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罗姆的新精神分析学说

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也认为梦所用的是象征语言。弗罗姆，精神病学家、新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弗罗姆在接受精神分析训练之前，曾系统学习过社会学和心理学，他的梦心理学理论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哲学色彩。弗罗姆认为，梦都是有意义的，有些梦好像没有意义，但仔细想想却大有深意。

弗罗姆在批判地继承弗洛伊德和荣格关于梦的学说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梦的第三种理论。

弗罗姆认为，梦是人的天性的表现，是我们在睡眠状态下各种心理活动的有意义的和重要的表现。它既表现了“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欲望，也表现了理性与智慧。在梦中，爱与理性、欲望与道德、邪恶与善良都能得到表现。弗罗姆认为，这种观点既吸收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中合理的一面，又不是二者的简单综合，它比前两种理论包含更丰富的内容，也具有更广阔的解释性。

弗罗姆的梦论是以他的社会潜意识理论为基础的。他一方面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中的部分观点，另一方面，弗罗姆也同意荣格从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潜意识的观点，认为潜意识中的智慧可能比意识更具洞察力，从而将梦解释为潜意识智慧的表现。但他不同意荣格用集体潜意识解梦，即将梦归结为超越我们自身的祖先的启示，将集体潜意识看成是种族经验遗传的结果。弗罗姆认为潜意识中的智慧恰恰是我们自己最真实的智慧而不是祖先的智慧，压抑是由我们的现实处境造成的，是由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造成的，因而我们的潜意识（梦）的内容往往是我们对自己现实处境的洞察，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实质的洞察。但在苏醒的状态下，这些洞察被假象和谎言掩盖了。

弗洛姆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人的心理影响的决定作用。弗洛姆把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对人的心理作用放在重要而突出的地位，并认为社会对人的影响在于形成具有社会烙印的人格，把传统精神分析学说对人的心理活动的研究扩展到社会对个人产生影响的大层面。

正如卢文格所言：“弗洛姆主要关心社会性格，即在不同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性格结构。这种关心导致他强调社会和经济对性格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其他决定因素。”

弗洛姆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去分析人的本性及人的需要，同时强调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在社会影响下实现个性化的过程也就是性格形成的过程。致力于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综合”起来，形成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人本主义精神分析以人作为目的和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其价值判断由具有主体性的人所发出，通过对人的病态心理的剖析，鞭挞社会对人的操纵和否定，呼唤人的尊严的回归。

荣格的集体潜意识与弗洛姆的社会潜意识的区别在于，集体潜意识直接指普遍的精神，其中绝大部分是无法成为意识的。社会潜意识与压抑的社会性格密切相关，指人的经验的某个部分，是不被既定社会所认识的，社会潜意识即普遍精神在全社会中被压抑的那部分。

正如弗洛伊德已经指出的，在梦中，非理性的冲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逃避意识的检查，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可以逃避社会禁忌的作用，使苏醒状态下被压抑的欲望得到替代的满足。睡眠比苏醒状态更自由。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梦有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梦的内容是在苏醒状态下受压抑的那些欲望和观念。从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出弗罗姆对弗洛伊德的梦论的继承和发展。

所以，梦突破了苏醒状态下的逻辑、语言和社会禁忌的作用，也就是突破了“过滤器”的作用，使潜意识的心理内容得以实现。这些潜意识的内容既不同于弗洛伊德的非理性的本能冲动，也不是荣格所说的先天的种族遗传的神秘经验，而是在一定的处境特别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受压抑的那些心理内容。弗罗姆的梦论是其整个心理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弗罗姆认为，人在清醒时，虽然是能动的，能确定目标、制订方案付诸行动，但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现实利益（包括阶级利益）的考虑，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作用，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生活于谎言或假象之中，生活于相互猜忌或憎恨之中。而我们的正确判断和爱的情感，却受到压抑。所以，在苏醒状态下，我们虽然是清醒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又是糊涂的。

我们进入睡眠，就开始做梦，这时我们不能合乎逻辑地思考，不能去行动去实现目标。然而我们又是奇迹的创造者，去创造一些史无前例的故事。在睡眠状态下，我们是自由的，不再受各种谎言的干扰，不再受现实利益的驱使，因而有可能做出更正确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梦时有可能比在苏醒时表现得更为智慧。所以，做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清醒。睡着了，也就是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