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阿里斯托芬

（1）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创作

阿里斯托芬约生于公元前446年，籍属库达忒奈翁区（在雅典城内），族名潘狄俄尼斯。相传雅典权势人物克勒翁曾经控告诗人是外邦人，不应享受雅典公民权。这个罪名大概没有能成立。据说，诗人的父亲腓力从雅典的盟邦罗得岛或埃及迁居雅典，在这里取得公民权。雅典人在公元前431年把埃癸那岛（伊斋那岛，在雅典领土阿提卡南边）上的多里斯人赶走，把土地分配给雅典公民，阿里斯托芬本人或是他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分得一块土地。诗人在他的喜剧《阿卡奈人》中（第652到654行）借歌队长的嘴说：“也就因此斯巴达人提出了和平建议，要求你们（按：指雅典人）割让埃癸那；他们并不是在乎那个海岛，无非要夺去这个诗人。”“诗人”指阿里斯托芬，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暗指阿里斯托芬和埃癸那岛上的多里斯人有血缘关系，斯巴达人如果获得了埃癸那，他们就可以根据血缘关系，把诗人当作多里斯人，而不把他当作伊奥尼亚人（雅典人属于伊奥尼亚种族）。

阿里斯托芬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希腊文学、艺术十分熟悉。他的交游甚广，连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他的朋友。阿里斯托芬在柏拉图的对话《会饮篇》中同苏格拉底讨论哲学问题——爱情的起源，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最初的人有两副面孔、两套手脚，后来被神劈为两半，成为一男一女，再由爱情使他们互相寻找他们的另一半。这种奇异的幻想和谈笑的风趣，是这位喜剧诗人所特有的。

阿里斯托芬的第一出喜剧《宴饮者》（已失传）于公元前427年上演，得次奖。该剧的主题是新旧教育的对比，剧中有弟兄二人，其中一个名叫忒剌叙马科斯，在雅典城内受过新式教育；另一个在乡下受过旧式教育，跟着他父亲从事农业劳动。老人在庙会的筵席上发现忒剌叙马科斯变成了一个花花公子，能言善辩，象鳝鱼那样滑溜溜的，他连吹双管、弹竖琴都累得要死，更不要说耕田种地了。这孩子在筵席上骂他父亲是一口“小棺材”，老朽不堪。

次年，阿里斯托芬上演《巴比伦人》。这次正逢“酒神大节”，有许多盟邦使节到雅典来看戏，阿里斯托芬在剧中讥笑雅典人太天真，受了政治煽动家的欺骗；他对许多权势人物，连克勒翁在内，予以猛烈的抨击。克勒翁看了这出戏很生气，他向议事会控告诗人当着外邦人侮辱了雅典公民和城邦。议事会似乎没有受理这件讼事。阿里斯托芬后来在他的喜剧《阿卡奈人》中借农民狄开俄波利斯（据说这人物是由诗人自己扮演的）的嘴说：“我也没有忘记去年我那出喜剧叫我本人在克勒翁手里吃过什么苦头：他把我拖到议事会去，诬告我，胡说八道，嘴里乱翻泡，滔滔不绝，骂得我一身脏，几乎害死我！”

阿里斯托芬写了四十四出喜剧。流传到今天的旧喜剧，只有阿里斯托芬的十一出，这些剧本按照演出年代大致这样排列：

（一）《阿卡奈人》，公元前425年上演，得头奖。

（二）《骑士》，公元前424年上演，得头奖。

（三）《云》，公元前423年上演，得“第三奖”，比赛失败。

（四）《马蜂》，公元前422年上演，得次奖。

（五）《和平》，公元前421年上演，得次奖。

（六）《鸟》，公元前414年上演，得次奖。

（七）《吕西斯特剌忒》，公元前411年上演。

（八）《地母节妇女》，公元前410年上演。

（九）《蛙》，公元前405年上演，得次奖。

（十）《公民大会妇女》，公元前392或前389年上演。

（十一）《财神》公元前388年上演。

阿里斯托芬有三个儿子，他们的名字叫腓力（与祖父同名）、阿剌洛斯和尼科斯特剌托斯。诗人的最后两出喜剧，即《科卡罗斯》和《埃俄罗西孔》（均已失传），是替阿剌洛斯写的，他想把这孩子作为一个喜剧诗人介绍给雅典人。他这三个儿子后来都成了中期喜剧诗人。

阿里斯托芬约死于公元前385年，柏拉图曾为他写过两行墓志铭：

美乐女神在寻找一所不朽的神殿，

她们终于发现了阿里斯托芬的灵府。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触及当日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反映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危机时期的思想意识。诗人维护雅典自耕农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坚决反对雅典和斯巴达起内讧。《阿卡奈人》、《和平》和《吕西斯特剌忒》都是提倡和平，反对内战的。诗人在《和平》剧中号召希腊各城邦的人民前来拯救被战神关在地洞里的和平女神。和平女神出现之后是一些欢乐的场面，农民就要回乡种地了，倒霉的是兵器商人。在《吕西斯特剌忒》剧中，交战双方各城邦的妇女发动政变，强迫男子停战。诗人主张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当时仍然存在的波斯人入侵的威胁。《吕西斯特剌忒》剧中同名的女主人公号召全希腊的妇女起来强迫男人议和。但是诗人并不是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他经常称赞马拉松时代抗击波斯侵略的英雄，并且在《吕西斯特剌忒》剧中号召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对付波斯人的威胁。

阿里斯托芬拥护雅典的民主制度，他希望人民能当家作主，不要“叫人牵着耍”。内战期中，雅典的民主制逐渐衰落，当权人物和政治煽动家，特别是克勒翁，愚弄人民，鼓吹战争。诗人在《骑士》剧中对克勒翁予以猛烈的抨击。这剧上演的前一年，雅典人远征西西里，海军于中途在伯罗奔尼撒西南岸前把四百来名斯巴达人围困在斯法克忒里亚岛上，斯巴达因此派遣使节到雅典求和，克勒翁却怂恿雅典人提出苛刻条件，以致和谈未能达成协议。克勒翁后来在狄摩西尼的协助之下，生擒二百九十二名斯巴达人，把他们押到雅典。克勒翁胜利归来，气焰甚高，阿里斯托芬却把他化作德谟斯（意即“人民”）的家奴，这家伙欺骗主人，压迫另外两个家奴——尼喀阿斯和狄摩西尼。诗人叫一个腊肠贩揍他一顿，并且夺去他的管家职位。腊肠贩在获胜之后变成了一个很正派的人，他把昏愦的德谟斯放在锅里一煮，使他返老还童，也就是使雅典人恢复他们在抗击波斯侵略时期所表现的爱国精神。《骑士》是阿里斯托芬最尖锐、最有力的政治讽刺剧，深刻揭露了当时雅典政治的腐败情况。

