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曼项目和我的记者生涯
一
2014年3月21日凌晨，梦里有一匹白马朝我奔来。我拼命地逃跑，跑过山坡，跑过平原，最后筋疲力尽，虚脱在地。白马冲来，把我咬得满脸是血。那一天，是尼曼基金会通知遴选结果的日子。
尼曼的邮件说，如果被拒绝，会电邮通知；如果获选，会电话通知。半梦半醒之间，手机响起，我猛然惊醒，看到有新邮件，心里想“完了”。打开一看，是工作邮件，我松了一口气。
我丈夫说，梦里有血光，就会有喜事。那天中午12点多，手机响了，是美国来电，我把手机紧紧地贴着耳朵。尼曼的负责人Ann Marie Lipinski说，“Congratulations, you are selected by Niema Foundation”。往下的，我都没听进去。
8月中旬开学，我带着2岁半的女儿和65岁的妈妈到了美国，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夜里，汽车从黑暗的马路驶进有灯光的区域，我开始找学校的围墙，心里纳闷，“哈佛大学在哪里？我们进校门了吗？”后来，车在Brattle Street 83号门前停下来。看着新英格兰风格的建筑物里面透出来的昏黄灯色，我像置身于一个无法预知剧情的舞台。
那是一栋七层高红砖墙的老建筑，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属于哈佛Radcliffe研究机构（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它的前身是Radcliffe女校，距离哈佛老院子只有15分钟的步行路程。院子的围墙上长满了藤类植物，院内摆着一张木椅，一层大堂的木门黄铜包边，又厚又重。
公共洗衣房在地下室，走廊看不到尽头，两侧好像有一些垃圾房，经常是空无一人，时刻弥漫着洗衣液的味道和烘干机的燥热。一进电梯门，又老又旧的电梯就轻轻晃荡一下，机器声音响起“Going down, Basement”。据一个住户说，四十多年前，张爱玲也住在那栋楼的公寓里。她曾在旁边的Radcliffe女校短暂供职，那个院子有机灵活泼的松鼠、葱绿的大草坪、两棵结满红色果子的苹果树，各个角落点缀着刻了故事的受赠长椅子。我偶尔会想，不知道张爱玲以前洗衣服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地下室很阴森？
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带着一老一少在哈佛广场闲逛。在肯尼迪学院的前面，恰逢每周一次的农夫集市，像那首老民谣Scarborough Fair唱的“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你要去斯卡伯勒集市吗？香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摊档上摆满了新鲜的蔬果、香料、鲜花，还有五颜六色的新鲜意大利面。我细细地看，流连忘返。突然，女儿说流鼻血了，鲜红的血液滴滴答答地落在她的衣服上。她是第一次流鼻血，我错误地让她抬头，并慌乱地用纸巾给她擦，越擦越多，好像流之不尽。我开始紧张了，血让我头晕，我把纸巾塞给妈妈，帮女儿堵住鼻孔。鼻血减少了，不过脸上、衣服上都是斑斑血迹，看得我一阵晕眩。我想到美国和中国相隔几个海洋，身边没有朋友，尼曼基金会周末也没人上班。万一我晕倒了，妈妈不懂英语，又高血压，她和孩子怎么办？眼前的事物开始模糊，身体有一种失血的恍惚，我对妈妈说，快把孩子带到别处，我不能再看到血了。然后，我转身对旁边卖意大利面的哥们儿说，“我快晕倒了，能不能帮我叫911？”他很关切地问，是dizzy（头晕目眩），还是faint（晕倒）？我说是faint。他拿起手机拨了911，然后扶我躺在放新鲜意大利面的冰箱上面。我问他要水，他把喝剩的那瓶矿泉水递给我。
不到五分钟，美国红色的消防大卡车就响着急促的笛声停在马路对面，几个非常强壮的消防员跑过来站在我的身边。我好像马上清醒了，在坐和躺之间犹豫不决。不到一分钟，一辆白色的急救车也急促赶来，下来几名白衣医护人员。一名身穿白色衬衫、蓝色裤子，身材高大的女警察快步跑过来，坐在我旁边，用粗壮的手臂拥抱着我，很温存地喊我“Honey, Honey……”。后来，我才知道美国超市的收银员也会喊所有人“Honey”，但是，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听到。神经开始放松，我放肆地抽泣起来。她给我量了血压，说太低了，可以去医院继续做检查。想到还没来得及买医疗保险，我犹豫了。女警察说，救护车和急诊费用合起来大概几百美金。我马上说，“没事了，我休息一会儿就会好起来”。她仍然抱着我，很耐心地说，不要着急做决定，我等你五分钟。如果你决定了不去，一会儿再有不舒服，还可以重新打911。很快，那辆红车和白车再次响起刺耳的警鸣，闪烁着亮光，急促离开。
