法的门的唯一障碍。开头几年里，他大声诅咒命运的不幸。到了后来，他衰老了，便只能喃喃嘀咕了。他变得孩子气似的，长年累月的观察甚至使他跟守门人皮衣领子上的跳蚤也混熟了，他也求那些跳蚤帮他去说服守门人。最后，他的目光变得模糊不清了，他不知道是自己周围真的越来越黑暗了，还是他的眼睛在捉弄他。但是，就在这黑暗里，他却看到了一道光芒从法的大门里永不休止地射出来。如今，他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弥留之际，这些年来积累的所有经验，凝聚成一个他从未向这个守门人提出过的问题。他挥手叫守门人到跟前来，因为他再也无法直起自己那僵硬的躯体了。守门人只好深深地俯下身子听他说话，因为躯体大小变化的差别，已经非常不利于这乡下人了。‘你现在到底还想问什么呢？’守门人问道，‘你真贪心。’‘人人不都在追求着法吗，’这人回答说，‘可是，这许多年来，除了我以外，怎么就不见一个人来要求踏进法的大门呢？’守门人看到这个人已经筋疲力尽，而且听觉越来越坏，于是在他耳边大声吼道：‘这儿除了你，谁都不许进去，因为这道门只是为你开的。我现在要去关上它了。’”

“守门人就这样捉弄了这个乡下人，”K立即说道，他深深地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先别妄下雌黄，”神甫说，“千万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就人云亦云。我是原原本本把这个故事说给你听的，没有提到捉弄不捉弄的话。”“可这是明摆着的呀，”K说，“你开头的阐释就说得很对。当这个乡下人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时候，守门人才把拯救的消息告诉他。”“此前他没有向守门人提出这个问题，”神甫说，“你也想想，他不过是一个守门人而已。而作为守门人，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你怎么会认为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呢？”K问道，“他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的义务也许是把所有的陌生人拒之门外。而应该让这个人进去，因为这门就是为他开的。”“你不够尊重这白纸黑字的文字，你篡改了这个故事，”神甫说，“在这个故事中，关于是否允许进入法的大门，守门人讲了两句重要的话，一句在开头，一句在末尾。第一句是：他现在不能放这个人进去。另一句是：这道门只是为他开的。如果说这两者相互矛盾的话，那你就说对了，守门人是捉弄了这个乡下人。可是，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矛盾。相反，第一句话甚至是对第二句话的暗示。人们几乎可以说，守门人这样许诺乡下人将来可能会让他进去，已经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在那个时候，他的职责显然是不让这个人进去，而且许多讲解原文的人看到守门人居然做出那种暗示的确都感到很惊讶，因为他看来是一个一丝不苟、严守职责的人。他多年如一日，从来没有擅离职守，直到最后一刻才关上门。他对自己职责的重要性心领神会，因为他说：‘我很强大。’他对上司毕恭毕敬，因为他说：‘我只不过是最低一级的守门人。’他并不信口雌黄，因为那么多年来，他只提些所谓的‘无关痛痒的问题’；他不贪赃枉法，因为他每次收到礼物时总是说：‘我收下这礼物，只是为了使你不会觉得若有所失。’他尽职尽责，既不动之以情，又不怒之以恨，因为故事里已经讲道，乡下人‘求呀求呀，求得守门人都皮了’；最后，甚至他的外貌，尤其是那个又大又尖的鼻子，那把稀稀疏疏又长又黑的鞑靼胡子，也表明了他是一个过分认真的人。难道还能找到一个比他更忠于职守的守门人吗？然而，守门人的性格中也混合进了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对要求进入法的大门的人十分有利，毕竟也使人们可以理解，他那样暗示给乡下人将来可能让他进去，便会稍微超越出他的职责范围。同样不能否认，他头脑有点简单，因此也有点自负。他说自己是强大的，又说其他守门人是强大的，还说他甚至一见他们就受不了。这是说，即使所有这些话都是对的，但他说出这些话的方式则表明，头脑简单自负使他的看法蒙上了一层模糊的阴影。那些解释的人对此的说法是：‘对同一事情的正确理解和误解并不完全是相互排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谁都不得不承认，这种头脑简单和自负，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地表现出来，毕竟都会削弱他守门的职责，这就是守门人性格上的缺陷。