公元前5世纪下半期出现了智者派，亦称“诡辩派”。这一派人提倡理智和思想自由，怀疑神的存在，打破宗教迷信，为发展科学思想开辟了道路，这是他们的思想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他们又传授雄辩术，使富豪子弟能利用口才在政治上谋求出路，使政治煽动家能颠倒黑白，愚弄人民；他们并且推翻传统道德。他们在这方面的活动对社会起了不良影响。阿里斯托芬捍卫社会道德，对诡辩派学说予以批判。他在《云》剧中重新提出《宴饮者》的主题，描写阿提卡农民斯瑞西阿得斯因为负债甚苦，叫他的儿子菲狄庇得斯到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去学习口才。这孩子学成之后，能言善辩，他回到家里，把债主骂走了，却因为饮酒诵诗的事同他父亲发生口角，他竟把老人打了一顿，并且用诡辩方式证明儿子打父亲有理。这件事伤了老人的心，老人在气愤之下前去把“思想所”烧毁了。阿里斯托芬在剧中批判诡辩派的教育思想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例如不重视身体健康，使人脱离自然环境，玩弄诡辩技巧，破坏古老的传统道德。诗人提出健身场和音乐师家里的健全教育来和这种新教育对照，他认为旧教育培养心灵，锻炼身体，重视礼貌，节制情欲。这些原则都是正确的，但是诗人对于智者派思想的进步作用估计不足。他把苏格拉底作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这是不大公平的。苏格拉底和智者派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他用唯心论作为他的哲学的根据，用诡辩方法进行论辩，但是他和智者派是有区别的，他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教导人过道德生活。《云》是诗人最得意的作品，不料这剧上演二十四年之后（公元前399年），剧中的论证成为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罪证之一。

阿里斯托芬很重视文艺的教育作用，他在《阿卡奈人》、《地母节妇女》和《蛙》里批判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责备欧里庇得斯贬低悲剧艺术，描写妇女的激情，鼓吹无神论思想，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自从公元前480年雅典海军击败波斯侵略之后，雅典一跃而成为头等强国，竭力发展工商业，于是城市逐渐繁荣。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内战期中的投机事业等等，城市里出现了新兴富豪，而城市平民和避居城内的农民则因为受到战争的影响，越来越贫困。内战结束以后，雅典由于战败经济崩溃，贫富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社会上产生乌托邦思想，要求平均分配财富。《公民大会妇女》就是讽刺这种平均财富的思想的，剧中的雅典妇女伪装男子，在公民大会上提议把政权转让给妇女。她们在获得政权之后，实行财产公有，妇女公有，靠剥削奴隶劳动而生活。后来证明这个办法行不通，这种寄生思想是和阿提卡劳动农民的思想相违背的。

《财神》讽刺使人人富有而又不触犯私有制的理想。剧中的农民克瑞弥罗斯把财神的眼睛医好了，于是财神使好人富有，使坏人受穷。按照克瑞弥罗斯的计划，贫困终于会完全被消灭。这剧触及一个重要问题：剧中的穷神认为穷困才是生产财富的推动力，她问克瑞弥罗斯，既然人人富有，谁又肯去劳动，为社会生产财富呢？克瑞弥罗斯回答说，奴隶会承担这种劳动。穷神又问，谁又肯冒生命危险，去贩卖奴隶呢？这个问题在当日是无法答复的。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特别是《鸟》和《蛙》，对神的态度是嘲笑的。这种嘲笑是古希腊喜剧所容许的，它并不破坏传统的宗教信仰。实际上，阿里斯托芬的宗教思想，和他对政治、社会的看法一样，都是相当保守的。阿里斯托芬始终是传统的宗教信仰的拥护者。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诗人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诗人写喜剧，抱有严肃的目的，他以挽救城邦、教育人民为自己的责任，他坚决反对内战，抨击雅典的政治煽动家，批判一切有害的思想和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阿里斯托芬的作品的斗争性是很强烈的。恩格斯称这位喜剧家为“有强烈倾向的诗人”。另一方面，诗人又向往过去的民主政治，企图恢复马拉松精神和传统道德，由此可以看出诗人是相当守旧的。

阿里斯托芬的人物是各阶层的代表人物。诗人所攻击的是政治煽动家和好战的将领。他所讥笑的是武器制造者、告密人、祭司、预言者、陪审员、诡辩派哲人、贵族子弟等等。他所喜爱的是勤劳正直的阿提卡农民、马拉松时代的英雄、前一辈的悲剧诗人等等。奴隶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初次占有重要地位，如《蛙》里的机智莽撞的珊提阿斯和《财神》里的聪明伶俐的卡里翁。阿里斯托芬的人物是各种类型的人，他们的名字往往能显示他们的特点，例如农民被称为“正直的公民”（狄开俄波利斯），陪审员被称为“克勒翁之友”。阿里斯托芬的人物都是真实人物，他后期喜剧中的人物比早期喜剧中的人物更为真实。除了采用真实人物而外，阿里斯托芬还把一些抽象的概念人格化，“战争”是一个咆哮的巨神，“和平”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财富”是一个盲目的老人，“贫穷”是一个可怕的妇人，“人民”是一个昏愦的老头子。阿里斯托芬有时候采用象征手法，例如把克勒翁化为一个家奴，把雅典将军拉刻斯化为一只偷吃了西西里干酪（公款）的狗。阿里斯托芬惯于采用夸张手法以产生喜剧效果，因此他的人物与历史上的人物有一定的距离。阿里斯托芬的人物都是一些类型，这些人物只具有外表上的特征，他们的内心的特征并没有被揭开，他们的个性，一般说来，也不显著。阿里斯托芬的歌队色彩丰富，种类繁多，由烧炭人、农民、骑士、马蜂、云、鸟等等组成，往往带有明显的寓言色彩。他早期喜剧中的歌队占据重要地位，歌队参加剧中的活动，推动情节向前发展；他后期喜剧中的歌队则失去了重要地位。他后期喜剧中的“插曲”只谈论一般性问题，很少批评政治，这标志着“旧喜剧”向“中期喜剧”过渡，而《公民大会妇女》和《财神》已经是“中期喜剧”了，剧中没有“插曲”，没有政治讽刺。

