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调查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座谈等方式对农村党支部书记、党员、群众围绕本村内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的相关问题展开调研。这些问卷调查数据以及面对面的访谈和座谈，为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提供了数据支持和实践基础。
（一）党员队伍的建设和发展
1.党员在村总人口中的比重普遍较低，年轻党员外出务工较多，常年留在村里的党员多为年长者，东部地区留在村里的党员人数占村总人数的比重最高
从调查村平均数看，正式党员人数占村总人数的比重为2.99%，常年留在村里的党员人数占全村总人数的比重为1.88%，从这两个比例可推算出有37.12%的党员外出打工，常年不在村子里。从我国东中西部分层来看，这两个比例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3个百分点，其中：西部地区村里正式党员人数占村总人数的比重最高为3.97%，而留在村里的党员人数占全村总人数的比重最低为2.55%；东部地区留在村里的党员人数占全村总人数的比重最高为2.87%。
从年龄构成看，46～60岁的党员最多，占34.88%，60岁以上占24.41%，即46岁及以上的党员占59.29%，而18～30岁党员仅占11.21%（见图1）。总体来看，西部地区村党员的年龄构成比东中部地区村要年轻些。可喜的是，村党支部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中，18～30岁占49.73%，31～45岁占39.25%，二者占88.98%。尽管45岁及以下党员占到40.71%，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绝大部分也是年轻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外出打工的党员大部分是年富力强、文化素质较高的年轻党员，留在农村务农、为村庄服务的多是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年老党员。本次抽样调查党员的平均年龄为48.12岁，也表明留在村里的多为年长党员。他们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9年，超过9年义务教育水平。
图1 党员年龄构成
2.发展新党员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的人数较少，党员后备队伍建设相对滞后，西部地区村党支部近3年党员队伍发展较快，发展新党员和预备党员人数与该村是否有第一书记呈正相关关系
各村党支部最近3年发展新党员5.22人、预备党员6.27人、入党积极分子3.6人，平均每年发展党员不到2人，入党积极分子也就1人。从我国东中西部分层来看，西部地区村发展新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最多，其次是中部地区村，发展最少的是东部地区村，中部地区村略多于东部地区村。西部地区村新发展党员6.77人，中部地区3.66人，而东部地区仅发展3.06人；西部地区村新发展预备党员7.15人，中部地区4.91人，东部地区4.63人；西部地区村新发展积极分子4.56人，中部地区2.52人，东部地区2.04人。
统计分析显示，发展新党员和预备党员人数与该村是否有第一书记呈正相关关系：有第一书记的村，发展新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人数就多。有48.89%的被调查村有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的主要工作按比重高低排序为：推动精准扶贫，占45.35%；为民办事服务，占42.57%；建强基层组织，占40.15%；发展治理的想法和理念，占16.36%；能给村里带来资源，占12.83%；承诺的服务和福利改善，占8.55%。可见，建设党的基层组织也是第一书记的一项主要工作。从第一书记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占比看，西部地区占比最高为54.64%，中部地区为52.07%，东部地区最低为35.29%。
在问到“村党支部书记对发展新党员的整体看法”时，44.98%的被调查村支书认为“发展数量适中，比较满意”，37.36%的被调查村支书认为“因外出务工、年龄等原因，发展数量较少”，也有16.73%的被调查村支书认为“村民入党积极性较高，发展较多”。从东中西部分层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村支书对目前新党员队伍建设比较满意，认为发展数量适中，东部地区村该选项比例最高为52.89%；西部地区村支书认为由于外出务工等原因，发展数量较少，持该观点的比例最高，达44.72%，所以最近3年西部地区村发展党员队伍速度最快（见图2）。需要关注的是，虽然西部地区党员人数在村总人数中的比重最高，新发展党员人数也最多，但外出打工的党员也最多，结果留在村里的党员比例是三个地区中最低的。如何让现有党员留在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奋斗是当今西部地区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图2 村支部书记对新发展党员的看法
