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晚清商人思想意识的发展演变
晚清商人近代思想意识的萌发与增长，也是社会自身在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反映。这方面的发展变化，对近代中国能否形成一种类似于西方那样的市民社会，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行动受思想的制约，如果社会自身的思想意识没有明显的变化，其行动也将与以往无多大区别，从而谈不上相应地出现新的社团组织和开展新的政治经济活动。
晚清商人思想意识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其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在20世纪初期获得明显的萌发增长。
促使一部分商人近代民族主义爱国思想萌发的原因，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疯狂的蚕食鲸吞和瓜分豆剖，致使具有数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这不仅使爱国志士对祖国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而且使相当一部分商人将眼光从一己之身家财产移注于祖国和民族的存亡绝续。此外，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和加深，更直接使广大商人的生计每况愈下，进而产生具有自身特点的商人民族主义爱国思想。
需要说明的是，中华民族具有数千年文明的历史，早在秦汉时期汉民族即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字、共同的经济生活与文化，因此中国人民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民族感情产生已久，爱国主义传统也源远流长。但是，祖国和民族都是历史的范畴。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祖国和民族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不同时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有着相异的内涵。晚清商人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虽然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具有经济民族主义的特点，但也是其由旧趋新，走出中世纪踏上近代化历程的产物。因此，晚清商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近代民族、国家、国民观念等新内容，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历史范畴。
例如，晚清时期已有一部分商人将中国看作各民族统一完整的国家，并且意识到“国家为人民之集合体”，[28]而不是视中国为某一个王朝统系世代相袭的天下。所以，晚清商人的民族主义思想，既非为封建统治者尽忠，也不是专注于复兴汉族王朝统系，而在于整个中国的富强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其国家观念已经明显地打破了以往狭隘的地域限制。据1903年5月3日《苏报》记载，旅居上海的两粤绅商为抗议法国图谋侵占广西而在广肇公所集会。当一董事声称“公所为广肇两府商务而设，国家大事不得干预”时，在座诸商马上“群起大哗，痛诋该董事无爱国心”，并争相演说云：“人皆知广西事即广东之事，救广西即救两粤，救两粤即救全局。”这一事例足以表明，晚清商人中已有一部分人的近代国家与国民观念在迅速增强。
随着民族主义爱国思想的萌发、增长以及组织程度的不断加强，晚清时期的商人在行动上也较诸以往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他们开始以前所少见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历次反帝爱国运动，尤其是在抵制洋货与收回利权运动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一支影响突出、不容忽视的新兴社会力量。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将在本书后面的第七章第一节做比较详细的论述。
然而，也应该指出，晚清时期商人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发与增长，在各地区的发展程度并不一致。通商大埠的经济比较发达，特别是像上海那样的大都市，西方近代文化的传播也最为迅速。因而身处通商大埠的商人，其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发与增长更为显著，上海商人在这方面的表现更是居全国领先地位。而在那些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经济和文化不发达的地区，商人的思想意识在这方面的发展变化则相形见绌，远不及通商大埠的商人。即使是在通商大埠，晚清商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也不充分，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身经济利益得失的影响，体现在行动上则是难以做到态度坚决地将反帝爱国运动坚持进行到底，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动摇性和妥协性。
联结团体与合群合力思想的产生，也是晚清商人思想意识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历史上中国的商人一直是行帮林立、涣散不群，除了按行业组成的公所和按籍贯设立的会馆等行帮组织外，并无统一联结各行各业的共同机构；而且各行帮组织之间壁垒森严，互分畛域，使得本属同一整体的商人被分隔在互不相连乃至相互排斥的狭小帮派之中。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商人成为一支独立的整体社会力量，对于商业的发展也极为不利；特别是在面临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经济侵略的情况下，处境原已十分艰难的商人更加无法依靠整体力量与强大的外国资本相抗衡。因此，联结团体以改变过去那种隔阂涣散的落后状态，成为摆在商人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20世纪初的商人，已有相当一部分自身也在思想上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他们非常急切地希望打破行帮壁垒，联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有的大声疾呼：“中国商人素无合群思想”，“团体未立，势涣力微，有利不能兴，有害不能除，长此不变，恐有江河日下之势”。[29]有的则清醒地指出：由于自身相互隔绝，缺乏联络和沟通，“不特官与商不相联合，即商与商亦何尝联合；不特彼业与此业不相联合，即同业之中亦何尝联合”，其结果是“不但对外的竞争瞠乎其后，即对内的竞争亦每况愈下”。[30]此时，更多的商人意识到必须尽快加强各行各业的联合，改变以往的分散隔绝状况。如果依然故我，“再阅十年”，“恐华商无立足之地”。[31]这种强烈的危机感，在当时无疑成为驱使商人联结团体与合群合力的一股强大推动力。