阿里斯托芬的结构，一般说来，都很简单，有些松散。每出剧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斗争的双方甚至歌队环绕着这个问题进行论战，斗争结束之后是一些欢乐的场面，显示胜利的后果，最后以宴会或婚礼收场，这些婚礼并不是爱情的结合，而是一种喻意，例如“采葡萄者”（特律该俄斯）与“丰收”结合，“可信赖的人”（珀斯忒泰洛斯）与“王权”结合。《鸟》、《吕西斯特剌忒》、《地母节妇女》的布局在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算是最完美的。前两出剧的“插曲”与剧情紧密联系（例如《吕西斯特剌忒》的“插曲”描写老汉们与妇女们的争论，成为一个“对驳场”），而不是打断剧情，把剧划分为两半；这两出剧的情节一直发展到剧尾，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吕西斯特剌忒在夺获卫城之后，还需维持秩序以促成和议。阿里斯托芬采用对照手法，写出一些互相衬托的场景，使剧情不致流于单调。在结构方面，阿里斯托芬有一个新的手法，就是在剧中穿插短剧，例如《地母节妇女》中的欧里庇得斯扮演墨涅拉俄斯、珀耳修斯等脚色去营救他的亲戚。阿里斯托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剧中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往往流于荒诞，但剧中的主题是很现实的。阿里斯托芬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开场”往往充满民间滑稽剧的插科打诨。他的“对驳场”点明主题思想，因此风格比较严肃。诗人往往插进一些粗俚的笑话和滑稽的动作，把剧中的严肃性掩盖过去。在剧中人物或歌队代表诗人说话的时候，严肃与诙谐是交织在一起的。至于他的合唱歌以及穿插在各场中的抒情诗，则是用优美的笔调写成的。阿里斯托芬善于使用谐摹手法，戏拟悲剧中的诗句和宗教仪式中的祝词。他还善于使用谐音字（双关语）和意外的词句以引起观众发笑，例如“伤了我的——眉毛”，死人所受的惩罚是“罚我再活一辈子！”阿里斯托芬采用民间的朴素语言，配搭着城市的优雅词句。他的剧中有美丽的诗，也有粗野的词句。德国诗人海涅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象童话中的一棵树，上面有思想的奇花开放，有夜莺歌唱，也有猢狲爬行。

亚理斯多德在《诗学》中很少提起阿里斯托芬，因为阿里斯托芬的政治讽刺剧不合乎他的理想的喜剧。亚理斯多德甚至在《尼科马科斯伦理学》中指责旧喜剧的语言太粗鄙，称赞新喜剧很雅致，这个指责是针对阿里斯托芬和其他“旧喜剧”诗人而发出的。

阿里斯托芬在古代很受人称赞。希腊晚期和罗马时期的语文学者很推崇阿里斯托芬的非凡的智慧、尖锐的讽刺、生动的语言和优美的风格。公元2世纪著名的无神论作家琉善深受阿里斯托芬的影响，他采用阿里斯托芬的风格写散文体“对话”，攻击希腊的神和宗教迷信，讽刺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和腐朽的哲学思想。他的对话《还阳者——钓鱼人》写他自己由于把各派唯心主义哲学贱价出售，因而受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等人的攻击。他在“对驳”中说服了这些人，受到他们的欢迎。他然后把柏拉图派哲学家当作“扁鱼”，把犬儒派哲学家当作“狗鱼”，从卫城下钓起来示众。这篇对话在风格和结构方面，完全摹仿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阿卡奈人》，惟妙惟肖。

在后世，阿里斯托芬的著作，到了欧洲文艺复兴后期，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摩尔和德国的人文主义者梅兰克吞对阿里斯托芬表示热烈的崇敬。法国的讽刺作家拉伯雷在创作风格上非常接近于阿里斯托芬，他运用了夸张和怪诞的手法来反对封建势力。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从17世纪起，对欧洲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拉辛摹仿《马蜂》写了一出喜剧，叫作《爱打官司的人》。狄德罗很重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的社会意义。斯威夫特的讽刺作品受了阿里斯托芬的影响。菲尔丁摹仿过阿里斯托芬的政治讽刺剧。歌德改编过《鸟》。海涅自称是阿里斯托芬的继承者。果戈理对阿里斯托芬评价很高。别林斯基称阿里斯托芬为“最善良最有道德的人”、“古希腊最后一位伟大诗人”。

（2）《阿卡奈人》

《阿卡奈人》是阿里斯托芬的第一出获奖的喜剧。这剧的主题是反对内战。内战的原因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斯巴达的盟邦埃癸那、科林斯和梅加腊，同雅典争夺海外市场，彼此间的经济矛盾十分尖锐。斯巴达企图破坏雅典的民主制度，瓦解提洛同盟；雅典则企图破坏斯巴达的寡头制度，瓦解伯罗奔尼撒同盟。公元前460到前455年之间，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战争，主要是陆上战争，称为“前期内战”。到了公元前455年双方订立了三十年和约。公元前433年，雅典干涉科林斯攻打雅典盟邦科赛拉，这一行为被解释为破坏和约。次年，雅典围攻它的盟邦坡替第亚，这城邦本是科林斯的殖民地，科林斯因此怂恿斯巴达向雅典寻衅。以上是后期内战的导火线。梅加腊曾经帮助科林斯攻打科赛拉，雅典因此借口梅加腊人垦拓了雅典的圣林，在公元前432年颁布法令，禁止梅加腊商船进入雅典和它的盟邦的港口，企图在经济上扼杀梅加腊。斯巴达随即向雅典提出最后通牒，逼迫雅典撤消这法令，并要求雅典给它的盟邦以自治权，等于要求解散提洛同盟。这些条件被伯里克理斯拒绝了。公元前431年，斯巴达盟邦忒拜首先发难，进袭雅典盟邦普拉泰亚，斯巴达王阿喀达摩斯随即率领伯罗奔尼撒陆军进入阿提卡，大本营驻在阿卡奈，他竭力破坏这个乡区，以为这样可以刺激阿卡奈人，使他们怂恿雅典人出城来决战。伯里克理斯采用海战策略，他坚守不出，只命令海军袭击伯罗奔尼撒沿岸。阿喀达摩斯退兵之后，雅典人占领埃癸那。公元前430年，伯罗奔尼撒军再度进入阿提卡，蹂躏农村更为惨烈。这时大批阿提卡农民避居雅典，以致城内人口拥挤，街道不洁，发生瘟疫；伯里克理斯在次年染疫而死。此后，城邦的领导权落到急进民主派手中，这一派是工商业界的代表人物，例如硝皮厂厂主克勒翁、灯厂厂主许珀耳玻罗斯。公元前428年，米提利尼背离雅典，该城在次年被雅典人攻陷。克勒翁在公民大会上怂恿雅典人把米提利尼人，包括民主派的人，一律处死；次日大会重开，另作决定，只处死一些被认为有罪的人。内战头五、六年，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互有胜负。这个战争断断续续打到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最后失败告结束。这个战争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土地贵族与提洛同盟的工商业界富豪之间争夺政治、经济权利的斗争，对统治阶级有利，对人民有害，因此是个不正义的战争。

