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和科学体系
毛泽东是一个对哲学具有浓厚兴趣并具有很高哲学素养的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内容丰富、特色独具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17]
任何思想的产生，特别是作为观念形态的哲学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既有其实践条件，又有其理论条件，既有其客观条件，又有其主观条件，是各种条件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实践条件。实践产生理论，伟大的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理论，实践是理论产生的首要的和根本的条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实践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日益成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使它们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必然削弱它们自己的力量，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由理论准备进入直接实践时期。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的环节上，一举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阵线，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芬兰、奥匈帝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掀起了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德国和匈牙利还曾一度建立苏维埃政权，形成了席卷欧美大陆的革命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
十月革命不仅动摇了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而且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后方，震撼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附属国的统治，开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十月革命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民族问题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十月革命也改变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地位，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变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资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日益觉醒，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中国、朝鲜、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伊朗等国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亚洲大陆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广阔战场。
总之，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导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出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高潮。
与此相适应，中国进入了民主革命的新时期。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灿烂的经济和文化成果，曾经长期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只是在近代，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才一步步落在先进国家后面。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英、法、俄、德、美、日、意等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入侵，逐步把封建的独立的中国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其经济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了解体的作用，对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则起了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并不是要让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奴役中国人民，使中国成为它们的殖民地。
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相勾结，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反抗英国侵略者开始，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70多年的艰苦斗争。这些革命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为摆脱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英雄气概，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狭隘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联合镇压下，这些革命都失败了。
历史经验证明：农民虽然是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但由于他们受分散落后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的限制，从总体上说，眼界比较狭隘，思想比较守旧，纪律比较松散，所以看不清斗争的前途和方向，提不出科学的革命纲领，因此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但由于它先天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领导中国革命达到彻底胜利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
中国无产阶级是随着外国资本的入侵和中国民族工业的出现而产生的，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外国资产阶级创办的造船厂、缫丝厂、面粉厂和火柴厂等近代企业中，就产生了第一批中国的产业工人。在洋务派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创办的军事工业和采矿、纺织工业中，又产生了一批中国产业工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开设大批纱厂、织布厂及矿场，这样，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1913年前，全国工人只有65万多人，到1919年已达200万人左右，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阶级力量。
中国无产阶级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断进行反抗中外统治者、压迫者的斗争。这些斗争多半属于自发的经济斗争，即使偶尔带有政治色彩，也是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追随者的身份出现的。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推动下，1919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工人阶级以自觉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即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迫切要求有自己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适应这种革命实践的需要并在这种革命实践中产生的。
第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理论条件。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18]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得以产生的理论前提。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
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社会发展得十分缓慢，致使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大地上还不能直接产生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因而，中国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不是从继承和改造自己的哲学遗产而来，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来。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须臾不可分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中国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只是一些先进的人们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了解到马克思的名字以及马克思学说的片段，而且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一种。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得到真正传播。
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在进步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亲眼看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认识到和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性，主动地到全国各地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因此，五四运动后，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不但利用北京一些大学的讲堂，讲授“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通过编辑刊物、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英雄气概，撰写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他在文章中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对全人类的解放充满信心，提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也陆续发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大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自己还发表了《谈政治》等许多文章，批判封建军阀官僚的贪污和腐败，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以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的身份，在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发表了数十篇报道苏联情况的通讯，帮助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他在担任《新青年》主编期间，发表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另外，还大量介绍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经验。
此外，李达、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李达在《马克思还原》等论著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其中的社会革命论。蔡和森用鲜明的语言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1920年9月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出三个著名的公式，即俄国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曾回信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20]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战斗过程。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广泛、深入的传播，引起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极度恐惧和仇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互相勾结在一起，散布各种反动思潮，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挑起了三次大论战。
