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直接的民主政体

无可争辩，这种政体是一种民主政体。但是这种民主和现代民主又不一样。从某些方面看，它是一种很不广泛的民主，而从另一些方面看，它又是非常激进的民主。

雅典的民主没有我们的民主广泛，因为当家作主的“人民”指的并不是国家的全体居民。

古希腊一直存在奴隶；他们不是公民；他们不算公民。即使他们在雅典受到的待遇不错，但是把他们排斥在公民之外，决不会被认为是令人反感的行为。可是当时雅典的奴隶人数至少和自由民一样多。

另一方面，除了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里，妇女也不算自由民，侨居雅典的外国人也不是自由民。

而雅典男子只要到了十八岁法定年龄，就成了自由民。

不过这方面有过一些争议；而且在不同时期，由两个对立阵营提出的两个限制条件起了作用。

第一个限制条件是民主派提出的，关系到出身。公民身份因为不受严格控制，使人们获得太多的权力、显职，往往还能获得物质利益。在公元前451年之前，只要生父是公民，儿子就是公民。获得物质利益与伯里克利的国家社会主义有关，而且与从事某些公民活动所得的报酬有关，这导致了一部苛刻的法律出台，要求未来公民的双亲都是雅典人。

第二个限制条件从来没有真正生效过，但是受到智者和政治生活的关注：它多少有点寡头政治改革的企图，一直主张依据一些纳税选举制准则来减少公民团体的人数。塞拉门尼斯提出，能自费拥有武装的地主才是公民——这大约有五千人。寡头分子克里蒂亚斯打算把这个身份授予三千名有特权的人。相反，色拉西布洛斯在结束克里蒂亚斯的统治并恢复民主制度之时，想把公民权扩大到所有曾在民主阵营中战斗过的人，甚至奴隶也可以获得，但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在某些情况下，雅典可以授予公民权。但很少使用这个手段，而且只考虑外国人。在这方面，也有两种对立的倾向：温和民主的支持者（例如伊索克拉底）一直抱怨在这方面极端自由主义盛行。

雅典民主特有的这些争论尤其有一种好处，能提醒人们注意与公民定义相关的重要意义。在这种定义中，这些不得罪任何人的排斥，肯定比使当时的舆论反应非常强烈的那些排斥更有特点。

不过，这样定义的公民——而这两件事是相关的——享有在现代世界甚至再也无法想象的权利。

因为它涉及一种直接的民主政体。在这方面，幅员狭小的城邦可以做到幅员辽阔的现代国家无法做到的事情。人们只是在由许多城邦组成的联邦和邦联中找到古希腊一种代表制度的胚芽：这些城邦各派一些代表在一起举行会议。这种制度在以前规模不大的德尔斐近邻同盟中存在很久，后来也存在于在一个拥有霸权的城邦周围形成的同盟中。但是，在紧密联合、共同生存的小型城市联邦中，它尤其拥有制度的实际性——例如在彼奥提亚同盟中。像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从未真正存在过这种制度。

公民大会（ekklèsia）其实就是所有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集会；人人都可以在会上发言。然而，尽管决议是由议事会（boulè）作出的，但真正的决策机关还是公民大会。它决定发动战争与订立和约，任命驻外使节，决定征伐行动及其兵力动员；它对行政官的管理活动进行考察，只有它才有权颁布法令和批准法律；它审理政治范畴中涉及或者似乎涉及国家安全的诉讼案件，并且只有它能够授予公民权。唯一的条件是，关于人的身份的表决只可通过全体大会发起，即召集至少六千人的大会。然而，这个明显特殊的数字足以让人看出这种政体与其他各种代表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一般情况下，常规大会有两三千人参加，每年举行十到四十次。为了防止人们丧失热情，并且让劳动者，尤其是让农民能参加大会，在公元前4世纪初还设立了会议津贴（misthos ekklesiatikos）。

人民还以另一种形式行使司法职责。审判法庭直接由所有30岁以上的公民组成。事实上，在公元前5世纪，人数固定在六千人（每个部落六百人）；每年根据各区拟定的名单通过抽签选出。这六千名审判员分成审判组，各部落参与的人数相等。审判组的规模根据要审理的案件来定；曾经有由201位审判员组成的法庭，也有由501位审判员组成的法庭；某些情况下可以增加到两千五百人，甚至更多。经过预审后，这种平民法庭不包括职业法官，也不包括律师，显然与任何现代制度不同；它要求更直接、更有效的平民主权。

最后，在有限公民大会或行政官职位起作用的地方，这些都是向群众开放的。在常规的民主政体中，形成大会决议并监督执行的议事会，由从区镇中通过抽签选出的五百人组成，任职一年；任何30岁以上的公民都能获得这些职权。同样，大多数行政官也是每年通过抽签选出（如果涉及军事或财政职权，那么有些人任职四年，某些人总会当选）；在这里，所有公民几乎毫无例外都能获得这些职权。而且，要保证轮流任职，再次当选和兼任往往会被禁止：因此现代的“高级官员”的观念是受到排斥的。最后，集体负责制和把正规账目交给人民审核这种双重原则，还能削弱行政官对人民这个最高团体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是人民实施统治，而不是简单地推举官员来负责统治。

这使得民主引起的问题更加严重：可能使思想更加混乱，党派偏见更加盛行；不管怎样，民众的盲目更明显，后果也更严重。但是，比起其他民主政体，这种民主政体也更能防止形成唯一一个熟悉管理和只积极关心眼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政治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