《阿卡奈人》开场时，阿提卡农民狄开俄波利斯前来开公民大会，大会不让提倡和议的安菲忒俄斯讲话。狄开俄波利斯派安菲忒俄斯为他一家人同斯巴达人议和。安菲忒俄斯带回了三囊象征和约的葡萄酒，狄开俄波利斯选中了三十年和约。由二十四个烧木炭的阿卡奈人组成的歌队进场来追寻狄开俄波利斯。和平恢复之后，狄开俄波利斯回到乡下，一家人庆祝乡村酒神节。阿卡奈人用石头打击狄开俄波利斯，惩罚他私自同斯巴达人议和。他们后来让狄开俄波利斯把脖子伸在案板上进行答辩。狄开俄波利斯想装出一副可怜相，特别跑去向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借了一套破烂衣服穿在身上。他的答辩如下。

我衷心痛恨斯巴达人，但愿海神，泰那农海角上的神明，叫大地震动，震倒他们的房舍，把他们全都压死！谁叫他们把我的葡萄藤割了呢！可是，在场的既然都是朋友，我们不妨说一句知心话：我们这样受罪，为什么全怪斯巴达人呢？我们有些人，我并不是说城邦，……而是说一些坏小子、假铜钱、没有公民权的流氓、冒牌货、假客人，他们经常告发人私卖了梅加腊小外套，如果他们在哪里看见有黄瓜，或是野免，或是小猪，或是蒜头，或是大盐，就说这些都是梅加腊走私货，拿去充公拍卖了。这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地方习气，不算什么。糟糕的是，有一些年轻小伙子玩酒戏喝醉了，跑到梅加腊去，抢来了那个名叫西迈塔的妓女，想不到这点鸡毛蒜皮，居然扫了梅加腊人的面子，惹动了他们的大蒜劲儿，他们反而抢走了阿斯帕西亚（按：是个伴妓，为伯里克理斯的情妇），两个妓女。好，为了三个娼妇，战争就在全希腊打起来了。我们的盖世英雄伯里克理斯勃然大怒，大发雷霆，大放闪电，震惊了全希腊；他拟出了一道命令：……“我们的领土内、我们的市场里、海上、陆上，一个梅加腊人都不许停留！”这一下梅加腊人渐渐挨饿了，他们便央求斯巴达人转圜，设法取消这一道禁令，无非是那些娼妓惹出来的禁令。多少次斯巴达人要求我们，可是我们一次也不理。从此就干戈处处，大动刀枪了。

狄开俄波利斯的话只说服了一部分阿卡奈人；另一部分不服，请主战派将领拉马科斯来帮忙。狄开俄波利斯指出，战争只是对那些主战的军官有好处，于是这一部分阿卡奈人也被说服了。

狄开俄波利斯随即开放和平市场。一个梅加腊人把他的两个小女儿扮成猪来卖给狄开俄波利斯，换得一把蒜、一筒盐。一个玻俄提亚人带着许多鸟兽来卖给狄开俄波利斯，换得一个雅典有而玻俄提亚缺少的告密人。拉马科斯奉命去把守关口，狄开俄波利斯应邀去过大酒钟节。拉马科斯在跳壕沟的时候受了伤，走回来叫苦连天，狄开俄波利斯赴宴归来，喝得醉醺醺的。

这剧的政治作用在于扫除群众中的主战心理。当时的主战派人数占优势，包括大部分工商业界人士和一部分农民。工商业界人士受了政治煽动家的欺骗，想借战争来发展他们的经济势力，农民则因为他们的家园被毁坏，企图报复。诗人借狄开俄波利斯的嘴说明战争对政治煽动家和军官有利，对人民有害，发动战争的责任不能完全推到斯巴达人肩上，雅典当局亦难辞其咎。诗人把战争与和平作为对比，使雅典人知所选择。他们一旦明白了，他们的心理就会起变化。

内战初期以梅加腊人所受的祸害最为惨重。战争的第一年，伯里克理斯亲自率领一万三千名重甲兵，一百只战船进攻梅加腊，毁坏了梅加腊人的农作物，使他们无以为生。雅典人还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对梅加腊永不媾和。雅典将军在就职时须发誓于每年春秋两季攻打梅加腊。雅典人攻打梅加腊另有作用，他们在陆地上失利，想重振军威，又不敢北上袭击玻俄提亚，只好拿这小小的梅加腊来出气。诗人借梅加腊人卖猪一景来表明战争的影响，这一景表面上很滑稽，骨子里却是很凄惨的。至于那些还没有十分受到战争祸害的玻俄提亚人，却还过着富裕的生活。

诗人认为这次的战争是雅典帝国政策所招致的后果，给城邦带来了莫大的损失，给农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所以诗人站在自耕农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诗人所站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是他不明白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雅典已经逐渐由农业国变成手工业国；他仍然把城邦的繁荣寄托在农业上面。诗人进而主张各城邦互相友好。共同准备对付波斯侵略，而不是互派使节去向波斯国王求援乞助，以致中了真正的敌人的毒计。诗人在剧中十分称赞那些抗击波斯人的马拉松英雄。

阿里斯托芬在剧中抨击政治煽动家。狄开俄波利斯一上来就说克勒翁吐出了五个“金元宝”（每个合六千希腊币德拉克马），这件事真叫他开心。克勒翁执政六年，贪污舞弊，积蓄了五十个“金元宝”之多。

《阿卡奈人》还涉及一点文艺批评。诗人在剧中挖苦欧里庇得斯使他的英雄人物穿上破衣烂衫，指责欧里庇得斯的人物油腔滑调，批评欧里庇得斯把“悲剧糟踏了”。

这剧内容很丰富，牵涉很广。诗人对于他所痛恨的一切，例如好战将领的冥顽、雅典对外政策的愚蠢、政治煽动家的欺骗、城市生活的堕落、诡辩学说、好讼风气、告密敲诈以及文坛上的不良倾向，都一一予以讽刺；而对于他所喜爱的一切，例如马拉松精神、邦际间的友善、诚实的劳动农民、乡村生活、自然风景，则一一加以赞扬。这无疑是诗人为他未来的创作写出了一个总的提纲。

