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开启城乡发展新纪元

——读《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有感

综合局　程宜礼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印发了一份足以载入史册的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文件提出“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等发展目标，此举标志着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户籍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

城乡户籍制度形成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是一种具有福利身份区隔的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虽然城乡户籍制度在设立初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人为割裂城乡关系，使城市和农村成为封闭性单位的结构已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如今，户籍制度改革实质性启动，笔者为之欢欣、备受鼓舞，也重燃起探究中国城乡关系、为统筹城乡发展建言献策的热情。

此次重温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乡土中国》等书籍，感慨颇多，受益匪浅。其中的《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对传统的中国城乡关系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剖析，对探索当前中国城乡关系也富有一定的启迪意义。现以本书为引，融会读书过程中的点滴感悟，并参阅相关资料，作读书感想一篇与大家分享。

一、《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内容梗概

《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是我国社会学大家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与他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堪称中国社会学奠基之作，一起被誉为“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全书仅7章，短小精悍，语言朴实，论证严谨，共论述两个主题，即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和士绅的作用以及城乡间的经济关系。

前四章论述了第一个主题。士绅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发挥一定功能的阶层，他们没有左右政治的实际的政治权利，甚至跟政治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主要依靠与官员的结合获得一定的势力或政治免疫力。士绅在社会中主要承担两个角色：一方面，他们是传统社会的卫道者。士绅既靠知识的特权和以历史智慧为基础的权威，成为特权阶级，又以儒家思想为支撑，有着自己的道德担当，努力维护社会规范、礼仪和秩序，积极寻求“政统”和“道统”的统一。另一方面，他们起着行政缓冲剂的作用。中国封建王朝多崇尚无为而治，中央派遣的官员只到县级，县级以下没有正规的政府部门存在，士绅往往在县级以下的地方组织中拥有决策权和管理权。对于中央不合理的政策，士绅代表地方利益与中央谈判，缓和上下阶层之间的矛盾，既能使君主的权力贯彻至底层，也可以在适当程度上保护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秩序能够有条不紊，士绅阶层的作用不可或缺。

后三章论述了第二个主题。在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中，乡村与城市一直处于稳固的状态：乡村是社会经济的主要载体，城市则更多的是为政治服务，是权力的象征；乡村是人们生存所需的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生产基地，城市则是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的消费市场；农民依靠田地收成和乡村手工业维系生计，城市里的权贵则依靠自己的财产和农民的租息悠闲过活。

但是近代以来，稳固的城乡关系开始瓦解。究其原因：受西方经济侵蚀和洋货入侵的影响，士绅们不再购买农村手工业品，转而青睐洋货，这直接摧毁了维系农民生计的农村手工业。如果士绅阶层能够降低租息，或许可以让农民勉强度日；然而，城镇士绅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西方消费品，反而更加依赖农民的租息。变本加厉的剥削和压迫，致使农民陷入濒临破产的地步。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中国的城乡关系如何发展？费老在文中给出了理想的寄望：“乡村和城市同等重要，应该携手合作，但是变更的动力必须来自城市……换句话说，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土地改革。”

二、近代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变迁

结合《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中的论述，并参考相关资料，本文对近代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进行了简单梳理，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840年至1949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形成。主要表现在为：受西方经济冲击，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开始解体；城乡经济功能区分明显，农村逐渐成为城市的原料提供地和初级产品加工地，城市则成为生产中心和贸易中心；城乡间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加大。

第二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城乡二元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形成与固化。主要表现为：经济上，实施价格“剪刀差”、农业生产集中制度、粮食等农产品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全面倾向城市的政策，以牺牲农村发展为代价确保城市发展。政治和社会上，实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通过户籍制度以及与此配套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和排他性的城市福利等，在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人为割裂城乡关系的同时，赋予城市居民更多的福利保障，将农民置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第三个阶段：1978年至2003年（科学发展观提出），改革开放后，城市利用自身优势和优惠政策先富起来了，城乡进一步分离，形成了城乡二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重”结构。相较于前两个阶段，突出特点是：城市内部“二元社会”开始形成，“城中村”大量出现，“农民工”涌入城市，作为独特的阶层长期与“城市工作者”并存；城市市场经济文化与农村自然经济文化之间的差异扩大，城里人思维方式与农村人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明显，城里人与农村人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扩大。