（二）党支部书记的现状和产生方式
1.大部分村党支部书记年龄在中年及以上并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绝大部分村支书认为家庭收入在本村属于中等及以上水平，近1/3党支部书记兼任村主任
被调查村党支部书记平均年龄为48.98岁，年龄最小的党支部书记为19岁，年龄最大的党支部书记为73岁。从年龄分成看（见图3），46～60岁最多，占59.55%；31～45岁居第二，占28.92%；60岁以上占8.88%；30岁以下最少。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村支书平均年龄都接近52岁，而西部地区村支书平均年龄不到47岁。
图3 党支部书记年龄
被调查村党支部书记平均任职时间为6.74年，西部地区村支书平均任职时间最短为5.27年，东部地区平均任职时间为7.63年，中部地区村支书平均任职时间最长为9.41年。从任职时间长短分层看，大部分被调查村支书任职6年以下，占66.16%，任职7～12年的村支书占18.35%，任职13～24年的村支书占13.2%，还有2.29%任职时间超过25年。
被调查村党支部书记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09年，受教育年限最小值为4年，最大值为24年。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占比最高，有37.59%；其次是接受过初中教育的村支书，有33.73%；有23.84%的村支书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有4.48%的村支书只接受过小学教育（见图4）。东中西部地区村支书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不到1年。
图4 党支部书记受教育年限
在问到“您认为您家收入在本村所处水平”时，52.53%的被调查村支书认为自家收入在本村属于中等水平，35.46%的被调查村支书认为自家收入在本村处于中上等水平，还有3.38%的被调查村支书认为自家收入在本村处于上等水平，处于中等及以上的达到91.37%。
在问到“您是否兼任村主任职务”时，有30.30%的被调查村支书兼任村主任，中部地区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主任比例最高为37.71%，其次是东部地区为31.93%，最低的是西部地区为27.8%。在回答“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未来发展机会或前景是什么”时，47.13%的被调查村支书选择“自主创业”，20.31%选择“进入公务员队伍”，17.82%选择“将来能领到津贴”，还有11.30%认为“没有前景”，3.45%选择“外出打工”。
2.村党支部书记主要通过党员选举和先群众推选后党员投票两种方式产生，人品和能力是决定能否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的重要因素，其他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在回答“您所在村党支部书记是怎么产生的”时，被调查党员和群众所做选择排序一致，从高到低依次为党员选举、先群众推选后党员投票、上级推荐候选人再选举、上级指派，被调查党员认为72.23%的村党支部书记由党员选举或先群众推选后党员投票产生，24.26%的村党支部书记是由上级推荐候选人再选举或上级指派产生；被调查群众认为60.13%的村党支部书记由党员选举或先群众推选后党员投票产生，20.96%的村党支部书记由上级推荐候选人再选举或上级指派产生。但也有18.43%的被调查群众不知道党支部书记是如何产生的，更有3.24%的被调查党员竟然不知道党支部书记是如何产生的（见图5）。
图5 村党支部书记的产生方式
在回答“您认为能当选党支部书记最重要的是什么”时，被调查党员和群众所做选择排序一致，从高到低依次为个人能力、人品、其他人的选择、能带来资源、发展治理的想法和理念、和自己或家庭的关系、承诺的服务和福利改善、是否给予一定好处。排第一位的是“个人能力”，党员和群众的选比分别是78.21%和75.17%，“能带来资源”和“发展治理的想法和理念”也可以归为个人能力；排第二位的是“人品”，党员和群众的选比分别为67.26%和69.38%；“其他人的选择”排在第三位，党员和群众的选比分别是56.69%和42.03%，表明一个人的决定受群体内的总体氛围影响较大；“和自己或家庭的关系”影响很小，党员和群众的选比分别是8.95%和12.81%；“承诺的服务和福利改善”和“是否给予一定好处”选比更低，表明党员和群众更加成熟，不是听竞选者的承诺，而是看其平时的品行和能力（见图6）。
图6 当选党支部书记最重要的因素
群众在具体回答“您认为村党支部书记的产生受哪种因素影响最大”时，80%以上的被调查群众认为与竞选者本人品行和素质有关，其中“有群众基础”占39.55%、“农村能人”占23.41%、“有文化”占22.90%。也有部分被调查群众认为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家族势力”等。
3.大部分被调查党员认为村党支部的换届选举工作采取的是党员民主选举的方式，符合民意