这剧人物很多，各有特色。狄开俄波利斯是典型的阿提卡农民，他为人诚实，头脑清醒，眼光远大，有胆量，机智，说话俏皮，善于驳倒对方。这是诗人最喜爱的人物，他有时候成了诗人的化身，代表诗人说话。拉马科斯是典型的主战派人物，头脑糊涂，虚荣心大，喜欢夸口，外强中干。这个人物后来成为罗马喜剧中的“吹牛武士”的模型。

这剧的结构是“旧喜剧”的一般结构。“插曲”之前的各景，是剧情的自然发展，景与景彼此衔接，只是讽刺欧里庇得斯的一景是一个穿插。在上半部中，歌队参加剧中的活动，推动剧情向前发展；但是在下半部中，歌队差不多变成旁观者了。“插曲”之后的几场戏显示和议的后果，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有鲜明的对照，例如卖猪一景与卖鸟兽一景是一个对照；农民讨和平露一景与伴郎为新娘讨和平露一景是一个对照；拉马科斯的活动和狄开俄波利斯的活动也是一个对照，这些对照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图案。“对驳场”中提起梅加腊人挨饿一事，这是卖猪一景的伏笔。“对驳场”尾上提起梅加腊人和玻俄提亚人可以同狄开俄波利斯作买卖，这也是伏笔。这些伏笔可以加强前后的联系。剧中的冲突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狄开俄波利斯和公民大会的冲突、他和欧里庇得斯的冲突、他和歌队的冲突、他和拉马科斯的冲突、他和告密者的冲突，这些冲突再加上人物性格的多样化，使剧情不致流于单调。剧中的情节，例如私人媾和，开放个人市场，人当猪卖，把告密人当作陶器运走，都近于荒诞。剧中的地点由公民大会会场换成狄开俄波利斯的家乡，再换成欧里庇得斯的住宅（大概在萨拉米岛上），再换成拉马科斯的住宅。古希腊喜剧中的地点可以自由变换，不受条件限制，因此剧情显得生动活泼。剧中的活动是多样的，变化很快，许多场面十分动人，例如对欧里庇得斯的嘲笑一景、梅加腊人卖猪一景和拉马科斯准备出发一景，都是有声有色的。

（3）《鸟》

公元前424年，斯巴达将军布剌西达斯率领军队北上，占领了雅典的殖民地安菲波利斯。公元前422年，克勒翁前去收复安菲波利斯，战死在城下。布剌西达斯虽然获得胜利，他本人也战死了。次年，《和平》上演后不久，雅典和斯巴达订立了五十年和约。此后六年间，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只有地方性冲突。公元前416年，雅典的盟邦塞革斯塔派遣使节到雅典，控诉它的邻邦塞利诺斯在叙拉古的支持下向它挑衅。亚尔西巴德煽动雅典人利用这机会远征西西里。公元前415年，亚尔西巴德、尼喀阿斯和拉马科斯率领庞大的海军向西西里进军。海军出发之前，雅典城内神庙前和住宅前的赫耳墨斯柱像在一夜之间被人捣毁了。雅典人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这件事大概是那些反对远征的人干的。传说亚尔西巴德当时在他家里演习地母地女节的秘密教仪，因此有人疑心这件事是他干的。亚尔西巴德请求在出发之前清洗他的嫌疑，未获批准。海军出发之后，一些有嫌疑的人被判死刑。雅典人后来派萨拉米尼亚号快舰去传亚尔西巴德回国受审，他却在归国途中逃往斯巴达。雅典人判了他死罪，要拿他归案。

公元前414年，阿里斯托芬上演《鸟》，情节如下：两个年老的雅典人，珀斯忒泰洛斯和欧厄尔庇得斯（意即“大有希望的人”），厌恶城市的诉讼习气，离开雅典，去“找一个逍遥自在的地方”。到了鸟林，他们问戴胜，世界上哪里有乐土。戴胜推荐了好几个地方，他们都不满意。后来，珀斯忒泰洛斯建议在天空建立一个鸟国，既可以统治人类，又可以切断天与地之间的交通。戴胜随即唱抒情歌曲，召唤众鸟前来。于是二十四只各色各样的鸟飞来了，它们向这两个敌人进攻。戴胜劝它们停止战斗，听这两个人说话。珀斯忒泰洛斯告诉它们，鸟类从前是统治世界的王，劝它们建立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命名为“云中鹁鸪国”。珀斯忒泰洛斯事先宣布：“墙造好了，就跟天老爷要回王权；他要是否认，不情愿，不屈服，就对他进行神圣战争，不许天神从你们国界通行，象从前他们跑来跑去跟阿尔克墨涅、阿罗珀、塞墨勒通奸那样。他们要是再下来，就在他们那东西上盖个戳子，让他们不好奸淫女人。再派一个鸟到人间去通知他们，鸟类现在是王，今后要向鸟类献祭，完了才轮到天神。给每一个神都配上一只合适的鸟：要是给阿佛洛狄忒献祭，先得给鹬鸟麦子吃；要是给波塞冬献祭，先得给鸭子麦子吃；要是给赫剌克勒斯献祭，先得给鱼鹰蜜糕吃；要是给老天爷献上一头羊，那鹪鹩是鸟中王，先得给它一个没有阉过的蚊子。”鸟城建成的时候，众神的使者绮霓擅自经过这里，要下凡去叫人们杀牲祭神。珀斯忒泰洛斯告诉她，现在人类的神是鸟，不再是老天爷了。绮霓走了以后，有一个报信员从人间回来，他报告说，人类都在摹仿鸟的行为，以鸟的名字为名字。普罗米修斯偷偷地跑来告诉珀斯忒泰洛斯，天神正在挨饿，就要派使节来讲和，他劝珀斯忒泰洛斯坚持要老天爷把王权还给鸟类，并且把象征王权的巴西勒亚女神许配给他。果然，海神波塞冬、蛮神天雷报罗斯和大英雄赫剌克勒斯跟着就前来讲和。珀斯忒泰洛斯把条件提出来。赫剌克勒斯想吃烤鸟肉（这只鸟是因为反对民主政治而被处死刑的），便一口答应了。蛮神的话谁也听不懂，但被解释为同意。波塞冬起初不肯，后来看见他们俩已经同意，他也就不说话了。和议达成之后，珀斯忒泰洛斯登了王位，娶了新妇。