因此，许多商人呼吁“四方同志，联络众城[诚]，公益维持，和衷共济”。[32]20世纪初，不少地区商界中的许多有识之士还认识到成立商会这样联结各行各业的新式社会团体，可以帮助商人达到合群合力以及振兴商务的目的。于是，设立商会的呼声在当时的一些通商大埠中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此起彼伏。1900年3月出版的第5期《江南商务报》即刊登一篇文章，阐明“欲兴商务，必以各设商会，始行之有效，各商会再联一大商会，庶由点成线，由线成面，内可与政府通商人之情况，外可与各国持商务之交涉，非设商会不为功也”。还有许多地区的商人，意识到“各省立商会，无非以唤醒我商民结大团体，以谋商业之发达”，[33]因为“提纲挈领，保卫维持，俾商务日有进步者，实惟商会是赖”。[34]
显而易见，联结团体与合群合力思想萌发，是促使20世纪初的商人成立各种新式社会团体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不仅商会的创办如此，其他许多新式商办社团的产生，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商人这一思想意识的变化。例如，清末的苏州商人之所以积极主动地设立商团，就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认识到“亟宜振刷精神，固结团体，去畏葸之积习，弭隐患于无形”；“力矫柔弱，以振起国民尚武之精神，而结成商界完全之团体”。[35]由此可以说，晚清时期商人思想意识的发展变化，对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雏形的出现，也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
自治自立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是晚清时期商人近代意识萌发的另一个具体反映。
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一直未曾得到法律的有力保护，在政治上无任何权利可言，在经济上则不得不托庇于封建势力，加之长期以来社会地位十分卑贱，深受压抑和摧残，因而商人在过去大都自惭形秽，自治自立的思想也难以萌发。到20世纪初，随着上述商人各方面思想的发展变化和重商思潮的蔚然成风，以及商人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其自治自立的意识也开始逐渐显露。
除此之外，促使晚清商人自治自立思想萌发的重要事件，是1901年兴起并在1903年发展到高潮的拒俄运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则进一步拓展了一部分商人的自治自立思想。据1903年4月30日的《苏报》报道，拒俄运动期间上海绅商与爱国知识分子联合进行抗争，初步意识到要抵御外侮，保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主要应该依靠国民自身的力量，不能寄希望于第三国，也不能单纯依赖政府，故而呼吁“欲抵拒外祸，保固内权，亦非可望诸他人，其责任惟在我国民而已”。斗争之初由商人参加组织的四民总会（后改称国民总会），还自称为“地方议事厅之先声”，期待其集会议事的场所——张园获得美国著名的“费城独立厅”那样的历史荣誉；同时还表示：“本会团结已固，势力已强，则本会可与各国政府直接交涉。”时人也惊喜地称道：“此吾中国之独立钟声也。”
对于一部分商人思想意识的这种重要变化与行动表现，当时的社会舆论多有肯定和赞赏。《浙江潮》杂志即曾发表一篇时评，首先指出作为四民之首的“士”所具有的缺陷，阐明“吾中国有最可悲最可痛之一事，则以士为四民之首，又不能自成一社会，而又与他社会离而绝之，若判天渊而不可合，故日日言社会改革，言社会发达而终无效”；接着对“本埠绅商有四民公会之议”大加称赞，认为“国民进步，当于是焉视之”。这篇时评还强调指出：“兹会之设……国民之机关在是矣。而自士社会以待合于其他种种各社会，以造成一致之精神，与一致之风气，则又所谓国魂也。”[36]《中外日报》1901年3月28日登载的一篇来函也表示：“鄙意此事（指拒俄运动——引者注）与其官争于上，不如商争于下，似为得力。”反映出对商人力量的信赖。
随后的抵制美货运动期间，商人的自治自立思想进一步增强。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在斗争中公开宣称：“天下只有自立，决无依赖他人之道。”全国各地的商人则以独立社会力量的姿态，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掀起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充分显示出商人所独立蕴藏的政治能量。有些地区的商人还声明：抵制美货“亦一无形之战也”，“不必依赖政府”，而应“专恃民气”，以国民“自力抵制之”。[37]
与此同时，扩商权，争取自治自立，也成为一部分商人的强烈愿望。当时即有商人表示：“商会者，联商情，开商智，以扩商权也。”[38]据1905年7月8日的《时报》记载，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商人所奔走呼吁的“鼓民气”、“结民力”、“广开会议，联络全国”成为日后自治自立之基础，可以说是对“扩商权”一语的具体解释。
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兴盛，从另一方面增强了商人的自治自立思想。20世纪初，思想界的爱国志士开始大力宣传地方自治思想，将地方自治视为救亡图存的一项重要措施，使之成为颇有影响的一股进步思潮。一部分商人也躬逢其盛，萌发了地方自治思想。有的意识到“地方自治为目前救病之急药，救灾之急赈”，[39]认为地方自治是自强御侮所急不可缓的举措。还有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清廷人势岌岌，不复可有为”，表示“非仿文明各国地方自治之制，不足以图强”。[40]
值得重视的是，晚清的商人不仅萌发了自治自立思想，而且相应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力争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例如许多地区的商人都成立了不同名称的地方自治团体，并仿照西方国家的方式积极开展地方自治活动，在许多方面都争取到比较可观的自治权利，同时也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晚清商人思想意识的发展变化，确实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雏形的产生不无关联。
