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开阔的视野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
权雅之[1]
【摘要】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对以往经济体系的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有着丰富的内涵。对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解，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意义出发，也有必要扩展眼界，认识到更为全面、丰富、多元的内涵，其实已经纳入了经济体系本身。“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提法有所局限，需要从更为广泛的、超越经济学的意义上进行审视，才能更好地承担历史重托，回应时代挑战。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动态的格局与发展变化状态。党中央提出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思想，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思想，绝不是偶然的“重合”，而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蕴含了深刻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经济体系 发展模式 决策思维 生态环境 精准扶贫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对以往经济体系的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一定阶段内目的和指标的新的定位，也体现了思想理念上的重要转轨；既是经济发展新的发展状态，也是在新的历史方位和世界格局中新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动力、经济管理决策等各要素的深刻变化；既是经济体系本身的与时俱进，也是经济体系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以至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符合新的要求、迎接新的挑战的全面变革，是以改革求生存、以改革求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战略转轨。
一 深刻领会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丰富内涵
对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解，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意义出发，也有必要扩展眼界，认识到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不仅如此，更为全面、丰富、多元的内涵，其实已经纳入了经济体系本身。也就是说，深刻理解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会看到，以更为开阔的视野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可能会把握得更全面。这是因为，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的，遵循规律、关注民生、敬畏自然、着眼整体的动态发展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从某个局部、某些地区、某种侧面来说，反思也是必要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进一步反对急功近利、短期行为，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的思维与心态；需要进一步克服只追求单项指标，而对于综合指标、潜在指标、软实力指标有所忽视的思维与心态。
从社会系统来说，经济发展本身就离不开社会动态的格局与发展变化状态。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坚强的决心和空前的力度领导了反腐败斗争；党中央以各种决策解决民生问题和人民群众密切关注、呼声最高的切身利益问题，明确提出精准扶贫；比如医疗体制改革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攻坚克难，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等问题；比如和谐的表现是稳定，但是稳定的基础归根结底是和谐，不和谐不可能保证长期的稳定。总之，中国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泱泱大国，社会运行是一个极为庞大复杂的宏观系统，不可能也不允许长期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上一定是有利于社会运行总体系统上的基本和谐、趋向和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现代化经济体系与生态文明之间密切的、高度相融的、血肉相关的关系，是必须关注、无可否认的。生态文明，既是一种“回归”，也是一种“超越”。所谓回归，即向常态回归，因为一切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之间的冲突与不和谐，都绝非常态。所谓超越，即包括城市文明、工业文明，亦即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和文明方式，都需要经过生态文明的检验，符合生态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其中，即使是精神文明，也一定要经得起生态文明的检验，任何藐视、忽视自然，任何对生态的缺乏敬畏，都不应当作为人们的精神追求而纳入人的精神境界。从根本上来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进步、全面发展的状态，一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追求。
二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背景和依据
历史发展往往会出现新的动态、新的要求、新的挑战，表现为新的格局与形态，表现为新的换挡节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2位。而自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出现下行，2012年至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速分别是7.7%、7.7%、7.3%、6.9%、6.7%。尽管下行缓慢，但这次下行却引起了国内外和各界的严重关注。
但是，经济增速的下行，本身就是经济规律的作用。在经济体已经成长起来的情况下，用百分比来计算经济增长，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由于基数已经增大，其绝对值肯定大幅度增加。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各种成本值必然大幅增长，这是各国经济发展必然要经过的阶段性状态。当然，其中也有中国特殊国情的原因，是国内外各种影响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约束作用。审视国内外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可以将这些因素概括为以下五大约束。
一是人口约束。中国从2011年起，人口“红利”已经开始减少，劳动力成本显著增加。与劳动力人口减少相对应的，是人口老龄化，需要抚养的人口比例大幅增加，中国曾经长期借助的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已经不再明显，“人口亏损”的情况虽然还没有出现，但已经为期不远，而“人口约束”已经无可否认地成为现实。
二是生态约束。资源、环境已经从“软约束”变为实实在在的“硬约束”，或者说从威胁与挑战，变为现实的惩戒、报复和严重制约。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由于高投入，难以避免地出现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使生态和资源受到破坏。当然，生态环境和资源环境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治理环境、改善生态的努力在许多地方已经初见成效。但无论如何，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要克服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掣肘，并且一定要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做出贡献。
