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话语结构和叙事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揭示文化动力的,其话语基础、话语内容、话语环境和话语向度都包含着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思想元素。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的活动及其价值,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叙事要点,这个叙事结构中的基本要素相互渗透,体现出理论上的承续和逻辑上的贯通。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动力思想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动态过程,其价值诉求却始终如一,并且随着认识的深化把人的解放和未来社会发展问题推向深入。他们用社会实践和历史生成相结合的分析范式表达了文化动力思想的叙事策略,其话语目标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认识本质,更在于改造世界、提升主体,它以社会实践论消解意识决定论,以历史生成论消解本体还原论,进而以人的解放和社会发展设定话语格调。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动力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不以说教形式放纵自己的思维,而是尽可能切中所指涉的问题,深入社会结构探寻文化的现实影响,把最本质的内涵表现在思想和语言层面上。
一、唯物辩证法规定的文化动力思想叙事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力量的方法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在他们看来,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多层次的——社会基本矛盾是一个层次,社会实践是一个层次,阶级斗争是一个层次,社会主体的推动是一个层次,文化的能动作用又是一个层次。在这个动力体系中,既有物质的力量,又有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人们对文化动力的认识在各个时期又是不一样的。马克思认为,以前的文化史就是宗教史和政治史,而且是旧式的宗教史和政治史。这样的“文化史”是唯心史观的一种表述,是靠文化史家的联想,用观念的形式来描述的,因而是片面的、不科学的,文化的力量被异化为宗教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蒲鲁东把历史说成是观念的历史,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历史观发生在想象的云雾中,脱离时空,远离尘嚣,不是真正的人类历史,而是用虚幻支配现实;梅因把历史融化到“道德因素”中,夸大了个人的先天力量;德国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完全否认了思想观念或文化的力量。恩格斯说,旧唯物主义“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力量,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中进一步追溯它的动因”。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文化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以及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了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和精神生活过程的内在关系,揭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划分出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是社会关系的重要表现。马克思曾把“精神的动力”描绘成“动力后面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判断人类古代世界文化发展阶段,得出了与摩尔根相同的结论——文明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里,文化动力不是虚无缥缈的意识之流和观念演绎,而是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认识演变和思想变迁。文化不只是被动的观念形式,更是物质生产方式影响下的人类思想之花,它对社会运动、社会进程都有极大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力量的基本方法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运用联系的观点看待文化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围绕文化动力建立的联系主要有以下方面:(1)劳动和文化力量的联系。劳动促进了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而文化尤其是科技文化提升了劳动的质量和技术含量。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异化劳动成为常见的文化现象。“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2]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孤立地谈论文化,也不赞成“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观点。(2)资本和文化力量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创造了文化,执行着一定的历史的社会职能。就是说,资本主义文化是以价值和剩余价值及资本本身的存在为基础的。资本和利润迫使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不断提速,并以其强大的科学技术推出新的文化产品,催生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工业以其前所未有的文化技术和文化生产力,采用各种手段,对内唤起人们对于“权力”“金钱”和“性”的外露的或潜在的欲望,对外向殖民地进行腐蚀和剥削。(3)技术进步与文化力量的联系。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蒸汽机的发明、电力的发明都印证了这种思想,而社会革命中新思想的产生,则与人们的社会理想有关,是社会变革的现实要求。
二是运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文化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文化动力时,是顺着时间的推延来追寻文化发展的轨迹、探寻文化发展层次的。比如,他们认为,穴居生活是最低的文化层,工具的出现则属于较晚的文化时期。在人类文化初期,劳动实践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活动方式,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文化标志。文字的出现和文化的独立性倾向,都是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不断积累生产力和积蓄文化力的过程。其间,社会分工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发展推动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文化力量的加速发展趋势也在不断表现出来,而“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3]。