晚清商人思想意识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除上述几个方面外，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有所反映。例如，晚清商人政治参与思想的发展变化，虽然相对说来不是很显著，但与以往相比也同样出现了某些应予重视的变化。尽管当时的商人就整体而言，仍未摆脱“在商言商”这一传统古训的束缚，政治参与思想表现不是很强烈，但随着近代国民观念的萌发，也有一部分开明的商人开始对政治较为关心，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表示不满，希望改变国民不能预闻国家政事，完全由清朝统治者独断专行的政治格局。特别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大造舆论，不断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端，宣传近代君主立宪制的诸多优越性，使“报章之所论列，莫不以此为请”。[41]立宪派的大力宣传与社会舆论的一致要求，对商人政治参与思想的萌发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商界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随后也要求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特征的君主立宪制。
在实际行动上，一部分商人也积极参与了清末的政治运动。声势和影响均受到舆论关注的国会请愿运动，可以说是清末最重要的一次政治运动。商界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由商会选派代表参加了这场敦请清廷速开国会、加速宪政改革步伐的政治请愿运动，并单独以商界的名义向清廷都察院递交了三份请愿书。这一事例说明，晚清商人的政治参与思想也较过去有所变化。
民国时期，随着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被推翻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商人的政治参与思想也愈益增强。其具体表现是一部分商界领袖人物开始公开宣称商人应该突破“在商言商”这一传统古训的束缚，直接争取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在民国时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商人颇有影响的政见与主张，商界实际上已成为各派政治力量关注和争取的重要对象。此外，民国时期的商人还开始独立开展各种政治活动。例如，民国初年由商会代表商界从事的调和党派政争，即体现了商人在政争中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商界为主体在上海召开的“国是会议”，提出“废督裁兵”等一系列政治主张，则是商人在“直接民权”思想支配下，开展“国民自决”运动的一次重要尝试。其后的组织“民治委员会”行动，更是商人直接干预国家政治的非凡之举，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连毛泽东也曾专门撰文，称赞这一非凡举动是商人“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表示”。[42]不难看出，清末民初商人政治参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对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独立开展政治活动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对自己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以及时代使命感的萌发，也应看作晚清商人思想意识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排列定位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成为一成不变的模式。商人处于最低层，被“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举凡论及商人的文字，也似乎大都是锱铢必较、唯利是图等充满贬抑意味的字眼，商人可以说毫无社会地位可言。这种状况自然使商人自感卑微。有些商人尽管经商致富家拥巨资，也仍然得不到相应的荣誉和地位。到了近代，商业贸易的重要作用逐渐为世人所知，而且随着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商人的地位日渐突出，传统的四民排列事实上已失去其社会基础。商人对自己的历史地位也随之有了新的认识。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20世纪初的商人已开始以四民之首自居。他们认为：“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强在商业。”[43]商人长期形成的自卑心理在这一时期也明显得到消除，有的进而表示：“我们经商的人，生在这西历一千九百余年，叫什么二十世纪实业竞争的时代，也真尊贵的很了。……天下最有活泼的精神，最有发达的能力，能够做人类的总机关，除了商，别的再没有这种价值了。”[44]字里行间虽然不无夸大之意，但也表明当时的商人已明显意识到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正是这种时代使命感的萌发，促使商人以新的姿态主动释放自己的能量，在此后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社会舞台上演出一幕幕活剧。
以上主要从新兴工商业的产生与发展、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晚清商人近代思想意识的萌发演变三个方面，论述了清末之际社会自身的发展。可以说，社会自身在这三个方面的变化与发展，在清末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些方面的变化虽然在清末以前即已开始出现，但其发展程度远不足以孕育市民社会的雏形。例如新兴的私营工商业尽管在19世纪中后期即已产生，但发展缓慢，规模有限，一直不及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营工商业获得了两次发展高潮，才在企业数量和资本规模等方面都大大超过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新兴的工商业者虽然也诞生较早，但在20世纪以前始终未能形成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处于分散隔阂的行帮之中，无法以独立社会力量的姿态开展社会活动。到20世纪初，新兴的工商业者始得以初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整体社会力量，亦即形成具有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至于商人近代思想意识的萌发与增长，则更是在20世纪初才在各个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具体表现。