三是需求约束。由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由于贫富差距、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诚信和法治体系不够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等原因，内需不足问题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樊篱。而需求约束不仅是内需，长期以来外向型经济的出口拉动效应，由于种种原因而受到阻挫。
四是结构约束。中国农业基础地位总体上依然是薄弱的，前述的就业总量压力和经济结构不合理交织在一起构成相当突出的问题。在投资和消费关系上，如前所述，投资规模大、速度快，生产能力的提升表现出相当猛烈的势头，而消费增长速度显然缓慢疲软，生产能力的过剩将由于消费跟不上而导致阻塞经济发展。同时，储蓄率在GDP中的比重也显著增高。消费需求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收入分配失衡。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差距过大的背后，实际上是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不平衡。换一个角度来看，政府收入在将近20年里增长较快，而政府收入（比如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当中又大量用于投资，甚至采用借债投资，出现了政府的投资行为与向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行为之间的失衡。就企业发展而论，是一批具有资源优势以至于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与民企、中小企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再就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经济虚拟化发展的一些手段，已经异化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合乎规律的健康运行。
五是国际约束。正如上文提到，中国经济需求拉动效应的疲软，包括出口产品的国际需求降低。然而，国际因素表现为更多方面，总体上来看，世界经济在低谷徘徊，除了发达国家弱增长，新兴市场也出现一定的衰退，国际贸易不仅需求不足，而且投资不力。总之，世界经济缺乏动力、缺乏后劲。对于那些发达国家来说，曾经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制度改革而带来的优势以及那些防范经济危机的举措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化，比如过高的社会福利、超前消费等，也在导致债务危机，从而使一些国家陷入经济困境。中国面临的国际局面，还包括一些西方国家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法的抵制和抗拒。比如由美国拉开序幕的贸易战，使中国在国际上不得不进行更为复杂的博弈。
学界在研究中国经济面对的压力时，通常会提到“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Incommensurable）的概念，为审视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框架，对于我们是有启发的。但依然需要强调指出：用“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框架来看问题，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一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问题更为特殊、复杂，并非这样一种框架可以涵盖的；二是因为“陷阱”的提法虽然有警示意义，但毕竟忽略了积极的一面，即中国在面临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变革创新的重大机遇；三是因为经济下行所带来的种种困境，本质上是主要矛盾转化的问题，正如我们在下文即将提到的，其中一个基本含义在于，需要从价值和思维的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理性思考。按照“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意义上的提法：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向高收入国家发展时容易陷入停滞期，既丧失了廉价劳动力优势，又缺乏尖端技术领域的优势。但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或者可以说，“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框架基本上还属于经济学观察，即使已经涉及、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观察，但对于中国来说，审视的目光必须瞄向哲学层面、思维层面、价值层面。正像“修昔底德陷阱”的提法，意思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样的观察虽然颇有历史依据，但时代的发展变化，只能是部分现象或要素的再现，而不可能是总体上的重复。因此，我们的视野需要拓展，需要从更为广泛的超越经济学的意义上进行审视，才能更好地承担历史重托，回应时代挑战。
三 严峻的挑战与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
我们前面关于新常态背景与依据的分析只是一种粗略的概括，并不全面。但从中已经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总体上需要审时度势，深化改革。
（一）传统文化深刻内涵的弘扬
此处提到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显得“文不符题”“不合时宜”，但是眼光打开一些，应该说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在“文革”期间，经济严重滑坡，甚至被说成“到了崩溃的边缘”，和传统文化遭到较大程度的破坏，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很少看到有人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不可否认的。我们认为，经济发展，从哲学上来说，一定要尊重规律、尊重自然、尊重事物发展变化中某种过程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就是要防止任意、任性的主观意志。而这样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深刻蕴藏的。
所谓“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2]，庄子借老子之口而说出的这句话堪称经典。其深刻含义在于：自然之道的化育之功，其中的作用机制带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能够理解并顺应这样的自然之道，便使自身也融入了、获得了无所不可、无所不为的自由。有学者指出：“老子认为，天道是自然无为的，人道是天道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落实，是对天道的效法，因而也应是自然无为的。……‘无为而治’的主张，就是对这种违背天道的‘有为’政治的反思和纠正。”[3]参照魏晋玄学家王弼注《老子》，“若烹小鲜”的意思是：“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然后乃能广得众心矣。”老子用“烹小鲜”来比喻大国治理，是相当生动形象的。如果烹鱼者翻来翻去，小鲜只能搞得一团糟，这哪里是“治”？分明是“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不仅是书本上、理念上的，也是政治实践和治理经验的结晶。比如道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开明盛世中，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样的精神财富，在人类政治文明宝库当中应当有其地位，在现代社会治理中依然有值得吸取、借鉴的价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复兴、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吸取、转化传统的智慧资源是一致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意义重大。这样的战略思想，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思想，绝不是偶然的“重合”，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看不到这种联系，认为将二者联系起来是一种对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分解读”，这种观念我们是不能苟同的。因为，这样的观念本身，才是真正的“窄化解读”“偏狭解读”。
