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外学者视野中的“消费—生态”悖论
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资源浪费、能源枯竭等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没有消费者社会物质欲望减少、技术改变和人口的稳定，就没有能力拯救地球。”[1]国外关于“消费—生态”悖论的研究起步较早，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索生态与消费的关系，希望建立一种“消费得更少，生活得更好”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新型伦理关系。
（一）“消费—生态”悖论研究的发展变化
发生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人们对“消费”产生了新的看法，长期压制的消费欲望被激发出来，奢侈消费不仅存在于统治阶层、贵族阶层，在平民阶层中也开始逐渐盛行，消费需求越来越大，消费行为越来越猖獗，“世界上第一个消费社会已然（在英国）崛起”[2]。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消费方式的变革，另一种思潮——“生态主义”悄然兴起：以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为代表的一派希望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倡导通过限制消费来换取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而以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人对自然要实行理性的统治，在艰苦的生产劳动中不断扩大消费。[3]
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在反思资本主义社会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将“消费”推到前台，使之担任消除经济危机的“主角”。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以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以及弗洛姆（Erich Fromm）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消费社会种种现象的过程中发现人成了商品的奴隶和消费的机器，生产领域的异化渗透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经济学领域关于探讨经济和环境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生态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遭遇生态瓶颈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它在经济学的基础上综合伦理和哲学等领域的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消费问题渐渐成为该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所写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向世界展示了化学药物对生态系统产生的严重破坏和巨大影响。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形象地将地球比喻为行驶在浩瀚太空中的一艘宇宙飞船，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经济将会使飞船内有限的资源耗尽、用光，不断增多的生产和生活消费废物将会充满船舱，最终使整艘飞船陷入瘫痪。20世纪60年代中期，源于“绿色运动”的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主张以质的标准代替量的标准，倡导人们改变那种单纯追求量的满足而忽视质的要求的消费方式，提升消费的质量。
伦敦皇家社会研究委员会和联合国国际科学学会在1977年从保护生态的角度重新诠释了“消费”：“消费是人类对自然物质和能量的改变，消费是实现使物质和能量尽可能达到可利用的限度，并使对生态系统产生的负面效应最小，从而不威胁人类的健康、福利和其他人类相关的方面。”[4]20世纪80年代以来，消费与生态之关系的研究备受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大纲》（Word Conservation Strategy）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4年，人们将“可持续”与“消费”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可持续消费”的理论。这一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ment Programme）在《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Elements for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Consumption）报告中给“可持续消费”下了定义，将“消费”置于由自然、社会、发展三者构建的立体框架中，讨论消费与它们之间的关系。“绿色消费”的定义第一次出现在1987年英国出版的《绿色消费者指南》（The Green Consumer Guide）一书中，1994年奥斯陆国际会议再次提出这一概念：在使用最少的能源、有害原材料使排入生物圈内的污染物最小化和不危及后代生存的同时，产品和服务既要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又可使生活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堤清二在《消费社会批判》中提到，在自由市场经济下产生的消费社会同样会对孕育它的母体——自由市场经济产生威胁。消费的异化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什么是消费”“为什么消费”“怎样消费”等问题。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宣言强调环境问题已经渐渐成为世界范围的问题，需要一个全世界统一解决的办法。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又译丹尼斯·米都斯）撰写的报告——《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该报告从人口、工业生产、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方面的因素揭示工业社会发展的逻辑路线——更多增长、更多就业、更多消费、更多污染。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e Resources）、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撰写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Care for the Earth—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报告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严峻的信息：如果我们不改变今天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不能持久地、节俭地使用地球上的资源，那么我们将毁灭人类的未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Rio Declaration）［又称《地球宪章》（Earth Charter）］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Agenda 21）等重要报告，提出了改变消费方式、减少环境压力的问题。“可持续发展”一词通过这次大会为人们所熟知，并且迅速成为理论界的热点。