第四个阶段：2003年至今，城乡关系呈现出融合和统筹的趋势，但城乡差距仍然很大。自科学发展观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后，国家在处理城乡关系时偏向城市的政策有所改变。十多来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多次涉及“三农”，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三农”问题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受改革累积效应和城市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城市偏向性政策难以完全改变，城乡统筹进展缓慢，城乡差距仍在加剧。

三、有关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通过上文的简单梳理，我们不禁发现：近代以来，我国的城乡关系一直处于分离、割裂、对立状态，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机会不对等。显然，这种城乡分离的状态，无论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看，还是从“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角度看，都是不合理的。统筹城乡发展、和谐城乡关系势在必行。我认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应当放在深化改革上，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农村“内生性改革”为抓手，构建和谐城乡关系。

（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关系中的顽疾，是统筹城乡发展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正如《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第31期）中提到的：“户籍制度改革将最大限度地考验当代中国如何把握稳定与改革、继承与创新，以及近期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平衡点”，当下必须切实打好、打胜户籍制度改革这场仗。对此，我有两点思考：一是要辩证地看待城乡二元体制。对于城乡二元体制来说，我们常看到的是其巨大的不公平，而忽略了其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相当不公平现状下的缓冲池。因为城乡二元，农村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员，就像中国人不会认为自己是美国的一员一样。人的比较更多的发生在小圈子，身边人之间，因而在基尼系数很高的情况下，中国社会是总体稳定的。所以在统筹城乡发展时要辩证看待、重视这种现象，注意保护和容忍一定程度上的城乡区隔，为中国的改革和稳定赢得时间。二是户籍制度改革万不能本末倒置。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之道还在于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尤其是人的城镇化。就是想办法让农民在城镇有稳定的就业，较高的技能，有住房，有社保，子女能够接受教育，最终才有城镇户口。而不是反过来。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人口迁移政策，实现公民自由迁徙只是手段，构建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才是最终目标。

（二）内生性改革

内生性改革即一种由内而外的改革，依靠农村自生力量，内生性培育改革动力，实现具有自身特色的改革。“打铁还需自身硬”、“外因需要依靠内因发挥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推动农村发展过程中，农村不能“等、靠、要”，而是应该夯实基础，要“外部输血”更需“内部造血”，结合自身的实际和特点，积极培育内生性优势，推进自身的改革发展。

1.健全基层组织建设是保障

农村基层组织是农村发展建设的领头羊，是带领农民群众发家致富的中坚力量。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问题较多，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层组织领导班子管理松散、老龄化，农村建设留不住人才；另一方面是我国当前的精英决策模式，它从根本上堵塞了农民参与和影响决策的通道，制定和执行新农村建设决策的决策层极易忽视处于社会底层且极度分散的农民的利益和需要。对此，我有两点想法。

一是多渠道为农村发展吸纳人才。一方面通过机制创新，吸纳有志青年投身农村基层工作，为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坚持和完善“大学生村官”和“基层挂职干部”等制度，国家进一步出台政策，既要保障这类人才有舞台施展抱负，人生发展有前景，又需要他们扎根农村，要“接地气”，与农村发展共成长；另一方面鼓励人才返乡，尤其注重发挥“乡贤”作用。国家应以扩大村民自治为突破口，鼓励能人变贤人，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经济上，乡贤是致富带头人，用自身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文化伦理上，乡贤是表率，以其为榜样，可弥合社会分歧，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改革发展事业创造良好、稳定的环境。

二是借力非政府性组织，搭建精英决策与民间诉求的沟通桥梁。在中国封建集权社会，士绅阶层发挥着调节专制统治者与下层农民间的矛盾，进而维护国家稳定的作用。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士绅制度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士绅阶层也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观今宜鉴古，这种借助一定组织或一部分人搭建决策层与民间沟通桥梁的做法值得借鉴。当前，我国非政府性组织发展方兴未艾，国家也鼓励其为改革发展事业建言献策。因此，国家可在制度层面引导这些非政府性组织关注“三农”问题，建立与决策层的沟通平台，在为我国“三农”问题建言献策的同时，帮助农民表达合理利益诉求。

