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清末至民初的重要转型时期，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而且相互之间一度建立了某种新型互动关系，对近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本书即以商会这一新式商人社团为主要考察对象，从一个侧面透视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发展变化及其新型互动关系的具体影响。在清末诞生的商会虽仍在某些方面保留了传统色彩，但其契约性自治规则、近代民主原则，以及相对独立之经济职能、“司法”职能、政治活动、报刊舆论工具等，明显反映出不同于传统旧式商人组织的近代特征，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新发展；而商会之所以能够诞生并具备这些自治权利，又与清末民初国家推行的改革举措，尤其是对民间社团的大力扶植与支持密不可分，从中也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国家”的重要改变与影响。“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得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政治改良也提上议事日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民间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甚至依稀可见近代市民社会的雏形。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未能得以长期维持，加之社会自身存在种种难以克服的缺陷，导致近代中国始终无法孕育出成熟的市民社会，也无从根本改变一以贯之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更难以使近代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