1919年7月，胡适抛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他接连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极力鼓吹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企图以所谓“多研究些问题”为幌子，达到其所谓“少谈些主义”即取消和禁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除胡适外，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曾琦、李璜、左舜生、罗家伦、傅斯年等也在所谓“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的口号下，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为了反击胡适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中，给胡适等人以迎头痛击。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最理想而又可行的主义。他还指出，问题与主义是分不开的。研究问题不能离开方法、缺了主义。“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实质，是中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问题。
1920年底，研究系的主要成员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又对马克思主义发起新的进攻，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他们宣扬“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人大多数都未得着“人的生活”，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开发实业”。认为中国工人数量很少，还没有达到自觉的程度，如果硬要宣传社会主义，就必然会发生“伪劳农革命”。当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李达、李大钊、陈望道等人在《新青年》、《共产党》、《民国日报》副刊以及《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张、梁等人的观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批判。他们指出，中国既已沦为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之下，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达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真正出路。他们指出，中国劳动人民所受苦难，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严重得多，他们有更迫切的革命要求，因而社会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他们还指出，中国的劳动群众具备着高度的革命性，只要加以组织和训练就能成为巨大的革命力量。“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的实质，是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是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还是社会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的问题。
在第二次论战的同时，也开始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国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主张克鲁鲍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它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黄凌霜、区声白等，是所谓正统派。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很大，由于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搞不清楚，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深入而广泛的传播，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性和反动性逐渐有所认识，特别是在接触到中国革命的道路、策略和建党等重大问题时，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分歧便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次论战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经过这次论战，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分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从而走上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分子也分化瓦解，有的放弃原来的信仰逐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三次大论战都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反动思潮的失败而告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发了三次大论战，而三次大论战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广泛传播。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界撰写的一些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论著，如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定等人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和《新哲学大纲》等也被翻译出版。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等也相继问世。所有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为人们直接地、较为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条件。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些著作在中国的问世，就没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
毛泽东哲学思想虽然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习而来，但是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成果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成果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必要条件。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有着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历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含有不少消极、落后的东西，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生而知之”的先验唯心论、“圣贤创世”的英雄史观、“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复古倒退的社会历史观等。这些消极、落后的东西，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不少闪耀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光辉的优秀思想成果，这些优秀的思想成果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因此，要使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就既要批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消极因素，又要继承其中的优秀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范畴。中国传统哲学中原有的某些概念、范畴和命题，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含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不能相提并论。毛泽东对它们进行批判和改造，赋予崭新的含义，用来通俗地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如，“实事求是”一语最早出于《汉书》，当时指研究学问要以真实材料为基础，然后再从事实中找出真实的结论来。这本来没有多少哲学意义，只是指一种求实的学风而已。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从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的高度提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1]“实事求是”就是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经过毛泽东的改造和解释，“实事求是”一词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精辟概括，成为党的思想路线。再如，“有的放矢”本来指放箭要对准靶子，比如做事要有针对性，有明确的目标。而毛泽东赋予其哲学新义，提出：“‘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22]强调把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有目的地学，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从马列著作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就用“有的放矢”这一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简明生动地表达出来了。
除了用传统的哲学范畴和观念表达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外，毛泽东还善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解释这些古老的东西，使人们从新的角度更准确地理解它们的含义。如，“知仁勇”是孔子提出的道德范畴，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把“知仁勇”作为封建道德的最高准则，用来愚弄和残害人民群众。孙中山把“知仁勇”这一封建主义的道德观念加以改造，充实以民族的、民主的新内容，作为军人的根本，要求革命军人认清革命形势，明辨是非，为救国救民，为实现三民主义，敢于战斗，不怕牺牲。这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露了“知仁勇”唯心主义的实质，指出：“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23]并对“知仁勇”做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使其合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意义，指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24]。这样就把本来是封建主义的道德观念，后来又成为蒋介石法西斯理论的“知仁勇”改造成为崭新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光辉的范畴。毛泽东指明了知和仁勇的关系，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要使认识、理论、政策达到预想的结果，就必须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勇于实践。这就不仅具有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了革命的道德观意义。
再如，毛泽东还用质量互变规律解释“中庸”这一古老的范畴。他说：“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25]他还说，“中庸”与“两而无偏”“执两用中”等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26]。经过这样的解释和改造，人们就可以从质量互变规律的高度了解“中庸”范畴的意义。
