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是传承道统的中国文化
方铭
以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需要我们明确什么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指是什么，包含哪些核心内涵？只有搞清楚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我们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十二个关键词的内涵。
一、传统的本义
“易姓为代，传统为朝”，自夏后启开辟废禅让而实行世袭制度，开始了“天下为家”的时代。“传统”一词，本义用于说明政统传承在纯粹性和系统性基础上的合法性，即在同一姓之间嫡系体系中的传承。如《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倭国即今日本国，“世世传统”指倭国王位传承，一直在有血缘关系的宗亲之中传承。
又《通典·孙为庶祖持重议》载南朝宋礼学家庾蔚讨论孙应为庶祖服重服时，也提到了传统的问题：“祖庶父嫡，己承父统，而不谓之继祖，则祖谁当祭之？所谓继，是承其后，为之祭，故云传重而服之斩。若杜琬所言‘祖父俱嫡’，乃是继曾祖耳。祖虽非嫡，而是己之所承，执祭传统，岂得不以重服服之乎？己服祖以斩，故祖亦服己以周。长子之服，义则不同，要须己身承祖祢之正，乃得为长子斩。按小记云‘庶子不得为长子斩，不继祖与祢’，是明庶子不继祖祢，故不得为长子斩，非据子之身。若据长子身，不得云不继祢也。”
政统的传承中的“统”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会引起极大纠纷的。明朝的“大礼议”事件，既说明中国古代君臣之间的民主风气，更说明明朝众臣对于政统传承的严肃态度，而这个事件的关键，就是检讨中国古代的“传统”问题。
明正德皇帝武宗去世后，无子，武宗的母亲孝宗皇后和内阁议决由兴献王的长子、武宗的亲叔伯弟弟朱厚熜继承皇帝位，此即明世宗嘉靖皇帝。兴献王是明弘治皇帝明孝宗之弟，嘉靖皇帝在即位之时，就与朝廷大臣因为“传统”问题发生争执，内阁认为应该用太子礼迎接嘉靖皇帝即位，即朱厚熜由东华门进入，居于文华殿，但嘉靖皇帝认为“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不愿意受太子礼，最后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嘉靖皇帝“入自大明门，遣官告宗庙社稷，谒大行皇帝几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嘉靖皇帝即位后，与内阁大臣杨廷和、毛澄等因为谁为嘉靖帝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嘉靖皇帝的生父兴献王的尊称问题发生了争执，这个论争持续了三年半。
据《明史·席书传》载，曾提携过王守仁的席书，明世宗嘉靖时期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见中朝议“大礼”未定，而反对嘉靖皇帝的大臣们常常引宋英宗的故事作为根据，席书认为嘉靖皇帝和宋英宗的情况不同：“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为人后，今上以兴献王长子入承大统。英宗入嗣在衮衣临御之时，今上入继在宫车晏驾之后。议者以陛下继统武宗，仍为兴献帝之子，别立庙祀，张璁、霍韬之议未为非也。然尊无二帝。陛下于武宗亲则兄弟，分则君臣。既奉孝宗为宗庙主，可复有他称乎？宜称曰‘皇考兴献王’，此万世不刊之典。礼臣三四执奏，未为失也。然礼本人情，陛下尊为天子，慈圣设无尊称，可乎？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闱，此情之不能已也。为今日议，宜定号曰‘皇考兴献帝’。别立庙大内，岁时祀太庙毕，仍祭以天子之礼，似或一道也。盖别以庙祀则大统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称则至爱笃而本支不沦，尊尊亲亲，并行不悖。至慈圣宜称皇母某后，不可以兴献加之。献，谥也，岂宜加于今日？”宋英宗在仁宗在世时过继给宋仁宗当太子，而嘉靖皇帝是以兴献王长子的身份入宫继承王位的。虽然嘉靖皇帝继承了武宗的皇位，但仍是兴献王之子，应另为兴献王立庙。但皇帝不能有两个，嘉靖皇帝与武宗虽是兄弟，却也是君臣。孝宗皇帝是宗庙神主，亲生父亲应称为“皇考兴献王”，可在宫廷中立庙，太庙祭祀以后，仍用天子之礼在宫中祭祀。
席书的主张，深合嘉靖皇帝之意，最终称为调节双方争执的折中方案。席书的上书，两次提到“传统”一词，认为三代“传统之礼”坏于汉、唐之世：“三代之法，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自夏历汉二千年，未有立从子为皇子者也。汉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坏三代传统之礼。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终不称濮王为伯。今陛下生于孝宗崩后二年，乃不继武宗大统，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伦大义固已乖悖。又未尝立为皇子，与汉、宋不同。自古天子无大宗、小宗，亦无所生、所后。《礼经》所载，乃大夫士之礼，不可语于帝王。伯父子侄皆天经地义，不可改易。今以伯为父，以父为叔，伦理易常，是为大变。夫得三代传统之义，远出汉、唐继嗣之私者，莫若《祖训》。《祖训》曰：‘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则嗣位者实继统，非继嗣也。伯自宜称皇伯考，父自宜称皇考，兄自宜称皇兄。今陛下于献帝、章圣已去本生之称，复下臣等大议。臣书、臣璁、臣萼、臣献夫及文武诸臣皆议曰：世无二道，人无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尤愿陛下仰遵孝宗仁圣之德，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大伦大统两有归矣。奉神主而别立祢室，于至亲不废，隆尊号而不入太庙，于正统无干，尊亲两不悖矣。一遵《祖训》，允合圣经。复三代数千年未明之典礼，洗汉、宋悖经违礼之陋习，非圣人其孰能之。”
二、传统与道统之传
“传统”本义所指政统传承的纯粹性和系统性，体现的是“传统”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既然以“传统”标榜，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并不是可以随意定义的，或者具有无限包容性的，而是应该有明确所指的体现原初性、纯粹性和传承性的。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孔子认为六经所标举，在于培养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的人格，欲人之不贼，不诬，不奢，不愚，不烦，不乱，而养志知事，行端性和，明乎阴阳名分。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六经受到了挑战。《庄子·天下》说：“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在战国之前，六经之道一以贯之，而自诸子兴起，百家未能融会贯通六经之学，所以各执一词，不能兼备众善众美之纯正，所以，“道术将为天下裂”。这个意思，《汉书·艺文志》也曾有陈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由于诸子之徒对孔子之学的曲解，自战国时期始，如孟子、荀子、扬雄、刘勰、韩愈等人，就提出了原道、征圣、宗经的重要性，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传统文化的纯粹性。《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
原道、征圣、宗经，实际是为了说明道统与孔子的密切关系。朱熹《中庸章句序》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即道统始于尧、舜，成于孔子。明归有光曰：“得圣贤之意，则可以知圣贤之言；知圣贤之言，则可以明道统之说。……圣贤之论，至孔子而定。继孔子者，孟子也。孔、孟，亲有之而亲见之者也。后之学者，当据之以为定，而岂可因之以为疑哉？……呜呼，道统之传，自孟子之后，得宋儒而愈白；自宋儒之没，而愈晦矣。章缝之士，耳剽目采，孰不曰周、孔，孰不曰颜、孟，言之日似，行之日远，斯道之真，亡灭坏烂，几于不振，此则有志者之所深耻也，主张斯文者所以为深忧也。”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政统的传承有时而斩，但道统的传承却历久弥新。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严格限制在“载道”的区域，就要树立“道统之传”自于孔子这个基本常识，如果在孔子之外寻求“道统”，显然是舍本逐末。近些年来，我们不断听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互相对立的评价，事实上，我们之所以会发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矛盾认识，就是缘于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过去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固有的文化”画了等号。因此，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准确定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区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不同。
