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希腊戏剧

前言

1922年到1929年，笔者在清华学校念书时期，对古希腊文学发生兴趣，喜欢诵读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的英译本。1933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念书时，根据希腊原文译出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后来在雅典进美国古典学院学习古希腊悲剧，观看希腊国家剧院演出的古希腊戏剧。

1934年回国后，在一些学院里过粉笔生活，用非所学，前后近二十年。后来被迫搁笔十年，又花了五年功夫编写古希汉字典。用于古希腊文学的学习和翻译的时间，算来也有十又五年，这段相当长的时间够打一个半特洛亚战争，本来可以搞出一点名堂来，但由于自己努力不够，只不过译出二十来种古希腊悲剧和喜剧、亚理斯多德的文艺理论著作《诗学》和《修辞学》，写过一些介绍古希腊文学的浅近文章。近年来编订了古希腊小说和古希腊散文。

可喜的是古希腊文学一直为读者所喜爱。“五四”运动后不久，我们就读到杨晦翻译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幽囚的普罗米修斯》。诗人朱湘（1904—1933）曾在他自费创办的杂志《新文》第二期（1927年）上评论杨晦的戏剧创作，称誉他有希望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Synge”（沁孤，1871—1909，爱尔兰著名戏剧家，深受古希腊悲剧的影响）。这篇“月圆室之文”复制成后，正拟寄给这位长者一阅，可惜已经来不及了。笔者后来附上几句悼念的跋语，把文章寄给一家报社的文艺编辑部，可惜已经遗失了，不胜惆怅，这是题外的话。且说三十年代有石璞翻译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阿伽门农》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后来有赵家璧翻译的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李健吾翻译的《普罗米修斯被绑》、叶君健翻译的《亚格曼农王》（即《阿伽门农》）。以上这些译本各有长处，笔者从中获得不少益处。古希腊戏剧译本，在旧时代，每种只印三两千册，少得可怜。如今有一些古希腊悲剧译本的印数已近十万册，亚理斯多德的《诗学》有三种译本，印数在十万册以上。至于《希腊悲剧故事集》（施咸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1980年）的印数则高达二十四万册。由此可见，古希腊戏剧和文艺理论著作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近年来讨论古希腊戏剧的文章发表了不少。至于论述古希腊美学的文章则更难以统计。廖可兑的《西欧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对古希腊戏剧有精辟的分析和详尽的介绍。

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在旧时代是个空白点。解放以后受到重视，经过一些学者的努力，有了可喜的成果，但是比较起来，仍然是个薄弱环节。要改变这种状况，要靠辛勤的钻研，也要靠人材的培养。许多年前，我们曾派几位青年出国去学习古希腊语和古希腊文学。如今“青黄不接”，希望再派人去学习，多培育这方面的人材。听说有几所大学在开古希腊语课程，这也是培育人材的好办法。祝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有较多的人研究古希腊文学，做出较大的成就，变“薄弱”为“结实”，这种盛况是一个年迈的人所引领伫望的。

198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