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科学地总结中国传统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如，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长期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行”，在甲骨文中是卜者的名字，本来是道路的意思，引申为走路、行动和践履。“知”，是了解、知识、知觉、认识的意思。孔子的认识论思想中涉及了知行问题，但是未做明确和具体的论述。墨子曾论述到知行问题，但是过于简单。真正把“知行关系”纳入哲学范畴的是老子，他提出了“不行而知”的观点，开了讨论知行关系的先河。孟子、庄子、荀况、韩非等都提出过对知行关系的见解，特别是荀况对先秦知行关系的讨论做了总结，提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的知行观。东汉的王充强调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人只有经过学习，才能得到知识和才能，强调实行的重要性，提出“学贵能用”。
宋明时期，知行关系的争论达到了高潮。朱熹主张“论先后，知为先”的知先行后说。王阳明主张“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一念发动处即是行”的知行合一说。唯物主义者王夫之批判了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提出了“行先知后”“知行相资”的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
到了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知难行易说”和“行先知后说”，是对我国知行学说的批判继承，从而使知行学说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观的讨论，特别是唯物主义者所阐述的意见，闪耀出一些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为毛泽东哲学认识论的产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性和局限性，无法真正了解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知行关系的争论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和提炼。“行先知后”虽然坚持了唯物论，但是说不清楚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提出实践是人的认识的源泉，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是检验人的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人的认识过程就是由“行”到“知”，又由“知”到“行”。毛泽东之所以把《实践论》加上“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一副标题，就是因为它是总结和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学说。
三是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精华。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7]由于毛泽东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和古典哲学有着精湛的造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他能把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能够运用自如地把中国历史上的精华汲取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28]
中华民族有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道德经》是一部富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著作。毛泽东在其著作中引用了该书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来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他还引用了《道德经》中一些军事辩证法思想，如“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柔弱胜刚强”等。《孙子兵法》虽然是一部兵书，但是却有着极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很注意引用和汲取其中的合理部分。比如，他提出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打歼灭战的原则；“以逸待劳”的对付奔走疲劳之敌的原则；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敌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击的原则；“声东击西”，制造假象以诱惑敌人的方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等。另外，毛泽东还直接引用了《庄子》的“飞鸟之影，未尝动也”，说明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引用《史记》的“因势利导”，说明根据事物发展的趋势加以引导，使之达到预想的目的；引用《汉书·艺文志》的“相反相成”，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同一性；引用魏徵“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说明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防止片面性；引用朱熹的“水到渠成”，说明办事情不要急于求成，要等待条件成熟了再办。他的文章和讲话中还大量引用古典小说、历史典故、神话故事甚至民间谚语、俗语等来说明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
《周易》中有一个命题，叫作“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整个世界在阴、阳两种力量的推动下生成和发展，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是事物内部阴、阳两种力量相互对立斗争的结果，朴素地表达了发展是对立面统一和斗争的辩证法思想。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他还概括传统哲学中的“一物两体”“一中有两”“有一必有二”“万变不离两端”等命题，用“两点论”“两分法”“一分为二”等这些民族语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把这一重要的唯物辩证法规律通俗化、大众化了。
毛泽东不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批判、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范畴和观念，科学地总结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朴素唯物论辩证法的精华，而且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优良传统。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不仅紧密联系当时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且紧密联系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经验，采用深入浅出、简洁明快的语言和写法，从而易于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
综上所述，由于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这就一方面使这些古老的东西大放异彩，把中国传统哲学推向新的发展高峰；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通俗化，使之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可以肯定地说，不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不把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合起来，就不可能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是中西文化交融而获得成功的典范。
中西文化交融史可上溯到明代万历年间。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开始主动学习、传播西方文化。五四运动后，随着西方文化的最新成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西文化交融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中西文化的论争、交融，实际上已被具体化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既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又是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实践条件和理论条件，共同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这种客观条件，决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必要和可能。而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完成，以及毛泽东自身多方面的素质，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基本的主观条件。这与后面阐述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观条件基本上是一致的，这里不再赘述。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一种历史地产生的科学理论体系，有一个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对这种结合的丰富经验进行哲学概括的过程。
第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和产生。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革命实践的状况和全党的理论状况密切相关，是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而逐步萌芽、产生的。
其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1921—1927）。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阶段。
这个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不十分清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还缺乏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方面都还没有经验，在理论上还不成熟。另一方面，党在这个阶段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但发动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方面取得了初步经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个阶段开始萌芽的重大历史根据。
毛泽东完成世界观转变以后，立即投入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火热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独立地探讨中国革命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他所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是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初步经验的概括，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的标志。如果说，毛泽东1920年夏天从《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汲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开始实地调查中国的阶级状况，那么，这两篇文章可以看作这种实地调查的初步总结，是他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初步成果。它们虽然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包含着毛泽东哲学思想日后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因素。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的分析中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鲜明地体现着哲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是这两篇文章的显著特点。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其看作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萌芽的标志。