在回答“您对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的认识”时，党员的评价高于群众的评价。77.88%的被调查党员认为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采取的是党员民主选举的方式，符合民意，但只有53.81%的被调查群众认同此项；11.52%的被调查群众认为党支部换届选举是“上级主导，流于形式”，而只有9.86%的被调查党员持此观点；也有部分被调查群众和党员认为党支部换届选举“受家族势力影响和控制”等，还有一些群众和党员认为选举中会产生一些矛盾冲突，需要及时解决。
（三）党支部的活动开展和对党员的管理
1.大部分村党支部有固定活动场所和活动经费，村党支部获拨的活动经费与该村人均纯收入和固定活动场所有显著正相关，而划拨活动经费与开展党员活动的频率没有相关性
调查显示，有79.55%的被调查村有固定活动场所，中部地区占比最高为85.25%，其次是东部地区为82.20%，最低的是西部地区为75.90%。被调查村获拨的年活动经费平均值为12489元，各村党支部获拨年活动经费数额差距较大，最高的有218000元，而有的村甚至没有活动经费。东部地区村年活动经费为14463元，中部地区村为13490元，最低的是西部地区村为10865元，活动经费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有一定关系，经济发达地区相应要高些。村党支部获拨的活动经费与村党员人数呈正相关，一般党员人数越多，上级划拨活动经费越多，但二者不是因果关系。相关分析显示，村党支部获拨的活动经费与该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正相关，人均纯收入高的村党支部获得的活动经费也多些。有固定活动场所与划拨活动经费也有相关性，有固定活动场所的村党支部活动经费要多些，有固定活动场所的党支部活动经费平均为14052元，无固定活动场所的党支部活动经费平均为6189元，相差一倍以上。但划拨活动经费多少与开展党员活动的频率没有相关性。
2.大部分村党支部在三个月之内开展一次村党支部全体党员活动，主要是对党员进行学习教育或需做支部内重大决策和村里重大事项决策
在向被调查党支部书记询问“您所在村党支部多长时间开展一次全体党员活动”时，有44.19%是一个月开一次，有39.43%是三个月开一次，即三个月之内开一次全体党员大会的占83.62%；还有12.95%的村党支部是半年开一次，更有3.43%的村党支部是一年开一次全体党员大会，这部分村党支部未能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党员活动。全体党员活动的首要任务是对党员进行学习教育，其次是做关于村里重大事项的决策，最后是应上级组织要求。
被调查党员在回答“过去一年您参加过几次党组织活动”时，平均参加6.16次，其中东部地区村参加次数最高有7.45次，中部地区村最低有5.52次，西部地区村一年有5.78次，至少东中西三地区村党支部都在三个月内召开了一次党员活动。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学习教育、党支部内重大事项决策、村庄重大事项决策和民主生活会。进而问到“您认为参加党支部活动对您的帮助”时，占比从高到低的选项依次是：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占56.85%；增强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占50.92%；提升自身政治觉悟，占46.55%；更加关注村庄发展，占32.04%；提升自己在村庄的地位，占9.66%。党支部组织的全体党员活动基本达到对党员的政治学习和教育的要求，突出了党性，增强了党员发展村庄的责任感。
但有些被调查党员一次也没参加过党员大会，在回答“您认为部分党员不愿意参加党组织活动的最主要原因”时，排在第一位的因素是“党员组织意识不强”，占40.94%；第二位是“时间安排不合适”，有34.47%；第三是“活动内容不实用”，有16.18%；第四是“党支部书记号召力不强”，占12.95%；最后两项是“普通党员不被重视”和“无法履行党员职责”，合计占21.09%，属于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未能履行（见图7）。在调查“党员向村党支部书记提出意见，是否会获得积极响应”时，也反映出这种情况：只有70.54%的被调查党员认为能获得比较积极的响应；17.85%认为“有一定反馈”，5.32%认为“得不到响应”，二者合计占23.17%，表明党支部书记在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方面做得还不够；“肯定没用，不反映”和“没反映过”，二者合计占6.30%，表明个别党员和党支部书记未能按《党章》要求履行权利和义务（见图8）。
图7 部分党员不愿意参加党组织活动的主要原因
图8 党员向村支部书记提出意见获得响应情况
3.大部分村党支部难以与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党员进行联系，联系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党支部或村里的重大事项决策
在回答“您所在村党支部针对外出党员（含进城务工、经商党员）的联系情况”时，只有20.30%的被调查村支书能与外出党员“每月都进行联系，了解其思想动态”，有47.63%的村支书能与外出党员“通过手机、电脑等媒介偶尔联系”，而26.38%的村支书只能“利用回家时进行联系”，更有5.69%的村支书与外出党员根本“没有联系”（见图9）。村党支部书记与外出党员联系主要出于党支部或村里的重大事项决策，针对党员学习教育的较少，占比从高到低的选项依次是：“党支部重大事项”占51.86%，“学习教育活动”占45.17%，“村庄重大事项决定”占34.76%。