我如释重负，走到旁边的露天咖啡厅，坐在椅子上，用手肘撑着额头。一个服务员给我端来一大杯加满冰块的水，说是免费的。我给她钱，买了一杯咖啡，送过去给卖意大利面的哥们儿。后来，妈妈带着孩子一起走过来，女儿的鼻血完全止住了，我们在街头相拥。在记忆里，那是我和妈妈的第一次拥抱。
从那以后，在尼曼的一年一幕幕渐次打开，我不仅仅在那里学习，更是在生活。
二
2014年8月尼曼迎新典礼那天，在我的记忆里是葱葱绿绿的，充满新鲜的味道。
我带着妈妈和女儿一起去了那个白色的院子，草正绿，树正浓，花也正艳。尼曼的理念是，新闻人很需要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要让孩子理解父母从事新闻业的意义。学员的伴侣（包括配偶和情侣，同性和异性）可以一起参加尼曼绝大部分的活动，而且有哈佛大学图书卡，也可以去听课，只有一些严肃的活动限制孩子参加。那一天，我看到尼曼的工作人员把几箱玩具放在草坪上，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跑过去，语言不通的时候，就用手语和表情交流，他们很欢乐地在草坪上一起打滚追逐。那一天，必须正装出席，于是我穿着在淘宝买的黑色蜂腰礼裙，戴着在裁缝店定做的绿色油画丝巾。我们集合在草坪上，微笑着拍了班级合照。在尼曼公布当年人选时，我曾在网站阅读过一些同学的背景资料。平等地站在他们中间，是一种被选中的喜悦。这种情绪挂在每个人的脸上。
院子中间的建筑以Walter Lippmann先生命名。1936年，是他否定了哈佛校长的想法，建议将尼曼夫人的捐款用于哈佛大学的深造项目“Nieman Fellowship for Journalism”。走入建筑，走廊墙上挂着历届尼曼孩子（Nieman kids）的照片，一块电子屏幕上显示着历届尼曼学员的合影。走廊前方是小图书室和厨房，摆着饼干、茶叶和咖啡，窗前有张长木桌子，供大家喝茶读报，写东西。
尼曼最重要的研讨室在一层的最里面。房间内，白色木格子的落地窗朝东，外面是宽敞的木质阳台。书架上摆满了历届尼曼学员的图书作品，壁炉上方挂着Nieman夫人的肖像画。南面的墙上有一块青铜板，上面刻有历年“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直奖（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的获得者姓名。每一届尼曼学员由严格的程序提名、讨论，最终决定。青铜板上有两位中国人的名字，一位是原《财经》杂志总编，财新传媒现任社长胡舒立女士，另一位是有杰出成就的纪实作家。后者因为某种缘故，没能去领奖。
研讨室内设有麦克风和木质演讲台，每周三下午，这里都要举行讲座，演讲人有哈佛大学的知名教授，也有美国最有专长的新闻人以及有特色的作家。这是为了拓宽尼曼学员的眼界，“to be a bigger one”。演讲开始前十分钟，会有工作人员拿着沉重的青铜色铜铃轻轻摇动，在走廊，图书室和大厅的人群中走一圈。铃声清脆但是不响亮，如潮的人声渐渐安静，像水漫入细沙，那是我记忆里的尼曼传统之一。
哈佛大学第二位非裔女教授Sara Lawrence曾来尼曼演讲。她是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学研究者，我们事先收到邮件，演讲中途连厕所都不要去，以免不敬。那天下午，我特意不喝茶，坐在了第一排。Lawrence教授穿着很素雅的非洲服饰，戴着银质的耳环和项链，我能闻到她的香水味，听到那些银器碰撞的清脆响声。
Lawrence教授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一代在种族歧视中煎熬和挣扎。四十六年前，她26岁，受聘于哈佛大学，学生都比她年龄大。她非常紧张，以至于对讲台产生了恐惧。她跑回家乡找当教授的父亲，坐进他的课堂，在最后面的角落旁听。父亲进入课堂时，用手指着她，笑容灿烂。父亲告诉她，“哈佛要你，并非因为你最渊博，最深刻，而是你独特，与众不同，可以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Lawrence教授是一个出色的故事讲述者，她不仅仅分享了事业中的经历，还讲了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如何克服生活的焦虑，高效地平衡事业和家庭。