附带还要说一下，这个守门人看来天生就和蔼可亲，他决不总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官场架势。一开始，他就开起了玩笑，邀请那个人不顾他一再强调不许进去的禁令而往里闯。然后他并不把那个人赶开，而正像我们知道的，给他一只小凳子，让他坐在门边。那么多年里，他耐心地容忍着那个人的苦苦哀求，常常盘问那个人几句，接受那个人的礼物，虚怀若谷地允许那个人当着他的面，把他当作发泄的靶子，大声地诅咒着命运的不幸，——这一切都可以让人推断出他动了恻隐之心。不是每个守门人都会这样做的。最后，那个人打手势叫他过去，他就深深地俯在那个人的跟前，让他有机会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来。其实，守门人知道，一切就要结束了。只有从‘你真贪心’这句话里，流露出他略显不耐烦的抱怨。有人甚至在这种解释上更进了一步，说什么‘你真贪心’这句话表示了一种善意的钦佩，当然也不无降尊临卑的意味。总之，这个守门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跟你所想象的迥然不同。”“这个故事，你比我知道得仔细，时间也比我长，”K说。他们俩沉默了一会儿。K然后又说：“这么说来，你认为那个人并没有被捉弄，是吗？”“别误解我的意思，”神甫说，“我只是把围绕着这个故事的种种说法说给你听。你不要太把注意力放在什么说法上。文字的东西是无法篡改的，而对它的种种说法常常不过是一种困惑的表现而已。在这件事上，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真正被捉弄的人才是守门人。”“这种说法未免太牵强了，”K说，“这么说凭的是什么呢？”“凭的就是，”神甫回答道，“守门人的思想简单。人们说他不明了法的内部，只知道通往法的道路，他的任务就是永远守卫在门前，巡视通往法的道路，把他对于法的内部的想法说成是天真的。而且认为，他要使那个人害怕的东西，也正是自己所害怕的。其实他比那个人还要怕得厉害，因为那个人即使听说了里面那些可怕的守门人以后，还非要进去不可。相反，守门人就不想进去，至少在这个故事里对此一字未提。还有人说他肯定已经到过里头，他毕竟是受雇服务于法的人，而他只可能在里面接受任命。但与之相反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很可能是从里面传出一道命令，任命他当守门人，他至少不可能深入到内部，因为他一见第三道守门人的模样就受不了。此外，在这么多年中，守门人除了说说那些守门人以外，从未提到过法的内部的任何情况。也许人家不让他这样说，但是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根据这一切，人们得出结论说，他对于内部的情况和作用一无所知，因此处于一种错觉状态。而且从他怎样对待那个乡下人来看，他也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他从属于那个人之下而自己却不知道。你也许还记得，从许许多多的细节上可以看出，他把那个人当作下属来对待。但是，按照我们现在谈论的这种说法，显而易见，他实际上从属于那个人。首先，自由人总是居于受束缚的人之上。那个人实际上是自由的，他愿意上哪儿就可以上哪儿，唯有法的大门不许他进去，况且只有一个人，也就是守门人不许他进去。如果说他坐在门旁的小凳子上等了一辈子的话，那他也是出于自愿才这样做的；这个故事中也没有讲起谁强迫他。相反，守门人却让自己的职责束缚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不得向外超越半步，显然也不许进到里面，即使他想进去也不可能。再说，虽然他是为法服务的，但守的只是这一道门，也就是说，他只为那个人服务，因为这道门只是为他而开的。从这方面来说，他也是从属于那个人的。可以这么说，他多年来，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年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不过做了流于形式的工作，因为据说有一个人要来，也就是说一个正当壮年的人要来，因此，守门人必须一直等到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且要随那个人的便；那个人想来就来了，他愿意什么时候来，守门人就得等到什么时候。但是，这种职责的结束则取决于那个人的寿命，所以，归根结底，他永远从属于那个人。而且人们一再强调，守门人对所有这一切似乎一无所知。