其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1927—1930）。从1927年9月向井冈山进军，到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发表，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具体地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确定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正确路线。与此相关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这个问题，也就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1927年，党相继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从而在实践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即在农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概括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系统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和革命形势发展的前景，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提出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和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从而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此基础上，一条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政治路线基本形成。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为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找到了坚实的后方依托和可靠的群众基础；同时又以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和民主改革，扩大红军的影响，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开展以根据地为中心的游击战争。毛泽东还批判了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的流寇主义思想，批判了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的单纯军事观点，制定了我军一系列建军原则，形成了党的正确军事路线。
毛泽东提出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虽然贯穿着思想路线，但毕竟不是思想路线。它们虽然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并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产生，但还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主要标志。其主要标志体现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就批判了主观主义。他指出了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一是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主观主义，二是调查研究实践情况。这里已经贯穿着实事求是思想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上述思想原则更明确了。一是，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即“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29]和“保守路线”[30]。前者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路线，后者是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路线。二是，文章强调从实际出发，“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1]，“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32]。三是，文章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本本主义，指出：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四是，文章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33]的著名口号，号召人们努力做实际调查，洗刷唯心精神。总之，《反对本本主义》包含着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以及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党的思想路线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
与这个阶段毛泽东的其他著作不同，这篇文章带有鲜明而浓厚的哲学色彩，可以说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哲学专著。它虽然没有涉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部内容，但论述了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主要标志。
第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从1931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到1937年《实践论》《矛盾论》问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阶段。
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国内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并激化起来。“九一八”事变加剧了中日民族之间的矛盾，也使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和中国各阶级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国民党加紧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中国共产党内矛盾斗争也很激烈，“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度剥夺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致使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前功尽弃，不得不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客观矛盾的充分暴露、我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过程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毛泽东等领导下胜利完成长征以后，由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有条件接触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苏联、中国哲学家们的著作，所以毛泽东有可能对党和红军发展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寻找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此，他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着重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科学地分析了党所应当采取的正确路线和策略路线。他还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系统地论述了我党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技术。这两篇文章表明，经过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成功和失败的锻炼，我党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已成熟，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政治理论体系和军事理论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拟订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使自己的哲学思想系统化、体系化，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其一，“两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第一次系统阐述和发挥。“两论”问世以前，毛泽东已经写过一些专门哲学著作和一般著作，阐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反对本本主义》虽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最基本的东西，如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但并没有做系统论述，只是把问题提了出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一步发展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基本思想，为“两论”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但这篇文章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因而在哲学理论的论述方面显得有些缺乏系统性、条理性。
与上述著作不同，“两论”不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涉及或体现出某些哲学原理，而是概括实际经验写成的系统哲学专著。“两论”系统论述了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以及不平衡性等，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如此系统地论述认识论和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归结于一点，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那么，“两论”则是这个根本点的具体化、系统化，是这个根本点的完整说明和具体展开。《实践论》强调实践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直接经验的重要性，倡导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矛盾论》强调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论断。所有这些，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个根本思想在认识论和辩证法方面的具体体现，“两论”的写作动机、全部内容，都是为了解决怎样才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问题，也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调查研究等著名原则和思想做了哲学上的论证和说明。正因为“两论”把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系统化、体系化了，所以，它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其二，“两论”建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为列宁所发展，并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任务，不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另外确立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这个任务，到“两论”问世已基本完成。
