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学转向与修辞学复兴

20世纪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对哲学、诗学、美学以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语言学转向在文学理论领域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促使了把诗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的、把文学语言作为文学研究重心的“语言学诗学”（linguistic poetics）的产生。尽管狭义的“语言学诗学”发源于俄国形式主义，对语言的关注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并不能由此说关注文学语言这一文论、文化现象，只是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才开始存在的。由于文学首先是一种语言事实，人们的语言观往往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文学观，语言哲学、语言学往往直接影响着诗学的生成方式，人们最初的对于文学的看法往往直接联系着或者就是他对语言的认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史上，一直都存在着一种语言论视野，一种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思考或研究的诗学运思方式。正是因为此，我们这里倾向于从最广义上使用“语言学诗学”一语，并曾用“语言诗学”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语言学诗学”来彰显这种广义之义。[18]

语言诗学总是与一种语言视野相关联，但语言诗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王国，相反，它是一种开放的、具有极强辐射力和增生力的研究领域，语言与哪种现象有关系，语言诗学就与哪些领域有关系。对于语言诗学，我们既可以根据它所依据的语言学、语言哲学基础梳理出不同的谱系，如语言形式诗学、语言文化诗学、语言存在论诗学、语言解释学诗学等；我们也可根据其研究对象或切入角度的不同，把当今所有的语言诗学研究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原生性”语言诗学研究和“继发性”语言诗学研究。前者是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其对象主要是文学艺术的语言，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等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以及国内的各种文学语言研究，都是典型的原生性语言诗学研究。后者则是从语言哲学或语言学角度切入文学理论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或对文学语言表现出某种特别关注或自觉的文学理论，亦即“原生性”的语言诗学理论。如国内学界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专题研究，以及从语言学、语言哲学角度对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都是典型的继发性研究。“原生性”研究和“继发性”研究虽然各有侧重，但并不能截然分开，因为原生性的语言诗学研究也不可能不涉及别人对于文学语言的看法；而继发性的语言诗学研究也不能不参照文学语言实践活动。无论是原生性还是继发性的语言诗学研究，都既标明了一种语言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视野，也标明了一种与语言相关的对象领域。语言文学、语言文论、语言文化正因为它们都与语言密切相关，我们才可以从语言角度加以研究，并使它们成为语言诗学研究的对象领域的。

文学活动作为一种语言实践活动，实际上也是作家通过对语言的特殊使用与读者进行交流的活动，作家创作因此也面临着如何通过对语言的有效使用来达到他所追求的表达效果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语言修辞的问题。因为所谓“修辞”（rhetoric），就是“指运用语言进行有效交流的艺术”；而修辞的意义正在于运用各种语言手段“努力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19]文学活动不可能不重视文学语言的表达效果，也不可能不重视语言修辞问题。既然文学语言与修辞艺术密切相关，关注文学语言的“语言诗学”就不能不与修辞学相遭遇。虽然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修辞学”与“诗学”即是两门不同的学问，但从一开始它们就有着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一方面促使了关注文学语言的语言学诗学的产生，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关注语言有效运用的“修辞学的复兴”。尽管今天修辞学研究已不局限于语言学范围，而是被推进到一切策略性地使用符号进行有效交际的领域，但在西方传统中，语言学与修辞学具有一种亲缘关系，所谓修辞就是语言修辞。正是语言学与修辞学的亲缘关系，使得20世纪西方的“语言学转向”，也重新点燃了人们对于沉寂了数个世纪的古老的修辞学的兴趣。

美国文学批评家、修辞学家韦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在有关《修辞学复兴》的演讲中说：“如果认为修辞就是人们为了改变彼此思想却没有给出适当理由而做之事，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修辞时代。”布斯把修辞学分成“拙劣修辞学”和“良好修辞学”，认为前者是通过奉承或欺骗方式达到劝说的目的，而良好修辞学则是“使同类参与到相互劝说的行为中去，即相互质询的行为，这极有可能成为一件高尚之事”。布斯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处在一种“良好修辞学”而不是“拙劣修辞学”的时代。这种良好的修辞学时代，“视相互劝说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在沟通交流中存在”[20]。布斯还希望：在一个修辞学时代，“各种专业化的修辞学，不论狭义或是广义，至少都应像非修辞学模式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那样得到专业上的尊敬”。并且对文学研究者呼吁：“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严肃的学术工作又不愿意受到不适当的社会非议，如果——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你想让你的作品跟社会的现实需求有所联系”，那么你当“从纯文学转向修辞学”，并且指出“如果你认为自己正在从事的文学研究不算最卑微之事，似乎跟修辞学并无太大联系”，那么从修辞学家的视角来看待你的课题，你也能够有所发现，也能够得到乐趣和成果。[21]不管布斯的观点是否失之激进，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修辞学的复兴，为“诗学”与“修辞学”的结合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为那种广义的语言诗学研究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前景。但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对此不予展开全面论述，我们只是想在语言学转向这一总体背景下，从语言观念的修辞论转向这一特定视角出发，考察一下修辞学复兴对当今的文学理论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根据布斯的观点，修辞学复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事情，而这一时间，西方语言哲学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便是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语言观念的修辞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