但是，这一点本身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因为按照这种说法，守门入是处于一种还要严重得多的、涉及他的职责的错觉状态。也就是说，他最后谈到法的大门时说到‘我现在要去关上它了’，但是，故事一开始时却说通往法的门永远是敞开着的；如果它永远是敞开着的，永远也就意味着这道为那个人开着的门跟守门人的生死没有关系。那么，守门人也就不能把它关上。关于守门人说这话的动机，说法不一，有人说他声称要去关上那道门，只是为了回答那个人，有人说这是强调自己忠于职守，也有人说他这样做想使那个人在弥留之际感到懊恼和悲伤。然而，其中许多人一致认为，他不可能关上这道门。他们甚至认为，他在学问上也在那个人之下，至少到了最后的时候如此，因为那个人看见从法的大门里喷射出一道光芒来，而这个正在执行职责的守门人很可能是背对着大门。而且也没有表露出他发现了什么变化。”“这话说得很有理，”K暗自低声把神甫解释中的几句话重复了一遍后说，“这话说得很有理。而且我现在也认为，这个守门人给捉弄了。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抛弃了原先的看法，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守门人心明眼亮也罢，给捉弄了也罢，无关紧要。我说过那个人给捉弄了。如果说守门人心明眼亮，人们对此会表示怀疑；但是，如果守门人给捉弄了，那他的错觉必然要感染给那个人。这样一来，守门人虽然不是骗子，但思想简单得一定会让人立即把他从他的职守上撵走。你倒要想一想，守门人所处的错觉状态丝毫无损于他，却害得那个人太重太深。”“也有反对你这种说法的，”神甫说，“有一些人说，这个故事没有赋予任何人来评判守门人的权力。无论他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毕竟是法的仆人，也就是说他是属于法的，因此便超脱于人们的评判之外。这样一来，谁也不能认为，守门人从属于那个人。通过自己的职守哪怕只是维系在法的大门上，也无可比拟地胜于自由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个人才来寻求法，而守门人已经在法的身边。他是受法的指定来谨守职责的。怀疑自己的尊严就等于怀疑法本身。”“我不赞成这种说法，”K摇摇头说，“谁要是接受了这种看法，就得把守门人讲的每一句话都看成是真的。可是，你自己已经充分说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不，”神甫说，“不必把他所讲的一切都看成是真的，只需把它看成是必然的。”“一个令人沮丧的看法，”K说，“谎言被说成是普遍的准则。”

K断然讲了这句话，想以此结束这场谈论，但这并不是他的最终评判。他太疲倦了，全然无力去逐一评判由这个故事所引发的种种结论。他也被引入了那不同寻常的思路里，那一堆不可捉摸的东西在他看来更适合于作为法官谈论的主题。这个简单的故事变得奇形怪状，他恨不得把它甩到脑后去。神甫此刻则显得十分宽厚和体贴，他听任K这样说，默默地听取K的看法，也不管它跟自己的看法多么大相径庭。

他们默默地来回踱了好一阵，K紧挨着神甫走来走去，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举在手里的那盏灯早就熄灭了。突然间，一幅银色的圣像正好在他的眼前闪烁出一缕银灿灿的光芒，顿然又消失在黑暗中。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太仰仗神甫，K便问道：“我们现在是不是来到大门跟前了？”“不是，”神甫说，“我们离大门口还有好远。你要走了吗？”虽然K此刻并没有想到要走，却立刻回答道：“我当然该走了。我是一家银行的襄理，他们在等着我哩。我来这里，只是为了陪一个外国来的业务伙伴参观大教堂。”“好吧，”神甫朝K伸出手说，“那你就走吧。”“可是，这里黑洞洞的，我一个人找不到出口，”K说。“向左拐走到墙跟前，”神甫说，“然后一直顺墙走，别离开墙，你就会找到一个出口。”可神甫刚挪开几步远，K就大声叫道：“请等一等！”“我在等着呢，”神甫说。“你对我就再没有什么要求了吗？”K问道。“没有了，”神甫说。“你刚才对我那么好，”K说，“什么都讲给我听。可是现在，你却要我走开，好像对我一点也不在乎似的。”“你不是说非走不可吗？”神甫说。“倒也是，”K说，“你要知道我是不得不走的。”“你首先要知道我是谁，”神甫说。“你是监狱的神甫呀，”K一边说，一边摸着靠近神甫；其实，他并不像他表白的那样，非得立刻回银行去不可，而是完全可以还待在这儿。“这就是说，我是法院的人，”神甫说，“既然这样，我干吗要向你提什么要求呢？法院不向你提什么要求。你要来，它就收留你，你要走，它就让你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