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生命传播自我中的“主我”与“客我”

生命传播强调信息快速交互所带来的意识、观念的无所从来的撒播，在每个人对信息接收与理解的不同会影响个体命运的同时，社会在悄无声息中发生深刻变革。面对当今世界的动荡与不稳定，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一书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超越了长期形成的不断‘自我破坏’的状况，而这种变化似乎也只有在资本主义内部才有可能。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加强政治行为能力的自我关涉的政治，用来遏止脱缰的经济；我们既要从民族国家层面入手，更要从超越民族国家的层面入手。”[39]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的认知需要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对人类发展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阿多诺注意到，“当代社会的目标是将事物简化为它的功能”[40]，功能化的人类极易被化约为物，在物质生产的语境中将生命化约为其功能本身，肉体感官的活着似乎就已获得了生命的全部意义，经验只是为了功能化和工具化的人的存在。当生命被指认为生物性的、商品性的以及国家意识形态性的，生命能否真正充分扩展自身是受到怀疑的。由此，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阿多诺本人认为，他对物化的人际关系和物化的内心活动的批判源于图像禁忌。所谓物化，就是偶像化，‘神话’，就是把有限颠倒为绝对”。[41]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避免人类的物化和神话，哈贝马斯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恢复个体的非同一性，他说：“否定的辩证法思想想要拯救的是事物身上的非同一性，因为这种非同一性让我们的抽象给强暴了。它想要恢复的，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归纳而被曲解的个体同一性。”[42]从强调非同一性对人摆脱异化与物化的视阈出发，这就意味着生命不仅仅是肉体、生物意义上的，也不仅仅是政治与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意义上的物化的，更不应该是“赤裸”的生命。寻找个体的非同一性需要从心性结构与认知结构出发认识到生命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如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信仰现代化的问题，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要解决的依然是信仰的问题，“宗教和教会满足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而现代化却成了世俗化社会和世界观多元论的源头，并且迫使宗教信仰形式和教会的实践形式完成了认知结构上的转变”[43]。信仰现代化的实现需要非同一性的释放而不是被理性、理智完全抽离。在全球化语境中，非同一性的认知结构最大的特征之一是“现代信仰具有了反思特征。也就是说，现代信仰可以通过对非排他性的立场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稳固。非排他性的立场是它在一个和其他宗教共享的话语空间中获得的，而在这个话语空间当中，它和世俗知识之间明确了界限。这是一种非中心化的背景意识，它把自身的立场相对化，但又不允许把信仰真理相对化。这种非中心化的背景意识就是现代宗教信仰所特有的”。[44]祛魅成就了现代化，但也抽离出了心灵乃至信仰，解决人的物化、异化问题需要适应互联网认知革命的发展，发展出新的心智与信仰。

信仰现代化解决现代化所造成的问题，如哈贝马斯所强调的关涉自我和反思，个体需要学会用他者的眼光来观察自己。“反思的动力其实不会阻止，反而会促成文化间的沟通”，生命传播中不仅仅需要“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搞清楚他们各自思维前提的特殊性，这样才能形成共同的话语前提、共同的解释取向和共同的价值取向”[45]，更重要的是需要生成共同相信并合作行动创造，这就需要回到自我对自我和主体的认知上。

主体可能是自我的主体——主我，也可能是自我的客体——客我，自我同时扮演着主我和客我的角色，而主我是客我的主我。美国学者乔治·赫伯特·米德明确表示，他不回答一个人如何可能既是“主我”又是“客我”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从行动本身的观点出发探讨这一区分的意义”。所谓“主我”，在米德看来是，“如果某人确定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并认为他自己有某种作用和特权，这些全都是根据‘主我’规定的”。“客我”的引入是因为主我“对因采取他人态度而出现的自我作出反应”。米德定义“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客我是有机体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他人态度。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然后有机体作为一个自我对之作出反应”。“客我是一个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的个体”[46]，而主我“要求的是摆脱习俗，摆脱既定法则”[47]。主我与客我需要在互动中提升自我意识，在互动中不断认知彼此并在表达行动中呈现其相互的关系。主我应当成为客我的主人，而客我只是主我生命底色的表现，主我应在更大的客我中感知与体现主我，然而，最让人担心的是主我洋洋得意之时，客我却在不知不觉中背叛着主我。

米德的主我、客我概念的提出，就是注意到心灵与自我都是在行动中产生的，而心灵与自我也是社会的产物，这正是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的主要基调。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心灵生活也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灵生活包括点点滴滴、方方面面的行动与实践，其行动与实践是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我间不断交流的过程，正是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变迁的考察，应从自我心灵与交流语言方面进行考察与探究。

语言、言语对话在生活实践中引发个体心理变化，人的意识、观念也形成于其中，并对人类的发展、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利奥塔尔、布迪厄早有论著说明传播即是权力，语言即是社会，语言即是世界。以赛亚·伯林说“词语表达思想。语言涉及、表达并改造经验”[48]。伯林认为语言哲学家“的的确确关心语言问题，因为他们认为，人是用词语来思维的；词语本身就是行动；因为考察语言也便是考察思想，推而广之也便是考察人的整个世界观和生活方式。”[49]

关乎自我与他者的主体间性的沟通理性可以参照《金刚经》中所说的“无所住而生其心”，指涉的是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流变不居的思想与思维方式，它映照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不断演变的表征与再现，这种表征与再现需要在时空中的区分、分类、命名而在人与物之间建立起认知与理解。认知与理解需要在具体与超越时空中展开，需要在具体与超越的关系权力语境、上下文中建构或解构其意义，而其建构与解构又是在交往沟通下保持时刻的警惕，不断赋予观念与思想的否定之否定的意向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