一是“两论”揭示了中国革命的逻辑。“两论”不是一般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用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或逻辑。它所阐述的不是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而是中国革命的矛盾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转化、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以及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所以，“两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的成果。二是“两论”是用中国革命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两论”把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概括、上升为哲学理论，同时也用中国革命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两论”以揭示中国革命的逻辑为主题，所以它不是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泛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而是着重阐述某些与之关系最密切的方面，并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理论贡献。三是“两论”是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用的系统哲学论著。“两论”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也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用中国特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把具有欧洲语言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变成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东西，变成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总之，“两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完全是中国的东西。这一具有鲜明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立，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第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形成以后，在革命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从而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其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发展时期（1937—1956）。从1937年“两论”问世，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可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阶段。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最富有生气、最威武雄壮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进一步验证和丰富发展的时期。毛泽东把“两论”的哲学原则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科学地制定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系统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体系，同时反过来丰富和发展了“两论”的哲学原则。这个阶段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呈现出多方面展开的光辉灿烂的生动景象。
一是系统总结我党军事斗争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军事辩证法。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结我党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推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光辉著作，全面地、客观地分析了中日双方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科学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批判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解放战争时期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根据我军的成功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丰富和发展了军事辩证法。
二是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论。无产阶级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近20年艰苦探索的丰富经验，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用中国革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
三是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重要矛盾，在党的政治斗争政策和策略方面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为了巩固和发展已经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从而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撰写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著作，客观地分析了统一战线中的各种矛盾或关系，制定了处理的原则和方针，纠正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各种偏向；发表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工商业政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文章，阐述了关于政策和策略问题，完善了党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这些论著，在政治斗争领域中运用、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四是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提出并发展实事求是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思想原则，但在此以前的著作中，主要是在政治、军事和思想问题的论述中阐述实事求是的精神，并没有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原则。抗日战争时期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中，把党的思想路线明确概括为“实事求是”，对它的科学含义做了明确规定，批判了与之对立的主观主义及其表现形式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强调从实际出发，系统周密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生吞活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通过整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全党接受，使党达到空前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统一，也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公认的指导思想。
五是制定辩证唯物论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把作为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一贯注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但在此以前，他的论述尚不系统，在这一时期，他针对一些干部中仍存在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以及一些新干部、新党员缺乏工作经验不懂得科学的领导方法的实际情况，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重要文章，阐发了一整套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
六是系统阐发文艺理论，在文学艺术领域丰富唯物论和辩证法。文学艺术是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革命的文学艺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也存着某些糊涂观念和错误倾向。为了正确而充分地发挥文学艺术的战斗作用，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一文。《讲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中心，阐明了文艺的根本方向、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重要问题，形成独具特色的毛泽东文艺哲学思想体系，同时，也丰富了唯物辩证法。
从1949年至1956年的短短几年中，我们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阶段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光辉发展时期。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实践论》和《矛盾论》先后于1950年和1952年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多次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号召各级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领导干部要到下面研究和解决问题。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6年，毛泽东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这篇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们自己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许多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原则、方针。讲话对十大关系的分析，充满唯物辩证法，是对《矛盾论》基本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其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1957—1976）。从1957年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开始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问题，提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民主的、安定的政治环境，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扩大自主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步经验做了哲学上的概括和总结，在新的形势下丰富和深化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理论。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批判了否认矛盾普遍性的错误意见，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深刻地论述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特点。1961年初，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出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为了使广大干部进一步认识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意义，党中央决定重新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样，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恢复。这对于迅速纠正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1962年，毛泽东发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系统总结了建国12年来所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对这些丰富经验做了哲学概括，阐述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1963年，毛泽东发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从认识论上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重申正确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基本思想，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命题；进一步论述了认识的发展过程，强调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教育的重要意义。这篇文章是《实践论》的继续和深化。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失误，甚至严重的失误。经济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心不够坚定。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集中在所谓阶级斗争方面，时常用党内外的政治斗争冲击经济工作，而且指导经济工作的思想路线有时也不正确，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党内伤害了一大批坚持正确观点的好同志。这些斗争逐步扩大和升级，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错误。这些失误的性质，是指导思想上的“左”倾。