三是运用实践的观点考察文化力量。文化动力是在实践中贯彻和表现出来的,尤其是先进文化的力量,是在群众掌握以后,应用于实践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的意蕴是在人类交往中展现出来的,社会交往使人类关系超出了“虚假意识”和“颠倒意识”所蕴含的空间,体现了文化的社会性。如果把视角转移到人类社会的走向上,不难理解,文化是在生活中产生的,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作为特殊的文化形式,既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也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概括。马克思恩格斯理解文化力量的基本思路,符合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文化作为驱动社会运行的力量之一,其作用具有二重性。
二、社会实践和现实场景决定的话语格调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动力的重要切入点,正如恩格斯所言:“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4]唯物辩证法设定的色调中,文化内容、文化关系和文化价值都在文化力量的显映中体现出来。如果只关注物质力量而忽视文化力量,或者只关注文化力量而忘记物质力量,则可能会形成机械的或颠倒的观念。如果只把文化力量看成想象的造物或观念的东西,这种力量就会失去现实依托而变得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它赖以存在的根基就被拆除了。当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归入哲学范畴时,就预示着他们关于文化力量的研究时空和研究视角的革命性变迁,历史活动中的文化事项被赋予科学特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中,文化动力不是虚无缥缈的意识之流和观念演绎,而是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客观存在。人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社会的主体及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的任何活动都受到有预期目的的思想或情感的支配,因此人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成了衡量文化进步性的重要尺度。当“历史的自然”被注入人的意志和创造而成为带有特殊文化寄托的自然时,文化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工业社会、技术元素都不过是这种“对象化”活动的场景和依托,文化动力的作用效能就在工业的历史背景下显映出来。因此,“对象化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和确证,是人的主体精神的真实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动力思想建立在历史分析基础之上,他们不赞成“文化史观”,也不完全认同旧唯物主义文化观,因为“文化史观”是靠文化史家的联想并以纯粹观念的形式来描述的,它是唯心史观的曲折表达,这种历史观发生在想象的云雾中;旧唯物主义“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5]。以唯物史观探索文化力量的源泉,找出“力量背后的力量”或“动力后面的动力”,乃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思想基调,他们对人的文化创造的肯定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文化力量的显映过程就是人的存在价值由被遮蔽到解蔽进而到全面展示的过程,共产主义是人们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协调中的价值期待。
现实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另一个话语基础,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实践的观点都在其中体现出来,他们把文化放在工人阶级解放的大时代中来理解,放在关乎社会发展前途的高度来看待,放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视野中来认识。文化自身的能动性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劳动促进了文化的产生和社会价值观的优化,而文化又提升了劳动的品质。资本主义文化的力量以价值和剩余价值及资本本身的存在为基础,资本和利润迫使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不断提速,并以强大的科学技术催生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但是,“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6]。与资本主义文化力量相伴生的文化悖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的精神“异化”,它在彰显人的创造能力的同时又使人臣服于文化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基础来分析文化动力的。在对文化力量的解读上,没有因为事物秩序的流动性而把认识世界的努力看成白费力气,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马克思恩格斯是以自己独特的话语符号揭示社会进步的文化动力的。
三、生活世界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在场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叙事结构,不是剔除现实“以冥思式的抚慰”作空幻的语言组装,更不是把生活世界看成一个无主体的过程,而是思考现实并转化现实的表达形式。人的实践活动成了赋予客观世界“文化特征”的活动,成了表达人的意义和价值的活动,因此“生活世界”又是充满创造活力的价值世界。如果撇开社会主体,仅从认识论或方法论的角度去看待文化问题,文化研究就成为无根的浮萍。马克思恩格斯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使无产阶级的文化创造体现出广泛的辩证因素。这种文化思想与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相遇,就使文化力量获得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也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植根于工业无产阶级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局限于从西方社会审视文化的力量,而是从世界范围的人的交往、人类社会的未来图景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等方面来看待文化力量。在他们看来,不管是正常状态下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式还是非正常状态下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形式,不管是文化的正向能量还是负面力量,都离不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行为在场或生活世界。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原初话语环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这个体系也是他们活动于其中的“生活世界”。他们对文化力量表达方式的选择与不同阶级的文化责任相关联,价值取向和行为理性蕴含其中。正是生活世界提供了文化发展的空间和思想活动的场所,其批判特征显示出对文化倾向的矫治功能,它要求文化和思想合理生长。