这些事实表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之所以在20世纪初的清末开始孕育萌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推行“新政”，各项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市民社会的孕育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自身在20世纪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为市民社会雏形的孕育奠定了所需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与思想基础。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雏形的萌生。··
[1]《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363页。
[2]《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19页。
[3]参见从翰香《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4]参见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5]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38页。
[6]邱捷：《辛亥革命前资本主义在广东的发展》，《学术研究》1983年第4期。
[7]王维新：《最近汉口粮价跌落的检讨》，《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4期，1935年4月10日。
[8]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4号，1932，第87页。
[9]张克明：《汉口百年来进出口贸易之分析》，《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2期，1935年2月10日。
[10]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纺织品公司棉布商业史料组编《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第1～15页。
[11]丁日初：《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第288页。
[12]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第194页。
[13]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7，第93页。本书引用时去掉了中外合办和虚假的源昌机器五金厂各1家。
[14]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33页。
[15]《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9页。
[16]晦鸣：《论说：论商人宜筹扶助工人之策》，《南洋商务报》第44期，1908年7月13日。
[17]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第320页。
[18]《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载《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04页。
[19]《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7页。
[20]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第498～499页。
[21]林增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22]参见拙文《从清末商会的诞生看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江汉论坛》1987年第8期。
[23]《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4页。
[24]详见拙著《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第27～28页。
[25]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5期，1993年11月。
[26]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297页。
[28]《苏州商会档案》第297卷，第36页，苏州市档案馆藏。
[29]《萍乡商会简明章程》，《华商联合报》第21期，1909年12月27日。
[30]江义修：《论阅华商联合报之有益》，《华商联合报》第2期，1909年3月21日。
[31]《苏州商会档案》第3卷，第25页，苏州市档案馆藏。
[32]《苏州商会档案》第391卷，第14页，苏州市档案馆藏。
[33]《汉口组织纱业公会叙言并简章十条》，《华商联合报》第18期，1909年9月12日。
[34]《苏州商会档案》第391卷，第15页，苏州市档案馆藏。
[35]《苏州商务总会为倪开鼎等禀请试办苏商体育会呈文及清商部等批示》（1906年8～10月），载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团档案汇编》（上），巴蜀书社，2008，第3页。
[36]《时评：四民公会》，《浙江潮》第5期，1903年6月15日。
[37]丁又辑《1905年广东反美运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5期。
[38]《余姚商务分会简章》，《商务杂志》（绍兴）第2年第1号，1910年3月10日。
[39]姚文楠等编《上海县续志》第13卷“杂记三”，文庙南园志书局，1918年刻本，第36页。
[40]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中华书局，聚珍仿宋排印本，第23页。
[41]《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奏考察日本宪政情形折》（1908年8月7日），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5页。
[42]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
[43]《论说：兴商为强国之本说》，《商务报》第8期，1904年。
[44]《经商要言》，《中国白话报》第9期，19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