2.培育农村产业发展是关键

发展是硬道理，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实现都需要一个支撑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农村产业。“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农民问题的关键是收入，收入问题的关键是就业，就业问题的关键是产业。只有“跳出农业发展农业，跳出农村发展农村”，因地制宜地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农村产业，培育农村经济的稳定增长点，方能实现城乡和谐。

一是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契机，实现农村产业发展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机遇，农村应以此为契机，立足自身特点，实现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具体而言：东部地区整体经济实力较强，应以构建大城市群为着力点，发挥大城市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规模效应和辐射功能，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中部地区则应以中小城镇发展为突破口，在做好城市配套产业和农村人口向中小城镇迁移的工作的同时，保持农村一定程度的吸引力，托底尚未顺利向城镇迁移的农民；西部地区经济底子薄，城市和农村应侧重发展，一方面应集中有限资源发展少数综合性大城市，辐射周边，以吸纳更多的农民进城就业、安家落户；另一方面农村要立足自身条件，依托城市需求，培育特色农村产业，实现农民增收增利。

二是农业发展的重点可放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上。当前国家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新型农村产业形态，不仅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新要求，而且能够丰富农业内涵、提升农业功能，是推动区域经济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在不具备发展大工业条件的农村，围绕农业做文章，根据不同地域特色，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无疑是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

3.推进农村新文化建设是根本

文化是软实力，具有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统筹城乡发展，对农村而言，应该包括“建设新的农村”和“新的农村建设”两个层面。但是就当下而言，更多地还着眼于“建设新的农村”，忽视了“新的农村建设”，尤其是农村文化的建设。殊不知，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灵魂所在，没有良好、自信的文化支撑，统筹城乡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一是树立文化自信。一方面是农村民俗文化的自信。坚信中国数千年农业文明培育出来的民俗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农村文化相较于城市文化仅有差异而无“高低贵贱”之分。另一方面是农民的自信。农民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建设者，也始终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当下农民缺少的仅是激发其活力和主动性的机遇。农民应当牢牢树立公民意识、培养公民精神，满怀自信，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建设美丽家园，赢得社会尊重。

二是以文化建设为契机，带动经济发展。一方面可借助现在原生态消费观念兴起的东风，充分发挥农村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大力扶植和发展农村旅游业和农村手工业，实现农村资源的再生利用和升级；另一方面要盘活农村的文化遗产，形成新型农村产业形态，将古树、古屋、古装古色等文化遗产保护好、利用好，构建配套产业链，使之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三是培育丰富多彩的农村新文化，满足农民精神需求。文化源于生活，但它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固然需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更需要结合实际，尤其是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目标，培育出更多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饱含正能量的文化，引领时尚，丰富农民的精神需求。

四、结语

《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出版于1953年，也是在1953年，中国大陆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对于这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件，费孝通先生这本以中国士绅、城市和农村为主题的书，加深了世人对中国当时政治行为以及中国基层社会的了解，为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宏大事件提供了一个注脚。在国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开启城乡发展新纪元的又一历史转折点，再次捧读此书，认真研读，除了重温体会作者对中国农村发展的深切关注、对农村改革倾注的拳拳之心，更为文字背后传达的信念所深深折服。全书始终贯穿这样一个信念：中国人要把中国的问题看做是我们自己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要依靠改革，要由中国人自己来改革，而不能依靠别人。今天，这样的信念依然具有与时俱进地深刻启迪和借鉴意义。

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坚定不移并且成果丰硕地走过了36个春秋，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越深入，难度越大的关键时期，我们也迎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更不是对现有制度的全盘否定。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我们始终牢记改革只是对现有制度的补充和完善，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广大民众共享改革和发展的红利；需要我们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始终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深化改革，我们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