图9 村党支部针对外出党员联系情况
（四）村党支部对本村事务的参与和与其他组织的关系
1.村里土地流转、集体资产分配、公共设施建设等重大事项一般由村“两委”班子、村党支部、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全体大会决定
图10 村内重大事项决策进行情况
调研分别向村党支部书记、党员和群众询问了“您所在村重大事项决策（如土地流转、集体资产分配、公共设施建设等）是怎么进行的”这一问题，三类主体选择同一选项的比例不同，除列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有差异外，其他排序都一样。党员和群众首选“村‘两委’班子商量决定”，比例分别为34.68%和35.61%；第二位是“召开支部会、党员议事会”，比例分别为27.56%和20.67%。而村党支部书记把“召开支部会、党员议事会”列为第一，比例高达36.62%，与党员和群众的认同差距较大；把“村‘两委’班子商量决定”列为第二，比例为32.90%，这一比例与党员及群众的比例相差不到3个百分点（见图10）。剔除村党支部书记的自我评价，另把群众选择的20.67%“召开支部会、党员议事会”和20.79%“村民代表会议决定”视为相同，就能比较合理地推断出目前我国农村处理村里土地流转、集体资产分配、公共设施建设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机构，选择占比从高到低依次是：村“两委”班子商量决定，召开支部会和党员议事会决定，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村民全体大会决定，村党支部书记一人决定，村主任一人决定。
村党支部书记在回答“在涉及本村重大问题时，如果党支部与村委会意见不一致，怎么办”时，49.15%选择“村民投票表决”，23.06%选择“听村党支部意见”，18.53%选择“向上级汇报确定”，9.26%选择“听村委会意见”。
从调查结果可看出，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基层民主管理在农村得到推行，不管是村党支部书记一人决定，还是村主任一人决定，比例均不超过5%，绝大部分村党支部书记认为不可能由一个人决定。
2.农村普遍存在农民组织，大多数群众和党员也参加了一些农民组织并与年人均纯收入有正相关关系，党员参加农民组织的比例高于群众，村党支部通过参与农民组织中重要事项决策、对其党员开展经常性教育、在新型农民组织中创建党小组、指派组织负责人等方式来保障组织活动中村民的正当权益
村党支部书记在回答“您所在村建立了哪些新型农民组织”时，57.25%的被调查村成立了“专业合作社”，50.00%的被调查村建有“村民理事会”，43.12%的村有“文艺表演队”，28.25%的村有“家庭农场”，13.76%的村有“金融互助组织”，4.28%的村有“宗教组织”，还有5.97%的村有其他农民组织。调查显示，被调查党员参加村里农民组织的人数比被调查群众多，群众没参加任何农民组织的人数比党员多。在问答“您参加村里的农民组织有哪些”这一多项选择问题时，被调查群众所有选项比例加起来仅为83.8%，有些被调查者可能参加多个组织，所以至少有近1/5的群众没有参加任何农民组织；而党员所有选项比例加起来达133.93%（见图11）。群众和党员参加的农民组织排在前三位的都是专业合作社、文艺表演队和村民理事会，不过党员参与最多的是村民理事会，由此可看出党员在村级事务中的带头作用。家庭农场排在了第四位，农民和党员的占比都为17%左右；参加金融互助组织的人少，群众只有3.78%，党员也只有6.04%，说明农村金融发展非常不足，资金不足一直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瓶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参加宗教组织的人数不多，有2.55%的被调查群众参加能理解，但是还有2.05%的被调查党员参加了宗教组织就不正常了。
图11 参加农民组织情况
从相关性分析看，被调查群众和被调查党员参加专业合作社、文艺表演队、村民理事会与年人均纯收入有正相关关系，但它们之间不是因果关系，可能是年人均纯收入高就有时间和精力参加一些农民组织，丰富自己的生活、拓展自己的视野，为村庄发展尽一分力。实际上，这些农民组织多有专业人士指导生产、开拓市场，专业合作社就是为了解决生产和销售而成立的，村民理事会能帮助村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参加文艺表演队能拓展人际交往，有利于及时找到帮助自己的人，通过网络和微信朋友圈销售正日益兴起，因此参加这些农民组织也可能增加年人均纯收入。
绝大部分农民组织是顺应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的需要而成立的新型农业组织，能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的和谐，如果这些组织自身不能以农民利益为重，就会发生伤农事件，严重的会引起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村党支部必须在村各类农民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使农民组织按其成立之初的宗旨发展。在回答“村党支部通过什么方式在这些新型农民组织中发挥影响”时，村党支部主要通过保障组织活动中村民的正当权益、参与其重要事项决策、对其党员开展经常性教育、在新型农民组织中创建党小组、指派组织负责人的方式参与、影响和监督农民组织的日常工作，引领农民组织的运行和发展（见图12）。