这剧是现存的唯一以神话为题材的“旧喜剧”，是阿里斯托芬的杰作之一。这剧的思想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历来的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答案。有一种答案是，诗人是在讽刺亚尔西巴德企图在西西里建立一个新的帝国，以控制地中海的交通，封锁伯罗奔尼撒同盟。提出这一答案的人认为，珀斯忒泰洛斯影射亚尔西巴德，那头上有三簇羽毛的戴胜影射那头上有三支翎毛的拉马科斯，众鸟影射雅典人，众神影射斯巴达人。这答案倒也有趣，但是不合乎事实；因为这剧上演的时候，亚尔西巴德已经是一个逃亡者，而且因为珀斯忒泰洛斯是一个正面人物，诗人对鸟国的态度是肯定的。另一种答案是：诗人是在讽刺雅典的政治。许多学者企图在《鸟》中寻找政治讽刺的暗示，但是徒劳无功。《鸟》中的政治讽刺只是片言只语，例如在红海岸（按：指亚洲西南部海岸）定居，“不知哪一天早上，那艘萨拉米尼亚号快舰就带着传票靠岸”一语，暗指亚尔西巴德被传一事。又例如“好讼风气”一语，可能暗指渎神案所引起的迫害。但是针对某一政治事件的全面讽刺是没有的；两只“插曲”只叙述宇宙的形成、鸟对人类的贡献，而没有涉及政治；后半部剧中的世态讽刺也不尖锐，这是由于公元前416年通过的叙剌科西俄斯法案禁止喜剧攻击个人，批评政治，并且由于尼喀阿斯和约订立之后，雅典人一度享受和平生活，政治矛盾表面上趋于和缓。

其实，《鸟》的主题是相当明显的，即厌弃雅典的城市生活，另行建立理想城邦。这个主题决定了剧本的思想内容，这剧一方面批判雅典社会的恶劣现象，一方面提出理想的社会制度。诗人谴责雅典人好讼、欺骗、敲诈、淫乱，讽刺城市的各种寄生虫，例如讼师、预言者、卖法令的人。这就是《鸟》的社会意义。阿里斯托芬的一贯思想是歌颂农村，批评城市，《鸟》也是从这个思想出发的。诗人通过鸟的形象来说明他的理想社会，歌颂人民的勤劳刻苦的生活。鸟类的生活是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相似的，鸟国就是鸟类用自己的劳动建立起来的国家，劳动是在鸟国中生存的唯一条件。那里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压迫；那里不需要金钱，也就没有剥削、敲诈、欺骗等现象；那里没有道德常规，一切生活是自然的生活，习惯法是那里唯一的法律。这个理想国是族长制自然经济的农村的理想化，它的根据是阿提卡农村的氏族公社。但是这种理想国思想只是一个幻想。诗人后来也认识到这是幻想，在《公民大会妇女》和《财神》中予以批判。

《鸟》中对神的态度是嘲笑的。绮霓受到侮辱，赫剌克勒斯贪吃，成为一个可笑的人物，蛮神的话谁也听不懂，被人家随便解释，海神也不显得尊严。普罗米修斯同情鸟类，反抗宙斯，但是他的行动是怯懦的。

《鸟》，就其艺术性来说，无疑是阿里斯托芬最优秀的作品。所有当日关于鸟类的传说差不多都收在剧中了。这剧的人物在二十个以上，动作繁多，情节热闹。各种各样的鸟出入林间，五色缤纷，最能引人入胜。

珀斯忒泰洛斯很聪明，有办法，有说服力，但是这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不显著。其余的人物也都没有性格。

这剧的结构十分完美。上半部写珀斯忒泰洛斯和众鸟的冲突以及鸟国的建立。两只“插曲”的内容与主题紧密联系，使剧情不致中断。在建立鸟国的过程中来了许多人，他们各有各的要求，这些都是自然的现象。下半部写珀斯忒泰洛斯与众神的冲突，这是剧中的主要矛盾。鸟国建立之后，还须争取王权，这就使下半部成为有机的发展。到了天神同意珀斯忒泰洛斯的条件时，剧情的发展才达到顶点。此后是“退场”，迅速以婚礼告结束。所以总的说来，整出剧是一个有机整体，这是阿里斯托芬的戏剧艺术的新发展。

整出剧是一首富于神话色彩的美丽的诗。戴胜呼唤它的妻子夜莺的小曲、两只“插曲”中的短歌以及其他的歌，都是美妙的抒情诗，其中摹仿鸟声的诗句简直是天然音籁，充分显示诗人对大自然的爱好。诗人的抒情才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4）《蛙》

公元前413年，雅典远征军在西西里全军覆灭。斯巴达采纳雅典叛徒亚尔西巴德所献的计策，长期占领阿提卡北部重镇得刻勒亚，使雅典农业生产终年陷于停顿；二万多奴隶逃往得刻勒亚，以致银矿停工，岁入减少。雅典的一些盟邦相继叛离。

亚尔西巴德在斯巴达站不住脚，于公元前412年逃往小亚细亚。他曾经给斯巴达和波斯总督提萨斐涅斯拉关系，现在反过来劝提萨斐涅斯背弃斯巴达而与雅典结成联盟。他向雅典人表示，他能促成这个联盟，但须以修改民主宪法为条件，因为波斯国王不喜欢雅典的民主政体。寡头派乘机于公元前411年在雅典发动政变，修改宪法，成立“四百人议事会”独裁政府。新政府同斯巴达谈判，建议维持现状；斯巴达要雅典放弃海上霸权，以致和议没有达成。驻萨摩斯岛的雅典海军反对独裁政府。优卑亚的背离使雅典失去了经济上的支持。“四百人议事会”内部分裂。由于上述各种原因，独裁政府很快就被推翻。

驻萨摩斯岛的雅典海军想通过亚尔西巴德同波斯联盟，获得经济援助，因此推选亚尔西巴德为将军。亚尔西巴德打了两次胜仗，重开黑海粮道，在公元前407年回到雅典，被任命为“全权将军”。后来，他率领海军赴小亚细亚。当他不在军中的时候，海军在诺提翁失利，雅典人又把他免职。

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在阿耳癸努赛打了一个大胜仗。主力随即前去营救被围困在米提利尼港的雅典海军，留下的船只由忒剌墨涅斯率领，打捞落水的战士和死者的尸首，因为起大风，没有完成任务。雅典人判了八个失职将军死刑，处死了六个，他们都是民主派人。斯巴达求和，由于克勒俄丰阻挠，和议没有达成。