如果说Sara Lawrence带来了一个很励志的美国故事，那么Stephanie Burt教授则让我对人类的情感和生活的方式有了更多的思考。Stephanie是著名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Ta是位性别转换者，演讲当天，穿着黑色蕾丝上衣，配紫色围巾，涂了淡脂粉，言行举止非常谦逊，谦逊得近乎羞涩。演讲的中途，Ta朗读了诗歌，声音充满激情，表情丰富。Ta有太太，还有两个孩子。在提问阶段，有貌似客气又很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你能活得如此精彩？”Ta很坦诚地感谢了妻子，并且感谢了哈佛大学给予的高薪。没有更多关于细节的追问，因为谁也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别人在私人生活中的选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亲密关系中相互的理解、妥协和爱，会让另一方活得有尊严。
还有一次，几位美国记者和自由撰稿人讲了他们如何寻找“Nobody”的故事。其中有两句话让我回味和思考，“I am look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ve no voice”以及“I like my connection with the city and the people”。在中国，无论新闻机构还是个人，都追求重大新闻。和我同班的Melissa Bailey，她在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后，就在一个非营利的新闻网站做记者和编辑，做社区新闻，几年之后，来了尼曼。在中国的新闻业，这种成长路径几乎是不可能的。她认为媒体作为社会良心、社会公器，要给那些不能发声的人以发声的机会。那天晚上，我忍不住写信给尼曼的负责人Ann Marie，和她讨论了关于“Nobody”的新闻选题。她说，这是很重要的新闻题材。四年之后，当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我认同了美国同行的观点。但是，我也认为在写“Nobody”的时候，需要很强的选题判断力和写作能力，就像《纽约时报》在2018年10月发表的那篇“The Case of Jane Doe Ponytail（华人按摩女之死）”。
纽约时报的前总编Jill Abramson也曾来过尼曼演讲。她说，《纽约时报》在招聘新人时，最看重的是对追求真相的激情。当年她被《纽约时报》解雇，被迫离开了编辑部，后来在哈佛大学给本科生开设了关于新闻的课程。我问了她关于在中国发表批判报道，以及给《纽约时报》带来影响的问题，她好像没给出很好的回答。演讲结束后，尼曼的领导Ann Marie过来拥抱我，说喜欢我的提问和激情。那句话让我觉得突然，我以为自己的激情已经死了好久。
尼曼的同学Jason Grotto说，我是个微笑着提问的女人，貌似sweet，其实tough。我说，其实我在中国并没有多少机会向某个权威的人提问，经常只是用尽各种方法追查事实细节而已。在中国，记者的形象并不是拿着麦克风和用纸笔记录的提问者，当然在美国也不全然是。
在那个研讨室，每周二晚上还要举行Sounding之夜。那是最特别，也是最重要的尼曼传统。每个学员轮流成为那个晚上的主角，讲自己的故事，主题是“Why do you do what you do”——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分别讲述自己的职业故事和私人经历。
我聆听了二十三个人的Sounding，逐渐体会和思考，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下，该如何理解新闻的使命，并用不同的方式去践行。无论对于主角，还是台下的听众，Sounding之夜都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
三
2015年4月26日的早晨，我匆忙地赶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哈佛中国论坛”。我将和别人合作进行一个演讲。在家改完最后几页PPT，就拿着口红，一边描一边冲出门口。
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我看到院子里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年轻人。她留着男式短发，穿着白衬衫，戴着蓝色领带，脚边是一个蓝色行李箱。长椅上，还有一件藏蓝色西装。陌生面孔，她不是这栋楼的住户。
我本想问候一下就擦肩而过。可是，我看到她眼里含泪。
我停步问，“Are you ok?"