准确地说，“中国文化”内容应该包括“中国过去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固有的文化”，甚至包括“20世纪的中国文化”，其时间的长度和地域的宽度可以无限延伸，其内容可能涉及各个方面，有道有器，有粗有精，有伪有真。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义而言，只应该是中国“传承道统”的文化，也就是那些传自轴心时代而体现人类文明方向的核心价值，是“载道”的文化。讨论国学教育问题，我们应该分清作为知识的专业国学教育和作为培养共同价值观的国学教育的区别。对于非专业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来说，学习国学文化，应该突出重点，抓住核心，紧紧围绕“传承道统”这个中心，既可以节省学习者精力，又可以防止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多样性理解。
三、忠恕均平仁惠
孔子所倡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公”为基本出发点，其核心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简而言之，即孔子所谓“恕”，即把一切人都看作是平等的主体；扩展而言，即孔子所谓“忠恕”，“忠”为尽己之道，“恕”为推己之道，有尽我所能的责任，有推己及人的立场；如果再扩展，就是“忠恕”“均平”“仁惠”，“忠恕”是个体行为准则，“均平”是社会运行原则，“仁惠”是国家的基本立场。
建立在“天下为公”这个基本出发点上的忠恕、均平、仁惠思想，完全包容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近代的文明成果即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而内涵则更为丰富和深刻。如果能以“天下为公”为基本出发点，以忠恕、均平、仁惠为核心价值，个人有“忠恕”德行，社会运行贯彻“均平”原则，国家能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仁惠”情怀，传承道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就达到了。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仁”，仁的内涵无限丰富，不过，在孔子自己的论述中，他认为“恕”才是他终身奉行的基本价值。《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以“恕”为终身行之之道，与孔子强调“仁”的重要性并不矛盾。《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颜渊》载，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可见，仁即是恕，恕即是仁，都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下功夫。
《论语·里仁》载，孔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孔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礼记·中庸》载孔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恕本身包含有对己对人的态度，所以，忠恕即恕，恕即忠恕。“忠”是正心诚意，敬业守信，是尽己之道；“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推己之道。我们平常所说的“良心”，就包含在“忠恕”之中。
孔子及儒家虽然强调礼的重要性，礼虽然有区别长幼秩序的意义，不过，孔子及原始儒家从来强调礼尚往来的重要性，礼从来都是对等的，而作为领导人，对礼的实现承担有首要的责任。《论语·季氏》载，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均平”不仅仅是财富公平，也包括政治权利的公平，宋代革命者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主张，就是根植于孔子思想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是处理国内不同族群和不同阶层之间关系应该尊奉的原则，更是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的不二门径。
《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之道就是均平之道，就是公平之道，就是公正之道。郭店楚简《唐虞之道》说：“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方，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亡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咸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中国古代家庭伦理的孝悌观念，也是以天下为公为最高原则的。《唐虞之道》又说：“虞诗曰：‘大明不出，万物皆暗。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坏。’治之至，养不肖。乱之至，灭贤。”虞诗是虞舜时代的诗歌，“举贤”和“养不肖”，“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体现了孔子赞扬的尧、舜时代具有的平等思想所包含的文明高度，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和未来所要实现的目标。
《尚书·尧典》说唐尧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尧亲睦九族、百姓、万邦，就是践行仁惠之德。《论语·公冶长》云：“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尧曰》载，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仁惠”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节用而爱人，善待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仁惠”的具体表现。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强调爱人为本的文化。《论语·学而》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问知。孔子曰：“知人。”《论语·阳货》载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礼记·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有人以“亲民”为“新民”，实际是脱离了孔子立足于“爱人”的原意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强调天下情怀和士人责任的文化。《礼记·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论语·子张》载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泰伯》载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及其弟子强调天下情怀和士人的社会责任，就与战国时期诸子中主张隐逸的庄子等道家学说划清了界限。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底线意识，知止有定。《论语·卫灵公》载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泰伯》载孔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是说君子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不能违背底线。《论语·子罕》载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是说士人既要坚持追求道的恒心，同时，也注重过程的正义性，以及坦然面对结果的智慧。《论语·微子》载孔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礼记·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是说无论什么环境，都要把持基本道义。