造成这些失误的认识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不够谨慎，急于求成，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匆忙进行大大超越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变革，提出当时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奋斗目标。二是对党内外阶级斗争的估计严重脱离现实。三是犯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对建国后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所面临的新环境、新任务缺乏科学的认识，往往经验主义地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看作阶级斗争，把一时的、局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用过去那种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的方法、经验解决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和其他社会矛盾。而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思想和做法，又由于把经典作家的某些论点（如党内思想分歧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加以误解和教条化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上述几个方面归结为一点，即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其表现形式，则是他所一贯反对的主观主义和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
其三，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时期（1976年以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党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从此以后，毛泽东哲学思想进入一个丰富和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集中表现为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
在这个时期，党和人民需要解决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还要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党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又在实践中从许多方面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推向前进。
首先，恢复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的斗争中，提出并大力倡导的。长期以来，它指导我们的事业顺利发展，并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逐渐偏离了这一思想原则。后来，这一原则又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又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违背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理论界也展开了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随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把实事求是列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并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对这一思想路线做了完整而科学的概括。这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得到完全的恢复，而且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其突出表现在于，充实和完善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高度评价了实事事是思想路线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地位，充分肯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指导意义。
其次，科学概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以前的很长一个时期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在纠正过去把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简单化、教条化、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时，出现了任意贬低甚至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恢复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的本来面目，正确发挥它在现代化建设中应有的作用，我们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中，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其中，概括和阐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明确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概括和阐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明确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决议》还阐发了关于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关于对毛泽东思想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观点等。这些观点，为人们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从根本上指明了方向。总之，《决议》是新时期坚持、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典范。
在《决议》精神的鼓舞和指导下，学术理论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含义、特点、内容、体系和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在许多方面达成共识，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这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贡献。
再次，重新肯定和阐发了过去被歪曲和否定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确原理和结论，总结新的经验，提出和阐述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宝库增添崭新的内容。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不仅恢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坚持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点，而且把毛泽东在过去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进一步做好，从而提出并阐发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在许多方面完善、丰富和充实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例如，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正确估量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反“左”防右、反右防“左”，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的观点等。所有这些观点和思想，都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向前推进了。
最后，应用毛泽东哲学思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和国家在实践中的根本任务是搞好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我们党在这一时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突出贡献，也正在于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在实践中，是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下提出来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最突出的表观。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一个极为光辉的时期。
历史在前进，实践在继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实践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必将得到新的、更大的丰富和发展。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科学建构
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提出：“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34]从那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阐明毛泽东思想体系成为理论界热点问题之一。而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又首当其冲。十几年来，哲学理论工作者不仅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论文，而且出版了十几本各有特色的教材和专著。应当充分肯定，这些论著为科学地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从其科学性上说，也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如何科学地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要更加科学地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必须认真地贯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的方法论原则。
“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是毛泽东在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谈到如何研究战争时，提出来的一个基本的也是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他说：“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35]在毛泽东看来，研究战争问题，之所以要“着眼其特点”，是因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36]。之所以应“着眼其发展”，是因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37]。在研究战争问题上，毛泽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正确地坚持了“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的方法论原则。
“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这个方法论原则，虽是就战争问题提出来的，但其基本精神却有着普遍的意义。实质上，它是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它解决的是如何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如果说，毛泽东研究战争取得成功，是得益于这个方法论原则，那么，我们要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科学建构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也应当坚持和运用这个方法论原则。事实业已证明，以往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的成绩，与较好地坚持了“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的方法论原则分不开；而存在的某些问题，也与忽视或未能很好地贯彻这个方法论原则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可以说，能否科学地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而切实地贯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的方法论原则。科学地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应着眼其特点。