世界自然基金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组织发表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00》（Living Planet Report 2000）指出：人类若依照目前的速度继续消耗地球的资源，那么自然资源会在2075年前耗尽；如果全球人类都像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人民一样无限制地消费，那么我们需要立即找到另外两个像地球一样的星球，才能满足需求。《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Living Planet Report 2012）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每年对自然的需求已经超过了地球的可再生能力。就像银行账户透支一样，自然资源最终将会被耗尽。按目前的消耗率，一些生态系统甚至会在资源枯竭前崩溃。如果人们都按照美国人的方式生活，那么人类需要4个地球来满足其每年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人类不断增长的资源需求对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按我们现有的消耗速度，地球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生产我们一年内所消耗的自然资源。按目前的模式进行预测，到2030年，我们将需要2个地球来满足我们每年的需求。[5]《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The Rise of the South：Human Progress in a Diverse World）指出，以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为衡量依据，过去十年间所有国家在教育、健康和收入方面的进步均有所加快，并且在可提供相关数据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2012年人类发展指数比2000年低。但是，“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人类发展进步。只有凭借重点关注教育、营养、健康和工作技能等方面的扶贫政策和旨在提高民众能力的大量投资，才能扩大民众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和确保人类持续进步”[6]。
（二）“消费—生态”悖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消费不只是简单的“用光、浪费、摧毁、耗尽”，也不只是《牛津英语辞典》中所说的，“通过燃烧、蒸发、分解或疾病等花掉或毁掉；消耗和死亡；用完，特别是吃完、喝完；占去；花费、浪费（时间）；变得憔悴；烧尽”。从经济学角度看，自然界也不只是人类生活、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原料库。消费的增长是否会对生态造成威胁？生态的保护是否应该限制消费的数量？
1．生产向消费“求救”
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Sismondi）在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New Principles o f Political Economy）中强调，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人，研究人的需要；强调研究消费，要求生产适应消费，适应人的需要；并认为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能超越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再生产与进行再生产的资本之间、与消费和人口之间都必须构成相应比例。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指出，为了保证充分的有效需求，一个生产力巨大的国家必须维持一批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因为作为生产的主要参与者——资本家和工人，一个是有消费的能力但没有养成消费的习惯，而另一个是有消费的意愿但又没有消费的能力。他指责李嘉图（David Ricardo）将节约和储蓄当成最终目的，认为储蓄仅是手段，最后目的是消费和享受。如果没有一个相当大的阶级愿意并有能力消费掉比他们生产的产品数量更多的物质财富，那么资本家就不能进行有力的生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遭遇了长期的经济失调。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最广泛的经济危机。传统的经济理论没有办法解释经济大萧条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也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对策。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指出了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只有从消费领域才能找到解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办法。
2．消费的异化：手段变成目的
前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进行劳动、耕种土地、畜养家畜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要，只要“够用就行”（enough is enough）。但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市场经济）之后，人们的劳动受到经济理性的支配，只有遵循“越多越好”（the more the better）原则，才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在这种“越多越好”消费观的支配下，人们不断消耗着生产出来的产品，同时也刺激着产品在种类和数量上的不断增长。这样相互促进的生产和消费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并造成了大量的污染，导致了生态危机。高兹（Andre Gorz）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理性”概念：“生态理性就是尽可能地用最少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出高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物品，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7]他希望通过对资源、能源的精心安排，尽量缩小消费规模，降低生产规模，减少生产。与此同时，还要彻底转变消费观念，以“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理念对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进行生态学的重建。
为了缓解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扩大有效需求和刺激消费来缓解矛盾，但是这种缘木求鱼的方法根本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相反，人们真实的需求却被虚假的需求所代替。本·阿格尔（Ben Agger）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Western Marxism an Introduction）中指出：“虚假需求的特征是它们有助于公民的和意识形态的制度：它们能使人们以度假或闲暇时间对某些商品的消费暂时地逃避劳动领域。但它们不能使个人改变他的劳动和闲暇的生活体验；它们只是代替业已丧失的自由。”[8]他认为异化的消费是人们对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的一种补偿。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实现统治人的目的，企图通过消费来弥补人们在劳动中受到的挫折。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又译波德里亚）另辟蹊径，认为当今的消费活动已经从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转变为一种文化现象。他在1968年出版的《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中开始意识到物向符号转变的过程是物本身与它的象征意义逐渐分离的过程。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渐渐打破了物与其象征意义这一统一整体的稳定结构，物摆脱了传统社会赋予的各种象征意义，解放成为单纯的功能物。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功能性解放的物必须变成迎合人们之需要的符号，才能成为消费的对象。但是成为符号的物，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其交换价值换取的是商品的符号价值，而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人们用物的符号意义代替了的物本身；人们对物的消费已经不是单纯的对真实需要的追求，而是变成对物质欲望的填补。