（二）核心价值体系的完善与支撑
党的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难看出，用高度凝练的24个字概括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集中表达了核心的内容，却充分体现了丰富与综合，全方位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有一种分层次的解读，认为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样的解读颇有道理，但切忌僵化地理解。我们认为，这三个层次，实际上是高度统一、高度融合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级各领域的任何决策行为，都要经得起核心价值观的检验，而且是全面的、硬约束的检验。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尤其需要和谐与平衡，尤其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作为更高的、更为根本的追求。在统一体系中，绝不能搞冲突、搞偏废，绝不能打着其中的某项价值观的旗号去违背和践踏另外的价值观或整个价值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一提法，在十九大精神中有着重要地位。而经济行为是整个社会涉及面极为广泛的基础性行为，当然构成了落实十九大这一精神的基础性、关键性部分。如果经济领域不能贯彻落实这样的精神，不仅经济发展不能走向健康，其影响同样是广泛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或者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时代的深化发展、健康发展，本身就蕴含了深刻的价值内涵，本身就需要讲社会责任，讲公平竞争，讲诚信守约，讲合法经营。同时，无论是社会和谐、公平正义，还是生态、环境、资源，只要出现严重问题，都一定会严重制约市场经济本身，甚至使经济发展付出惨重的代价。不断完善相应的决策机制、法律机制、监督机制、评估机制、教育机制等，防止出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现象，使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并行不悖，才能更好地落实十九大精神。
（三）思维方式和决策思维的更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样一场深刻变革，本身就是思维变革的产物，并且也需要各级决策者通过思维变革来实现。时代的变化，需要伴随着时代精神和发展理念的变化。新理念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由与时俱进、审时度势，透视现象，把握问题，以科学理性的、先进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如果人们的思维，尤其是各级各部门的决策思维不变化，就不可能很好地领会、落实、体现新的发展理念。
决策者基本素质之一，就是对时代精神有所领会。什么是决策思维？决策思维与哲学思维、理论思维、科学思维、宗教思维、艺术思维等均有所不同，“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就一定会有正确的行动吗？哲学上、理论上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规律，就一定会避免失败吗？让我们从简单谈起：古人有两个词，一曰‘原来如此’；一曰‘如此这般’。前一个‘如此’，是‘是如此’，后一个‘如此’则是‘当如此’或‘须如此’。前一个针对认识而言，后一个针对行动而言。因此便有理论、学说、观念、理想等等，又有原则、方针、政策、战略、方案、计划、规范等等。两者有联系，有渗透，但决不能互相取代。这是两种相对独立的思维领域，在思维规律和思维特征上，甚至在思维指向和思维功能上，有着重大区别”。[4]决策是在掌握、整合、利用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对主客观条件做出研判，根据需要而明确目标，为实现目标而设计战略与实施步骤，进而进行决断的系统性思维过程。可以说，决策过程，本质上是思维过程，思维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决策的水平。
在实践中运用和体现先进理念，蕴含了各级决策者能够对于时代变迁、发展模式变革带来的各种影响要素作用于决策思维的方式和渠道有清醒的意识，蕴含了避免大起大落、避免或减少决策重大失误，从而实现平稳、持续的发展。即使是重要的改革举措，也要实现科学化、程序化、合理化。“辩证思维形式在这里处于领衔地位。科学思维方式中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顿悟思维，作为辩证思维具体运用形式的反思思维、‘两面神’思维、比较思维等等，形成群体整合的家族。……在决策思维方式中，则是根据需要而广泛采用。正像体育代表队，每场比赛重新组合队员。在此，抽象思维不一定总是‘主力队员’，形象思维不一定总是‘后备队员’，各种思维形式都可能一示身手。尤其是控制论思维、逆向思维、发散思维、聚合思维、跨越思维、环绕思维、模拟思维等‘后起之秀’，常受‘教练’的青睐。这就要求决策者素质的提高，决策主体的群体性、决策机制的民主性、决策程序的规范性等，这也是决策思维方式具体的、科学的整合，从而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功能。”[5]将先进理念体现在实践中的决策思维，需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动态，需要对于各种思维方式不断筛选、交叉与转换的自觉意识；需要进一步提升关联意识、整体意识，需要充分尊重并利用智库，需要更为公开透明的“阳光思维”，需要进一步强化前瞻性和预测性决策智慧。同时，需要“价值理性”思维，需要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而把握深层的、基本的、核心的社会价值或精神价值，从而对全局负责，对长远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提升负责。
（四）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发展模式的创新与变革中。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结构，二是动力，三是关联。
一是结构。结构，是一个系统哲学概念，经济结构从不同视角会有不同的关系结构、层次结构。从宏观上来看，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结构平衡问题的时候。供需关系失衡，需要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需求侧主要是投资、消费、出口；供给侧主要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从理论上来说，需求拉动供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供给侧不是源源不断的“有求必供”，不是永远处于被动的矛盾的次要方面。当投资造成产能过剩，当消费长期疲软，当房地产等库存积压，当金融出现风险危机，已经不仅是供过于求的问题，而是供给侧本身需要深刻变革的问题。比如劳动力的配置、流动和素质问题以及人力成本提高的问题，比如土地和资金的配置问题，比如产能已经落后于时代、低质高耗的问题，比如创新成果如何向生产力转化的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和愈演愈烈，已经使供给侧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侧方面出现的问题，表现为“供需错配”，但这不仅是“矛盾主要方面在转化”，实质上更是深层矛盾的突出，即改革必须在深层次上进一步深入。比如优化劳动力配置，就需要改革生育政策、户籍制度、提升劳动力素质的教育制度、降低人力成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而在土地和资本配置上，提高土地流转程度和使用效率，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政府职能以及管理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硬功和内功。而国企的降低成本、接受市场检验、切实淘汰落后产能，也是改革攻坚战的重要构成。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偏低、国际金融危机等复杂局势挑战中国综合国力等，都是实现结构优化的需要攻克的重要课题。