那么，什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外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或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统计过，不同的意见有20余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主观上的原因，在客观上，是由毛泽东哲学思想自身特点的多样性决定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同许多事物一样，在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或方面提出不同的看法，在其所在的角度上，在其所论述问题的意义上，往往都是有道理的，应予以肯定。比如：有人认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也有人认为，通俗化、群众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的确，毛泽东哲学产生于中国的土壤，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不言而喻，它具有中国特色。同时，毛泽东善于用通俗易懂的事例，深入浅出地说明深奥的哲学道理，并积极倡导哲学的解放，力求使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又如：有人认为，侧重于认识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还有人认为，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的确，由于中国革命斗争是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为了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强调哲学的伟大认识工具的作用，并反复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的道理。因此，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特色。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是多方面的。因此，“着眼其特点”，首先就应着眼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各个方面的特点。也就是说，科学地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应力求考虑到、照顾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特点的方方面面，这样，才能从总体上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是多方面的。然而，每一特点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并不是不分主次、平等并列的。实际上，它既有形式方面的，也有内容方面的；既有本质的，也有非本质的；既有根本的，也有非根本的。因此，着眼其特点，也应当有主次。在区分不同特点的基础上，应首先和重点着眼其体现内容的、本质性的和根本的特点。可以说，科学地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着眼其特点，主要是指着眼其根本特点或显著特征。
现在的问题，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或显著特征做出客观的说明。但在实际的探讨中，有的同志把一些非根本性的特点看作根本特点。比如：有的人把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通俗化、群众化视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不可否认，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之一，但不是其根本特点。因为这种民族的和文字表达上的特色，属于形式上的、外在的东西，不能表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又如，有人认为，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明确提出精神在—定条件下能够起决定作用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不可否认，这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之一，但同样不是其根本特点。因为这只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强调或侧重的方面，还不是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本质特征。能够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全貌、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全部内容中的、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质的根本特点，不是别的，而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或统一。具体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第一，这是由时代特点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于20世纪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做指导，另一方面，这一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要使革命顺利发展并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成功地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可以说，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成为时代的课题。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对“结合”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因此，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或统一成为它的根本特点，就是必然的了。
第二，从哲学斗争对象的特点看。任何哲学思想，都是在斗争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哲学活动与马克思、列宁等人不同，在哲学上遇到的斗争对象，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而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也就是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38]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在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主观主义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因此，毛泽东在同主观主义的斗争中，不能不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予以极大的关注，对两者的结合或统一做出全面的说明。这样，也就使毛泽东哲学思想不能不带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显著特征。
第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或统一这一特点规定和制约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其他特点。而其他的许多特点，归根到底，不过是这一特点的具体体现。就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特点说，它正是由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或统一这一根本特点决定的。因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9]。而要使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掌握，就必须使之在形式和内容上中国化，使之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可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特点是由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或统一的需要所决定、所制约的。认真考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其他特点，便可发现，也是如此。
总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或统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或根本特点。科学地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着眼其特点，首先和主要的，就是应着眼于这个根本特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或相统一的特点，使其产生了互相联系的两方面结果：一是检验、修正、完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实践论》《矛盾论》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二是使哲学原理在与具体实践相联系中得到具体应用和多方面展开，从而形成不同的应用哲学。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为代表的军事哲学、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政治哲学、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艺术哲学、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经济建设哲学等，就是这方面的理论成果。由此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构成，至少应有两大部分的内容：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原理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多方面展开。科学地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着眼其根本特点，就应客观地将这两方面的内容从逻辑上再现出来。应当说，以往在这方面，我们做得是很不够的。
科学地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不仅要着眼其特点，也要着眼其发展。着眼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具体地说，应当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着眼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同任何思想一样，是随着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它的理论体系有一个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其基本原理体系的形成过程而言，1921年至1927年，是其萌芽阶段，萌芽的标志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的发表；1928年至1930年，是其产生阶段，产生的主要标志是《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1931年至1937年，是其形成阶段，其主要标志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形成之后，被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从而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考察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能实际地贯彻邓小平“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40]的重要思想，从而帮助人们从发展过程中，也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第二，应着眼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各个原理和观点的形成与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在宏观上有体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而且在微观上有个别原理、观点的形成和发展。比如，认识过程的理论，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军事指挥员认识情况的两个认识过程，这是两次飞跃的雏形。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不仅明确地阐述了“两次飞跃”，而且概括出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使认识过程的理论第一次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以后，《矛盾论》中提出“个别—一般—个别”的公式、《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领导—群众—领导”的公式、《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又提出“物质—精神—物质”的公式，都是认识过程理论的不同方面的展开、深化和具体化。其他的原理和观点，如实事求是理论、自觉能动性理论、自由观、群众路线、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等，也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考察和研究这些原理和观点的形成、发展的过程，对于具体地理解或把握各个原理和观点，从而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无疑是必要的、有益的。