刹那间她泪如雨下，像个孩子一样用袖子拭泪，说，从别的城市来看朋友，可是她避而不见。我注意到她用了“she”。
“楼底下有门铃，你是否要尝试按一下？”
“已经尝试过很多次了，她就是拒绝。”
“你此前见过你的朋友吗？”
“没有，我们只是在网上聊了一年多。”
我说，“很抱歉，不能帮你做多一点”。然后，快步离开。走了几步，听到身后的她放声哭起来。
我不忍心，又返回去，把书包里的纸巾拿出来，交到她的手里。她惊愕了一下，然后，含泪说谢谢。我再次离开，走在哈佛老院子里，心里还想着那个流泪的陌生人，想到了“不远千里，思而不得”。
后来，我在尼曼的虚构写作课上，以这个故事为灵感，写了一篇小说。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写小说。那一年，我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法学院、人类学系，还有麻省理工大学都旁听了课程。不过，花时间最多的是在尼曼提供的虚构和非虚构写作的工作坊。虚构写作的第一节课，教授要求我们在5分钟内用不多于六个词语介绍自己。后来，她每节课都提供一个单词，要求我们在10分钟内围绕那个词语即兴写一个故事，写完之后，轮流朗读，并且相互评论。教授认为，好故事并不需要长时间的酝酿和写作。她挑剔用语，讲究简洁和逻辑的闭合。那个课堂让我懂得，小说的写作比非虚构写作更需要有说服力的情节和逻辑。
后来，我们的课后作业是写更复杂的小说。我以“非典”为背景，写了一个三页纸的故事，主题是“寻找”。在上课前，我跑出去买三明治。排队的时候，大脑一直像打印机一样继续写作。我一边排队，一边忍不住流泪，为我故事中的人物。我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写小说带来的自由。
我在课堂上朗读了作品。教授说我应该写一部小说。
我问她，“关于什么？”
“关于爱。”
“为什么？”
“你善于把握文章的情绪。很多作家训练多年，都无法掌握进入人心的艺术，而你的作品体现了这种能力。”
回国后，我一直在正午写非虚构故事，再也没写过小说。
四
2018年10月的波士顿，秋风萧瑟，细雨霏霏，满地金黄的落叶。10月12日至14日，尼曼基金会举行八十年的庆典，十几个同学说回去，我也飞回去了。
在庆典之前，我们班在纽伯里波特城（Newburyport）的海边租了一个房子，先举办小聚会。海边的天很阴，风很大，空气很冷，一群人在夜里的沙滩上散步聊天，我听到潮声呜咽。第二天，我们开车去农夫市场买菜，美国记者做沙拉，煎牛排；法国记者烤巧克力蛋糕；来自中国的我带了花椒和干辣椒，炒了一盘麻辣牛肉。夜里，大家倒了酒，坐在地下室的沙发上、地板上，遵循尼曼的传统，举办一个Sounding，仍然是演讲加提问，不过时间缩短为每个人只有10分钟。
孩子们在卧室里玩耍，除了14岁的Seth，他是美国记者Denise的五个孩子之一。当年，Denise带着丈夫和一群孩子来尼曼，成为传奇一样的故事。三年后，Seth也成为Sounding的一员。如果说尼曼那一年像梦一样，现在大家都回到了现实。绝大部分人都换了工作，从编辑部到了经营部，或者辞职写书，做自由职业的新闻培训，从编辑变成记者。他们都说尼曼那一年，给了自己尝试新职业和新生活的勇气。目前，没有人离开新闻业。
在去海边的路上，我和法国的同学Nabil Wakim夫妇在同一辆车上。尼曼之后，Nabil曾担任《世界报》数据新闻的主管编辑，后来他辞职，改做报道能源行业的记者，全世界跑。他说，他还是喜欢做去新闻现场的记者，总能遇到新鲜的事和人，这也是新闻业最吸引我的地方。我告诉他，那天上午，我约非虚构写作的老师Steve见面了，向他请教这两年写作中遇到的困惑。他很认真地回答问题，每次解答都举例，还送了我两本书。分别时，我要在咖啡厅外面的阳光下和Steve拍几张合照，他用臂膀抱着我，让人家多拍几张，大声地喊，“More than ten! More than ten！”我记忆中的Steve一点都没变。
12号下午，在尼曼花园的接待晚宴上，我见到了西班牙的同学David Jiménez，他长得很帅，眼睛迷离深邃，永远是花花公子的潇洒模样。尼曼毕业前，他就被委任为西班牙第二大报社EI Mundo的总编，我们曾经为他开了香槟，在花园里举杯，没想到，后来他被解雇了。见面时，他解释说，因为做了太多批判报道，政府不满，就给报社的投资者施加压力，股东们撑不住，就把他解雇了。他起诉报社违约，证据之一是股东曾给他发的许多报道禁令，证明报社是基于压力违反了劳动合同。后来双方和解，他也拿到了赔偿，现在西班牙的某个大学做客座教授，也给《纽约时报》做专栏作家。他用幽默的语气讲着这个故事，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可是他曾经历过的各种艰辛，是我们看不到的真实。他还谈起最近的焦虑，三个儿子和他一样帅，步入青春期了，可是相信他们的小伙伴们说的“初夜不会让女生怀孕”。他说，这个说法让他几乎打了个冷战，他立刻买了一盒安全套，拿起一根香蕉，给家里那群男孩上了一节课。我想象不出来那三个金发的西班牙男孩变成什么样子了，只是记得尼曼毕业时，一群孩子在花园拍合照，穿着“Nieman kid”的T恤，各种神情在镜头前定格。