图12 村党支部在新型农民组织中发挥影响的方式
3.大部分村“两委”班子配合默契，村“两委”班子配合默契程度与“所在村的党务、村务、财务等决策是否真正做到公正、公开、公平”和“村支书和党员愿意帮助群众的态度”呈正相关
在问到“您认为本村‘两委’班子之间配合情况怎么样”时，总体看，被调查村支书的正面评价高于被调查群众的评价，村支书认为村“两委”配合“非常默契”的达39.25%，而群众只有14.19%，村支书的评价比群众评价高25.06个百分点；二者对村“两委”配合“比较默契”的认知比例相差不大；但被调查群众的负面评价高于村支书的评价，群众认为村“两委”“偶尔有矛盾”的达27.63%、“矛盾较多”的占6.09%，而村支书认为“矛盾较多”的几乎不存在，也只有11.78%认为“偶尔有矛盾”（见图13）。
图13 本村两委班子配合情况
问卷相关性分析显示，村“两委”班子配合默契程度不仅与所在村的党务、村务、财务等决策是否真正做到公正、公开、公平呈正相关，还与“村支书和党员愿意帮助群众的态度”呈正相关，村“两委”班子配合越默契，村的党务、村务、财务等决策就越能做到公正、公开、公平，村支书和党员就越愿意帮助群众。所以，只要村“两委”存在工作不配合的情况，不管程度如何，都不利于村庄发展。
分别把村党支部书记和群众对“村‘两委’班子配合情况”与群众问卷中“党支部书记产生方式”做相关分析看，二者的结果截然不同。从村党支部书记调查视角看，“上级指派”和“上级推荐候选人再选举”村支书情况下“村‘两委’的默契”比例相对要高，而“党员选举”和“先群众推选后党员投票”村支书情况下“村‘两委’的默契”比例相对要低。从群众调查视角看刚好相反，“党员选举”和“先群众推选后党员投票”村支书情况下“村‘两委’的默契”比例要高于“上级指派”和“上级推荐候选人再选举”村支书的比例。虽然村党支部书记和群众对哪种方式下“村‘两委’默契”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村党支部书记和群众都认为，“上级指派”村支书情况下，村两委“矛盾较多”的比例居第一位，说明村支书不能由上级独自决定，应听取基层民众的心声。
（五）群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监督
调查显示，大部分党支部书记和党员能够以身作则，在村级事务中起到带头作用，所在村的党务、村务、财务等决策能做到公正、公开、公平，但也有部分党员不能按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甚至出现违法乱纪行为。要保证党员按《党章》要求践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在扶贫攻坚和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中起到先锋带头作用、发挥村党支部在农村各项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让群众对党员和党员干部进行监督。在问到“您主要通过何种渠道监督党员和村干部”时，被调查群众首选“村务公开”，其次是“村民会议”，再次是党员干部的民主生活会，这三个渠道能使群众及时了解党员和干部对村级事务的处理情况，再之后三个渠道是举报电话、向上级反映和网络监督（见图14）。
图14 群众监督党员和村干部的渠道
把“群众监督党员和村干部的渠道”与“所在村的党务、村务、财务等决策能否做到公正、公开、公平”的关系进行分析可见，在不同监督方式下“所在村的党务、村务、财务等决策能做到公正、公开、公平”的比例不同：“民主生活会”监督方式下实现比例最高，完全和基本做到公正、公平、公开达66%；“村务公开”和“村民会议”两种监督渠道实现比例一样，完全和基本做到公正、公平、公开都达51.92%；“网络监督”渠道下完全和基本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占44.23%；“举报电话”渠道下完全和基本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只能达到36.59%；“向上级反映”的监督效果较差，只有34.77%的被调查者认为可以达到完全和基本做到公正、公平、公开。
（六）村党支部建设和村里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调查中向村支书和党员询问本村党支部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哪些时，“村集体财政资源不足”“党支部活动经费不足”被村支书和党员更多提及。有党支书提到“外出党员较多，不好开展活动”；有部分党员提到 “村民对工作不配合”“村‘两委’威信不高”。
在向村支书、党员和群众询问本村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时，他们选择每项的比例不同，但各自排在前三项的顺序完全一样，第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第二是集体经济缺乏或发展不足，第三是村民文化素质低。对这三方面的不足已达成共识，毫无疑问这些应该是未来村党支部的主要工作和奋斗目标。第四位突出的问题村支书和党员认为是“党员组织观念弱”，而群众选择的是“村干部无法带领村民致富”，村支书和党员把它列为第六突出的问题，让群众脱贫致富也是党员和党支部的重要政治任务；村支书、党员和群众列的第五个突出问题也一样，是村干部治理能力弱；后面几个突出问题可以归纳为村干部素质问题和财务管理问题两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