3．异化消费的最终结果——消费社会的到来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通常只有有闲阶级才能无限制地消费财物，尤其是一些高级的财物；就是说，在观念上只有有闲阶级才能进行最低限度生活需要以外的消费。”[9]为了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高消费带动高生产，利用各种手段鼓励所有人消费，“消费社会”很快形成。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渐泛滥的消费活动以及消费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指出原本由生产主导的生产型社会被如今由消费主导的消费型社会所代替，阶级社会中阶层的划分也由原来以“生产”为要素变成了以“消费”为要素。在丰盛的物的包围中，人们对挥霍无度已经司空见惯，对消费社会已经认为理所当然，对幸福的含义已经重新诠释，对商品的价值已经重新定义。
本来，使用价值应该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但在消费社会中，交换价值代替了使用价值的基础地位，符号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的地位，开始同交换价值进行交换，商品获得了某种文化符号的意义，同原始的功能彻底失去了联系。鲍德里亚用“洗衣机”作为例子探讨了这个理论：“作为含义要素的洗衣机可以用任何其他物品来替代。无论是在符号逻辑里还是在象征逻辑里，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意识且变幻莫测的含义范畴。”[10]
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社会学教授查尔斯·德伯（Charles Derber）清醒地认识到消费至上给人们带来的困扰：占有更多资源，进入更多竞争环境；间接拉大了他们与家人、朋友的距离；带来了对环境并不友好的生活方式；间接引向了更大的不公平，有人寻求获取更多，却不惜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减弱了对公共生活的兴趣；淡化了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寻。[11]
4．异化消费带来生态危机
消费社会带来了市场的繁荣、经济的高涨、物质的丰裕、个性的释放等一系列人类进步，但也带来了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伦理失落等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在这个“社会”中，人被不断增长的物、服务所包围，心灵被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虚假需求所引诱，自然资源被不断增长的物所消耗，生态环境被不断加剧的污染所破坏。消费社会产生的数量惊人的废物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美国人每年抛弃1﹒83亿把剃刀、27亿节电池、1﹒4亿立方米包装‘花生果’的聚苯乙烯塑料、3﹒5亿个喷油漆的罐子，再加上足够供给全世界人每一个月一顿野餐的纸张和塑料制品。”[12]与此同时，自然界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供给汽车、一次性物品和包装、空调等东西。“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依赖的正是巨大和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入。这些商品——能源、化学制品、金属和纸——的生产对地球将造成严重的损害。”[13]
在本·阿格尔看来，生态危机已经代替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危机，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而消费又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4]。生态系统资源的有限性使自己很难支撑不断增长的生产和消费的需要。过度消费超出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引起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打破了生态环境的平衡，最终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
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和勒内·杜博斯（Rene Dubos）认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 diseconomy）的生产成本问题、现代城市化的压力问题、连续经济增长所引起的物质与能量日益不足的问题都将给生态环境带来危害。相对于消费之后产生的废物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而言，真正的危机是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的压力，它致使地球上的资源已经无法承受人类过度的耗用。虽然这种危机被新型能量的开发和生产力的提高所掩盖，但是危机并没有消失。
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前主席施里达斯·拉夫尔（Shridath Ramphal）眼中，“消费”这个名词最适合描绘人类活动对生物圈产生的影响。环境退化被认为是由工业生产引起的，但其根本原因则是对产品的消费活动。他提醒人们在观察受到威胁的环境时，必须最大限度地注意各种消费方式。就其本质而言，人类通过使用或消耗能源和原材料，给人类生活的生态圈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而消费问题是形成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15]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者的主权正在悄悄地被生产者主权所代替。生产者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售，正在悄悄地向消费者灌输“幸福”是从商品的拥有和使用中得到的理念。生产者越是以发展为追求目标，对环境的影响就越大，由此带来的消费对环境的影响也就越大。环境被破坏的代价不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承担，而是由社会承担。[16]
不仅物质丰裕、过度消费会带来生态危机，物质匮乏、消费不足同样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危害。曾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将贫困称为世界上最严重的污染。《只有一个地球》（Only One Earth）也指出了贫穷是一切污染中最坏的污染。艾伦·杜宁（Alan Durning）指出：一无所有的农民以砍伐和焚烧森林谋生过活；饥饿的牧民把畜群驱赶到草原，使其变成荒漠……过度消费造成对资源的浪费，而消费不足的贫困人口也会对环境造成压力。越是贫困，对自然的依赖性越强，因为贫困使他们得不到商业性的能源，只能靠过度开发环境资源来维持生存。
5．寻求“消费—生态”悖论的突破
施里达斯·拉夫尔在《我们的家园──地球——为生存而结为伙伴关系》（Our Country，The Planet Foring a Partnership for Survival）中揭露了消费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在富人的消费过度、穷人的消费不足、人口的压力和封建的社会制度等现实面前，人类如果只是一味地敷衍应付，坚持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那么必然会走向共同灭亡。只有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共同为人类的未来分担责任，抑制富人过度的消费方式，消除穷人的消费不足，控制人口的增长，变革封建的社会制度，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人类才有希望延续下去。