五
八十年庆典，几百位学员和家属回到了尼曼，其中有很多白发苍苍的新闻人。在人群中，我也看到了前财新同事曹海丽。她是2009年的尼曼学员，也是我的引路人。
2008年，我即将30岁，想转行。一个政法大学的师弟说，应该去《财经》杂志做记者。我问为什么，他说，“如果你进入《财经》杂志，我们都会仰视你的”。为了这样的虚荣，我决定求职。问朋友借了一堆旧杂志，临时抱佛脚，可是也没看懂。面试和笔试前，我狂背国家领导人的姓名，几乎连续四天没合眼。副主编张进问，笔试和面试要不要分开进行？我说，一起来吧，长痛不如短痛。下午2点左右进入泛利大厦，晚上9点才走出来。他们给了我一盒快餐。
后来，张进通知我入职。很多年以后，我问他为什么录用我。他说我不卑不亢，而且求职信写得很好，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情感动人。但是，他有点怀疑是我当教授的丈夫代笔的。
入职后很久，我一篇杂志稿都没写过，天天为选题焦虑，也被《财经》杂志内部的精英意识所约束，写作的时候放不开，总害怕自己不够深刻。
我想着辞职，又觉得还没转正，很没面子。2009年，海丽结束了尼曼项目，从美国回来。我请她吃午饭，饭桌上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觉得转行以后好迷茫、像火车在穿越隧道时，突然把我甩出去，眼前一片漆黑。我说很羡慕她去尼曼，哈佛对于我来说，像海市蜃楼。她爽朗地笑，露出很白的牙齿，“你以后也可以的”。
她说，“你现在，就好好做新闻，会有变化的”。
后来，我就踏踏实实地做了几年新闻，心里没有明确目标，没把尼曼当梦想。那些年，我写稿后会很累，身体像被掏空一样，而且，脑子高速运转后，很难停下来。喝一杯酒会帮助睡眠，可是，工资不高，也不能每个星期买红酒。不过，新鲜的床能让我睡得着。我会在写稿后去海丽家睡沙发，在那个灰色墙上刷满“拆”字的老院子。院子里是南北通透的矮楼，长了参天的老树，爬满了青藤。每次，海丽都给我打开折叠沙发，铺好紫色的床单，搬来白色的羽绒被。我们会在沙发上聊天，聊工作，聊感情。她是资深记者，有国际视野，对新闻有深刻的看法，可是她从来不自诩为精英。睡前，海丽把阳台上的白色布帘放下，遮挡晨光。第二次早上，我们熬稀饭，配上腐乳，吃包子。
2013年，履历满足了尼曼的要求，我就想申请了。申请的过程中，很多朋友给予了帮助，我至今无法一一回报。海丽给我写了推荐信，由于是保密的，我不知道她写了什么。Deadline前的一个晚上，在财新办公室，一个同事走过来说，“洁琪，你为什么认为自己可以PK别人呢？在互联网的时代，美国人不需要你写的中国故事”。
夜里，我打车回住处，给海丽打电话，一边说一边泣不成声。海丽安慰我，“我觉得你肯定行的，别担心了”。
2014年去美国前，我和海丽告别，感谢她当年在我心里播下了尼曼的种子。
2015年我回国，海丽早就离开了财新。我也想着，需要尝试新的工作了，不能在原来的轨道继续下去。我找海丽商量下一步去哪里。她说，“去正午故事做非虚构写作吧，我觉得你挺能写的”。
现在两年过去，正午还在，只是海丽退掉那个老公寓，搬去了杭州。我写完稿之后，再也没有可以过夜的沙发。
在尼曼八十年的庆典中，我拉着海丽拍照，紧紧抱着她，趴在她肩上说，感谢她改变了我的人生。
她离开后，我站在尼曼花园门口，看着牌子上的“Nieman Foundaiton for Jounalism”，回忆起从尼曼毕业的那天。哈佛大学时任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走进尼曼一楼的房间，发表了演讲，为我们颁发证书。历任哈佛校长出席毕业典礼，这也是尼曼的传统。
我还记得，在人群渐散后，我去了尼曼的领导Ann Marie的办公室，和她聊了当时仍感困惑的未来。最后，她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你是尼曼人，承载着尼曼的荣誉，这也是使命，记得要做独特的自己，与众不同，始终保持潜力，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点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