以上一系列战争挫伤了雅典的元气。当时国库空虚，人民穷困，军事和政治危机十分严重。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405年上演《蛙》，上述重大事件都在剧中有反映。

《蛙》的情节如下：公元前406年冬，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相继去世，酒神狄俄倪索斯感到剧坛冷落，便冒充英雄赫剌克勒斯到冥土去迎接欧里庇得斯还阳。酒神过冥湖的时候，湖上有蛙声鼓噪，这剧由此得到名称。歌队由信仰得墨忒耳密教的信徒组成，这些信徒在冥土庆祝宗教节日。酒神敲冥府的大门，守门神埃阿科斯出来看见他，以为真是赫剌克勒斯来了，便去找妖怪来害他。酒神要求同他的仆人珊提阿斯换装，一连换了好几次。埃阿科斯认不出谁是神，谁是仆人，便把他们带去见冥王和冥后。

歌队长在“插曲”中劝雅典人让全体公民享受平等权利，宽恕“四百人议事会”的普通参加者，解除他们的恐惧，恢复他们的公民权；他还劝雅典人任用优秀的公民。

这时候，欧里庇得斯正在争夺埃斯库罗斯占有的悲剧首座权。这两位诗人进行论战，由酒神充当评判员。结果是埃斯库罗斯得胜，由酒神把他带回阳世。

这剧的主题是文艺批评，但是政治色彩相当浓厚。阿里斯托芬和一般雅典人一样，对雅典的情势感到忧虑，认为“城邦正处在波浪的怀抱中”。内战末期雅典民主派与寡头派之间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在公元前411年的政变期中达到高潮，此后民主派进行报复，剥夺了许多人的公民权。由于寡头派的煽动，8个将军被判死刑，这件案子判得很不公平。阿里斯托芬始终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诗人在“退场”中，叫那些好战分子离开雅典。但是如果和平无望，诗人却也不愿意雅典吃败仗，因此劝雅典人停止内讧，共度危难。据说当日的观众很喜欢“插曲”中的政治劝告，在他们的要求之下，这剧在几天之后，重新上演。诗人对克勒俄丰予以猛烈的抨击，这个政治煽动家曾经两次反对议和，甚至后来在雅典遭到最后失败之后，他还是阻挠议和。诗人在剧中预言这人将被判死刑（第684—685行），这句话果然应验了，雅典人在投降之前，恨他入骨，以逃避兵役的罪名，把这个好战分子判处死刑。诗人还抨击政变的发动者忒剌墨涅斯和佛律尼科斯，讽刺政治煽动家克勒革涅斯、福耳弥西俄斯和克勒托丰。诗人还诅咒那带头陷害八将军的阿刻得摩斯不得好死，而对于被处死的将军厄剌西尼得斯则寄予同情。自从公元前416年雅典颁布法案，禁止喜剧攻击个人以后，喜剧便失去了言论自由，不能畅所欲言；此时城邦正处在危急关头，诗人只能这样把他的政治见解放在字里行间，目的在于挽救危亡，他对亚尔西巴德的看法，也是从这个观点着眼的。

在文艺论战结束后，酒神认为不好评判。他向两位诗人说明，为了挽救城邦，举行歌舞，他才下来迎接诗人。谁对城邦提出更好的劝告，他就迎接谁。他首先问两位诗人对亚尔西巴德有什么看法。欧里庇得斯回答说，他憎恨一个伤害过祖国的叛徒。埃斯库罗斯回答说，不可把狮子养在城里；既然养了，就得将就它。酒神认为他们俩人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但是埃斯库罗斯的见解比较适用，这就是诗人的看法。诗人认为亚尔西巴德有将才，有外交手腕，能挽救城邦于危难。他竭力描写欢乐的宗教游行，无异于对亚尔西巴德加以赞扬，因为这人曾经在公元前407年秋使用强大兵力保护雅典人由陆地游行到厄琉西斯去庆祝宗教密礼。亚尔西巴德无恶不作，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人，公元前411年的政变就是他煽动起来的。阿里斯托芬对他的看法是很不妥当的。

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在剧中就戏剧艺术问题进行论战。双方各自提出下面这些论点。

欧里庇得斯 他是一个专写怪物的顽固诗人，舌头放肆不羁，没有分寸，没有门户，不善于转弯抹角，吐出来的是一捆捆夸大的言辞。

埃斯库罗斯 你这个闲话搜集人、乞丐制造家、破衣织补者，你敢这样说我吗？……你曾经把不洁净的婚姻介绍到诗里。

欧里庇得斯 他时常把一个角色——一个阿喀琉斯或者尼俄柏——遮盖起来，叫他坐在那里不露面——这是悲剧里的哑剧，——一句话不说。……他的歌队一连唱四支歌曲，演员们却一声不哼。……还不是走江湖那一套，让观众老在猜尼俄柏说不说话，戏才能演下去。……这样瞎闹了一阵以后，戏已经过去了一半，她才吐出十二个公牛一般大的字来，怪模怪样，眉毛和冠毛竖直了，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在我从你手里把悲剧艺术接过来的时候，她正塞满了夸大的言辞和笨重的字句，我先把她弄瘦，用短句子、散步闲谈和白甜菜来减轻她的体重，叫她喝一些从书里滤出来的饶舌的液汁，再喂她一些抒情独唱。……我从来不信口开河，也从来不冒冒失失就往故事里闯；那首先出场的演员立刻把剧中人物的家世交待清楚。……戏一开场，没有人闲着，我的女角色说话，奴隶也有许多话说，还有主人、闺女、老太婆，大家都有话说。

埃斯库罗斯 你这样胡闹，不应该判处死刑么？

欧里庇得斯 我凭阿波罗起誓，不应该；我是根据民主原则行事的。……此外，我还教（指着观众）他们高谈阔论。……教他们想，教他们看，教他们领悟，教他们思考，教他们谈恋爱，耍诡计，起疑心，顾虑周全。……我介绍日常生活、大家熟悉和经验过的事情。……我从来不夸张，从来不把（指着观众）他们弄得糊里糊涂。……你可以先看看他的徒弟，再看看我的。他的是福耳弥西俄斯和马格涅斯人墨该涅托斯、胡子、抢手兼号兵，一边冷笑，一边扳松树的强盗；我的却是克勒托丰和伶俐的忒剌墨涅斯。