肯尼思·约瑟夫·阿罗则（Kenneth J﹒Arrow）综合了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提出了两种评价消费的标准：一是现值最大化。如果当前实际消费大于最优消费路径所规定的当前消费水平，就说明当前消费过度了。二是可持续标准。可持续标准表示跨期社会福利将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他分别用这两个标准进行实证研究，指出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未能满足可持续标准，对人力资本和制造资本（manufactured capital）的投资不足以补偿对自然资本的消耗。[17]
全球生态学（Global Ecology）则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鼓励世界欠发达地区追随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而采取的单一的经济道路。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全球生态学给出的药方是，建立一种不同于消费社会的社会经济组织。这种组织近于模仿传统的公社，与它们所在地的自然环境密切联系，大部分以农耕的形式，沿着更加清晰的生物区域/生态系统的路线划分组织边界；培植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模式：在完全的生态意义上，更加简单、更加持续、更少消费，或者反对消费主义，关注使用价值，而不关注交换价值；倡导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第三世界不应该跟随西方的发展道路，而要通过朝着西方和第三世界彼此更为相近的方向前进，使地球上的人类居住条件更加相当。[18]
莱斯特·R﹒布朗（Lester R﹒Brown）在《拯救地球——如何塑造一个在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Saving the Planet：How to Shape a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Global Economy）中指出，目前最广泛采用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有许多弊端：它对各种自然财富的消费没有损失的记录，而且它将消除污染及其有害后果的费用也计算在内。随着环境退化的加速，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成了衡量进步的一种过时指标。在一个尽可能有效满足人民需求而对环境破坏程度最小的社会中，应建立一种将森林、渔业、供水、空气质量以及其他自然资产消耗和退化等因素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的办法来衡量人的福利。
1992年加拿大学者威廉·里斯（William Rees）和瓦克尔·内格尔（Wacker Nagel）通过公式将人类消费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提出了“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概念。他们将这一理论用公式F＝P×E进行表示（F表示特定地区的生态足迹总量，P表示人口的总量，E表示人均生态足迹）。这种量化的分析方法不仅其资料获取相对容易，而且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和重复使用性，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获得全球或区域范围内自然资产的产出和人类的消费情况。
通过研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领域存在的各种现象，马尔库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活动已经异化，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已经由真实变为虚假，人们纷纷加入“商品拜物教”的行列，过着物质丰富但精神痛苦的生活。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度消费、异化消费给自然环境带来的危害，他认为要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本原则，尊重自然，“人道地占有自然”，通过生态革命来消除过度消费、异化消费、虚假消费，使人们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
美国学者艾伦·杜宁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How Much Is Enough?：The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Earth），站在环境保护主义的立场，全面批判西方消费主义，认为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除了人口的增长、技术的变化以外，消费活动也应该承担巨大的责任。在消费社会中，只有同时满足减少物质欲望、改变技术和稳定人口三个条件才能拯救地球。人们更需要一种“持久的文化”，一种能够创造舒适的、非消费主义的、对人类可行的、对生物圈又没有危害的，把技术变化和价值观变革相结合的生活方式。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企业管理学院教授伍兹（W﹒A﹒Woods）于1981年将生态学理论引入《消费者行为》（Consumer Behavior）一书，并为原本相对独立的两个研究体系——消费与生态——架起了一座桥梁。
与其他学者不同，索洛（Robert M﹒Solow）认为消费活动根本不需要人为干涉，自然资源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在消耗的自然资源价格上涨时，相互竞争的生产者就会用数量较多、价格较便宜的资源来代替；如果没有能够代替的物质，使用这种昂贵资源做原料的商品的价格，就会比其他商品的价格高。这样一来，消费者自然而然就会少买这种商品，而多买其他商品。那么，国民生产总值的资源需要量就会随着自然资源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19]一种资源相对稀缺、价格上涨，就会推动人们使用其他资源或者寻找节约使用原有资源的新方法。
注释
[1]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7．
[2]约翰·史都瑞．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张君玫，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5．
[3]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9-80．
[4]周梅华．可持续消费及其相关问题．现代经济探讨，2001（2）．
[5]世界自然基金会，伦敦动物学学会，全球足迹网络．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
[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
[7]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4：32．
[8]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71．
[9]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56．
[10]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66．
[11]查尔斯·德伯．消费至上主义需要改变．人民日报，2013-04-25．
[12]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66．
[13]同[12]30．
[14]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6．
[15]施里达斯·拉夫尔．我们的家园——地球——为生存而结为伙伴关系．夏堃保，等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13．
[16]宋承先．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750-764．
[17]肯尼思·阿罗，等．我们是否在过度消费？．刘英，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 （1）．
[18]布赖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曾建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07-222．
[19]索洛．世界马上就要完结了吗？．挑战，197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