与生活世界的历程相适应,无产阶级的文化存在和文化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过程。虽然资本主义文化对资本主义社会曾经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文化愈发展,思想缺场与行为在场之间的悖论愈明显,技术背景下的产品异化、工具依赖中的文化疏离以及经济繁荣中的思想凋落,无不显示出两个极端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劳动异化、精神异化以及自身的异化相互交织,使文化也成了异己的力量。生活世界的文化秩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无产阶级在文化方面的历史挫折,不仅仅是生活的失败,更是无产阶级在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作为创造性的劳动者的失败,这和他们的精神失落和思想缺场有关。因此,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与资本主义文化并不是有机融合的,文化被分裂为阶级形式和民族形式,这种人为的区域分隔使文化力量在生活世界中的影响发生了很多变异。
四、世界历史语境中的文化力量及人的发展
个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阐述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核心内容,个人的文化能力和社会养成是衡量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由于联系和交往的加强,文化问题已经不是单一国度内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终极指向。在马克思看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7]。世界历史性活动中,文化的力量主要表现为人的思想认识的延展能力和人的内能的外显状况。在过程上,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是一致的;在内容上,人的精神财富取决于它的现实关系中的物质财富。前者是文化边界的世界性延展,后者是物质与文化关系的客观定位。社会交往使人们超出了特定的文化区域界限,也同样改变着原有的思想形态,其影响力从“地方”扩展到“世界”,“地域性的个人”逐渐转变成“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地域性的文化逐渐变成全球性的文化,地域性的文化力量逐渐转变为国际范围的文化力量。“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8]这种文化疏离造成社会内能的损耗,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全球性的社会制度表现,其文化意蕴及其影响显露在多个方面。“共产主义是一场总体性的历史转变运动,不仅在生产方式和制度组织等物质形态层面将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而且在价值理念和心性结构等精神气质层面也将焕发出全新的面貌。”[9]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世界文化不是脱离民族文化的独立形态,而是由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引起的新的文化现象,处于世界历史背景中,人们的行为超出了“虚假意识”和“颠倒意识”所蕴含的认识空间,表现出文化的社会性和真实性。新的世界文化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组成的,每种优秀文化都恰当地发挥着自己的价值和影响力,都能在新的世界文化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和发挥着特殊的功能。在普遍的文化认同中,它的力量影响也是世界性的。
不能完全按照一一对应的精密数学关系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顺序,社会形态的更替大体上与生产力水平有关,“物质生产力”或“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固然重要,却不能完全表达人类追求的要义。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基础上,表现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在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上与共产主义社会相衔接。《哥达纲领批判》论及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协调发展为依据的,“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0],只有在物质上达到极大丰富,在精神上达到充分自由时,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形态。因此,共产主义所蕴含的文化动力在于提供科学的文化观念,模塑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社会心理结构和精神模式;在于提供科学的伦理道德,熔铸成合乎人的全面发展的交往理念和行为模式。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话语向度,既有社会发展形态上的终极关怀,又是社会主体精神境界的人文设定。“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1]“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2]这两个论断可以互为解释和补充,前者表明人的解放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关系,后者体现了文化素质在人的发展中的影响。从“原始的丰富”所体现的自由形式,到“物的依赖”基础上的片面自由,再到“自由联合”中的全面发展,都离不开文化力量的推动。这种影响也指向个人历史,它在人的心中留下的文化印记创制或规定了正在使用的语码的数量,也影响着如何寻求主体归属以及如何揭示主体存在模式的问题。而个人文化素养的积累能使自己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的有机成分,并同政治力量融为一体,文化就成了实现人的解放的标志和精神动力,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和自我矛盾的重要线索。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不仅是生产方式和制度结构的变迁,也是文化力量的增强和文化位能的扩大,这时的“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统一性才在本质上显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唯物论、辩证法和社会存在等被贯通为一体,文化动力的蕴生和启动,都是在这个完整体系中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