埃斯库罗斯 你回答我，人们为什么称赞诗人？

欧里庇得斯 因为我们才智过人，能好言规劝，把他们训练成为更好的公民。

埃斯库罗斯 如果你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把善良高贵的人训练成为大流氓，你说你该受什么惩罚？

狄俄倪索斯 该受死刑；你不必问他。

埃斯库罗斯 你想想，他原先从我手里接过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高贵的人物，身长四腕尺，不是逃避公共义务的懦夫，不是今天逛市场的懒汉、歹徒、无赖，而是一些发出枪杆、矛头、白鬃盔、铜帽、胫甲气味的英雄，有着七重牛皮的心。

欧里庇得斯 你是怎样把他们训练成为高贵人物的？

埃斯库罗斯 我写过一出充满了战斗精神的悲剧。

狄俄倪索斯 剧名叫什么？

埃斯库罗斯 《七将攻忒拜》，看过那出戏的人个个都想当兵打仗。……此外，我还上演过《波斯人》，赞美一件最崇高的功业，使你们永远想战胜你们的敌人。……试看自古以来，那些高贵的诗人都是多么有用啊！……赫西俄德传授农作术、耕种的时令，收获的季节；而神圣的荷马之所以获得光荣，受人尊敬，难道不是他给了我们有益的教诲，教我们怎样列阵，怎样鼓舞士气，怎样武装我们的军队吗？……我有意摹仿荷马，创造出一些帕特洛克罗斯和勇猛如狮的透克洛斯的各种英雄事迹，鼓励公民一听见号声就学他们的榜样。可是我凭宙斯起誓，我从来没有创造过淮德娜和斯忒涅波亚这类的妓女；也没有人能指出哪一个谈情说爱的女人是我创造的。

欧斯庇得斯 ……我创造的这些斯忒涅波亚对城邦有什么害处呢？

埃斯库罗斯 你叫那些高贵的妇人，高贵的公民的妻子，看了你创造的这些柏勒洛丰忒斯而感到羞愧，服毒自杀。

欧里庇得斯 难道我描写的准德娜故事不是真事吗？

埃斯库罗斯 是真事，可是一位诗人应该把这种丑事隐瞒起来，不应该拿出来上演。教训孩子的是教师，教训成人的是诗人，所以我们必须说有益的话。

欧里庇得斯 你满口吕卡柏托斯山、帕耳那索斯高岩，这也是你教训我们的有益的话吗？其实你应该说人说的话才对。

埃斯库罗斯 但是，你这倒霉的傻瓜，伟大的见解和思想要用同样伟大的词句来表达。那些半神穿的衣服比我们冠冕堂皇，他们采用更雄壮的言辞也是很自然的。我好好介绍来的东西，都叫你糟踏了。

在阿里斯托芬看来，两位诗人的艺术各有千秋。他认为埃斯库罗斯富于创造力而缺乏戏剧技巧，风格崇高而失之夸张。他称赞欧里庇得斯改进戏剧技巧，批评他的风格油腔滑调。

论战的中心问题是悲剧的任务问题。两位诗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没有分歧，他们都认为诗人是成人的教师，悲剧的任务在于把人民训练成为更好的公民。但是，在阿里斯托芬看来，他们两人的作品所产生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描写英雄人物，剧中的思想是崇高的，这种作品能鼓励人民，使他们成为勇敢的公民，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则描写普通人，特别是不道德的妇女，剧中充满了诡辩的言辞，这种作品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对欧里庇得斯的评论，是喜剧的夸张说法。其实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何尝没有英雄人物和崇高思想？阿里斯托芬重视这条政治标准，他使酒神听到这里，开始倒向埃斯库罗斯这边。

西方的一般学者根据酒神说的“我挑选我心里喜欢的人”（第1468行）一语而断言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都不是评论文艺的尺度，对文艺的评价取决于个人的爱好。这是望文生义，故意曲解。个人的爱好必然有原因，这种原因只能在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去寻求。酒神评埃斯库罗斯得胜，并不是因为埃斯库罗斯在艺术上比欧里庇得斯高明，而是因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能产生有益的效果，还因为埃斯库罗斯的政治见解，在他看来，比较适用。

阿里斯托芬站在自耕农的守旧立场上看欧里庇得斯，看不出他的进步的一面。他的评论并没有能改变古希腊人对欧里庇得斯的看法，因为欧里庇得斯在古代的名声一直是在埃斯库罗斯之上。在我们今天看来，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同样是古希腊最杰出的诗人。

《蛙》所描写的是冥土生活。古希腊人没有“地狱”观念，他们以为人死后居住在冥土，他们死后的生活和他们生前的生活是一样的。剧中的信徒们仍然过着欢乐的生活。《蛙》里描写的冥土很象雅典（用雪莱的话来说，很象伦敦），连风俗习惯也很相似，例如侨民要有保护人。剧中雇死人挑行李一景，也表现了现实生活，富于讽刺意味。

《蛙》中对神的态度是嘲笑的，诗人把狄俄倪索斯描写成一个普通的雅典人，这位天神贪图享乐，怯懦而又好夸口，自作聪明又往往成为笑柄。他经常挨骂，别人说他头脑简单，他也坦白承认。他身为戏剧的保护神，而且担任评判员，可是艺术修养并不高。珊提阿斯是一个很真实的人物，他很勇敢、机智，说话俏皮，善于愚弄主人。

“进场歌”的第一支歌和蛙的一段唱词非常优美，充满了欢乐的情调和优美的景色。这剧的风格比较雅致。剧中对两位诗人的风格的摹拟，惟妙惟肖。这剧的缺点是结构比较松散。酒神的旅行和两位诗人的论战，由酒神迎接欧里庇得斯的意图串连起来，而埃阿科斯和珊提阿斯的谈话则是一条联系的纽带，但是这种内在联系和外在联系都不够紧密。

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腊文艺批评的奠基人之一。《蛙》是现存的古希腊最早的文艺批评。悲剧诗人偶尔在他们的作品中互相提出批评意见，例如欧里庇得斯在《厄勒克特拉》剧中批评埃斯库罗斯不该在他的悲剧《奠酒人》中使厄勒克特拉由留下的头发和脚迹与自己的相似而断定是她的弟弟回来了。喜剧比较能发挥这种意见，甚至能专写文艺批评。佛律尼科斯的《文艺女神》和《蛙》同时上演，得次奖，据说该剧评论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艺术，结论是索福克勒斯比较高明。古雅典城这次同时上演两出属于同一题材的喜剧，可见古希腊人多么喜欢这种喜剧，既是文艺批评又是文学作品，这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