二是动力。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谓，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发展动力因素中各种要素价格偏低的后发优势。低成本劳动力大军、廉价的土地资源显得更为突出，再加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许多资源的使用率偏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先行，各种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等，一方面从国外吸引了大量的资本，另一方面扩大了就业，并且使低端产品、加工产品长期获得市场优势。但是，由于国内外环境变化，以及各种要素价格的必然变化，中国已经不可能保持和依赖这样的动力模式。也可以概括地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的红利已经捉襟见肘，风光不再。动力转型，本身就是深刻的变革。其深刻的含义在于：第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长期依靠较低层次的资源消耗而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第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不可能一直依靠“后发优势”“比较优势”“人口红利”来持续；第三，社会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丰富而持续，必须从不断增长的精神需要、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知识和智慧的创新潜力及创造智慧中发掘出、整合出更为根本、更为深层、更为丰富、更为持续的动力。当经济上落后时，“后发”可以绽放出“优势”与“红利”，但当新的不平衡出现并越来越突出时，同样可以绽放出“改革红利”“转型红利”，但这样的客体要艰涩得多、困难得多。科技成果遇到了瓶颈，政策出台受到机制的扭曲，举措的实施受到观念的束缚，这些现象说明，这里不仅是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问题，还必须认识到深层改革驱动、教育驱动、价值实现驱动。这是因为，创新驱动所需要的智力资源、精神资源与自然资源完全不同，需要成长，需要保护，需要激励，需要破除各种障碍和束缚的樊篱。
三是关联。对于现代化经济体系来说，经济增长必然会深深地嵌入整体关联发展之中。这里仅仅列举比较突出的、更为直接的关联：第一，必须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早在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就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6]。所谓精准，不仅是对象的准确，也包括扶贫过程的畅通、攻坚与持续，包括进一步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的力度，确保涉农资金使用的到位与合理，同时切实推进产业扶贫、精神扶贫、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第二，必须解决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问题。经济增长离不开对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但必须是有前提、有准则的。一是不能造成结构性破坏，这里所谓结构性是指不能破坏底线，使滋育条件、和谐关系变成了冲突与危害；二是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健康，人的生命健康的代价靠“先发展后治理”是无法偿还的；三是不能以损害子孙后代为代价，即在整体上保障纵向公平（纵向公平实际上应当包括对祖先留下的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四是不能截断或打破循环系统，即不能竭泽而渔，不能造成生态与资源的不可修复、难以治理、不可再生，生态链条断裂而不可连接。这些准则看似难以完全遵循，但实际上是不得不遵循，人际关系中有硬道理，而天人关系中有更高更硬的道理，符合道法自然的天人关系的道理，人类才能真正进入生存与发展的康庄大道。
Understanding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n a Broader Perspective
Quan Yazhi
Abstract：Modern economic system is the upgrading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past economic system，which has rich connotations.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should not only be based on the meaning of economics，but also need to expand our horizons，so as to a more comprehensive，rich and pluralistic connotation has in fact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economic system itself. “Middle-income Trap” and “Thucydides Trap” are limited and need to be examined more broadly and beyond the meaning of economic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take historical trust and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time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attern of social dynamics and 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s idea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es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strategic idea of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re not accidental “overlaps”，but have important internal link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contains profound value meaning.
Keywords：Economic System；Developmental Pattern；Decision Thinking；Ecological Environment；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1]权雅之，中国管理研究院编辑出版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庄子·外篇·天运》。
[3]陈鼓应、白奚：《老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21页。
[4]岱凌：《论决策思维方式》，《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第47页。
[5]岱凌：《论决策思维方式》，《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第53页。
[6]中国经济网，2016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