《荀子·王霸》曰：“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说苑·贵德》载，“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后行，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虽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为也。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是说君子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或者为了某种崇高的目标，牺牲他人的基本权利。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心向善的文化。《易传·坤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论语·阳货》载子路记孔子之言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礼记·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如果仔细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五个明显特征：一是萌芽和生长在中国的文化，这是主体性特征；二是被中国人长期坚守的文化，这是传承性特征；三是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文化，这是普遍性特征；四是符合人类文明方向的文化，这是世界性特征；五是可以作为建构未来的文化，这是永恒性特征。这五个特征，既保证了中国特色，又保证了与人类文明的同一性。
所谓主体性特征，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为中国固有的文化。某些学者认为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外来文化可能因符合道统而被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也可能被篡改和破坏道统。毋庸讳言，佛教文化虽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诸多共性，但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巨大体现的是积极性还是消极性，仍然需要我们检讨。不过，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化，却是毫无疑问的。韩愈等学者对佛教文化的警惕，在今天，很可能也是有意义的。
所谓传承性特征，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应是那些体现核心价值的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体现无限的长度。中国文化包含中国的一切文化和文明成果及习俗，这些习俗的产生和消亡都是可能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是永远被中国人所传承的。只要有中国人，就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个传承性特征应该论万世而不论一时，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可能被一个阶段抛弃，但必将重新回归。
所谓普遍性特征，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核心，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谋求人类的幸福。孔子所言忠恕之道即是仁道，而仁道以平等为基础，一切反人道主义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一切反对公平的文化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所谓世界性特征，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兼容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是利他的文化，不是自利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国际主义的文化，不是惟我独尊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在于与世界文明的对立，而在于几千年前，就为世界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所谓永恒性特征，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建构未来中国文化的基础。作为中国人，天然地承担有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中华文明没有断绝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上古时期的文明在今天和未来仍然是有永恒生命力的。我们要建立文化自信，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文化自信。
有人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衰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实际上，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具有普适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惜的是，自汉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种种弊病，以及近代的衰落，都是因为没有真正贯彻“天下为公”之道，没有真正按照轴心时代孔子所阐述的政治理想的完整体系去建设我们的政治文化，没有真切地贯彻忠恕、均平、仁惠的价值观，而是常常把主要精力放在剥削和压迫国内人民的目的上，导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治乱轮替。“治世”必然是或多或少贯彻了孔子的思想的时代，而“乱世”必然是在实践中完全违背了孔子思想的时代。因此，拯救乱世的时候，革命者必然以恢复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为号召。《荀子·子道》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中国历史上，一些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人没有能在“从道”和“从义”上下功夫，这才导致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衰落。
《朱子语类》卷十九说，道统“道理至广至大”，因此，道统之传不仅仅是“言忠信，行笃敬”，如果仅仅是“言忠信，行笃敬”，“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也就是说，道统之传在汉唐以后，就打了折扣。卷十三说，“学者当常以‘志士不忘在沟壑’为念，则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人须是有廉耻。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学习国学，是为了建设具有文明价值的核心价值观，这就需要全社会完整地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树立“能有所不为”的“知止”观，做一个坚持中国传统“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的人。
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核心理念，本质上是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与人类的文明价值相通，也根植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深入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而要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就需要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也只有正确把握和深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应具有的民族情怀，也是中国当代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