第三，应着眼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恢复和发展。邓小平曾经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41]就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来说，事实也确实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广大的理论工作者不仅全面恢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而且把它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运用的过程中，从许多方面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向前推进了。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富有成果的时期。这一时期所取得的哲学成果，可以看作毛泽东哲学思想重要的也是特殊的组成部分，不仅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宝库增添了崭新的内容，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乃至今后的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科学地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对此必须予以特别的注意。
第四，应着眼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列宁的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毛泽东自己就曾说过，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绝不是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机械照搬或简单重复，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仔细考察便可发现，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表现在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各个方面，并且带有综合性的特征，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哲学的应用上，也有独到的贡献。从理论上说，其主要贡献在于：提出没有调#就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等唯物论原则，既首先肯定了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客观规律对于主体能动性的制约作用，又特别强调了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和真理发展的规律；继承了列宁的遗愿，全面展开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说明和发挥了矛盾法则，提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规律，深刻地运用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提出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并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巧妙地结合起来。从应用上说，其主要贡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成功地运用于军事战争，创立了军事辩证法体系，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容；将哲学一般原理化为党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等思想和做法；在实际工作中，创造了一整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真正实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深刻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工具的伟大作用。综合这两方面的贡献，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继列宁之后，又一次从总体上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着眼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既可以加深对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可从其与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中准确地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更有利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
第五，应着眼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改造、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是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而来的，但又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批判、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批判、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范畴和观念，如“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中庸”等；科学地总结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如知行关系问题等；批判地继承了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的精华，如《道德经》和《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法思想等。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批判、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这就一方面使这些古老的东西大放异彩，把中国传统哲学推向新的发展高峰；另一方面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通俗化，使其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因此，着眼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改造、继承与发展，既可理解其通俗化、群众化和中国化的特点，又可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更加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也是十分有利的。
根据“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的方法论原则，以及建构理论体系的一般要求，汲取以往研究的积极成果，应当从如下四部分科学地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第一部分，从总体上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研究对象、特点、核心或精髓、历史地位等。具体地说，主要包括：分析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关系等；分析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在此基础上，集中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或本质特征及其成因；概略地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体系结构的内在联系；追溯实事求是的形成过程，阐明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及其哲学属性的综合性特征，说明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精髓”或地位；具体分析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的地位、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等，从而在总体上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做出科学的评价。这一部分，可简称为“总论篇”。
第二部分，集中考察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形成、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具体地说，主要包括：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实践条件、理论条件，以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体条件，在此基础上，揭示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萌芽、产生和形成的客观基础和主要标志；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形成之后，在与新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光辉发展和曲折发展的过程；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恢复、运用和新发展，其中，着重地阐明“新发展”的特点、历史必然性和理论表现。这一部分，可简称为“历史篇”（“发展篇”）。
第三部分，系统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哲学基本原理体系，着重论述四大关系，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以及说明四大关系的四大基本观点，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观点、实践第一的观点、群众观点和矛盾观点。具体地说，包括：阐述一切从实际出发、调#研究，反对主观主义，发扬自觉的能动性，以及实现由必然向自由转化的原理；阐述实践的特点、形式和社会作用，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原理；阐述认识过程中“两次飞跃”的理论、认识运动的规律、真理发展的规律；阐述矛盾法则的“核心”地位、基本内容、精髓，以及矛盾法则与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关系等；阐述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阐述毛泽东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以及群众路线的形成、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这一部分，可简称为“原理篇”。
第四部分，全面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原理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道德、党的建设、领导工作等领域中的运用和多方面的展开。具体地说，在军事领域，阐明战争本质、战争规律、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以及战略和战术的辩证法等内容；在政治斗争领域，阐明政治本质、政治规律、政治领导以及政治斗争艺术或策略中的辩证法等内容；在经济领域，阐明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客观经济规律与主观认识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建设中的辩证法等内容；在文化领域，阐明文化的本质、文化的作用或功能、文化发展的规律，以及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等内容；在文艺领域，阐明文艺的本质、文艺的功能、文艺的正确方向、文艺创作主体素质的提高，以及文艺范畴间的辩证关系等内容；在道德领域，阐明道$理想、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评价以及道德教育等内容；在党的建设领域，阐明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关系，组织原则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以及党内团结的辩证法等内容；在领导工作领域，阐明领导的本质、领导活动的结构、领导者素质的提高，以及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等内容。这一部分，可简称为“应用篇”。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总论篇”“历史篇”“原理篇”和“应用篇”，是其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我们只有从四者的辩证统一中，才能科学地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