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病因学说的发展历程及其局限性
草园学记：文章作者所论述的中医病因学说的发展历程、中医病因学说的哲学性，以及关于“异气的讨论”等有关文献信息资料，可供我们研究病因学说参考。
作者认为，中医病因学说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蕴含着唯物论的思想，指导着中医临床。阴阳五行学说之于中医病因学说，在总体上是一种哲学指导，在具体认识过程中常常存在着越位替代的情况，从而使后者始终带有自然哲学的韵味，其对病因自身性质的探究亦大致停留在相对浅表的层面。
病因学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医学发展史上，病因学说虽然走过了漫长却并不十分复杂的历程，且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特征，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本文就此略述管见如下，以就正于同道。
一、中医病因学说的发展历程
中医学尽管历史悠久，却并不是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时发生的，今天所理解的中医大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在漫长的原始时代，疾病并不因为医学的阙如而远去，人们在面对疾病的折磨而痛苦时，只能感到茫然和无奈。到了殷周时代，殷人重鬼崇巫，周人敬畏天命，原始巫术成了系统的神学，对医学的产生起着强力的制约作用。甲骨文中的“疾首”“疾口”等只是一种描述性的记录，而能够采用的办法也只是向鬼神祈祷。西周草创，周武王积劳成疾，周公私下祈祷请以身代。可知殷周是讲究鬼神天命的时代，疾病的原因被归于非自然的因素。《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医和将疾病的发生归于自然的“六气”，这不仅是医学的可喜进步，也是唯物论之于神学的巨大胜利。《五十二病方》的成书年代虽然尚难确定，但大致应在战国。其中能够确定病因并记录的主要是伤科疾患，如“蛇噬人”等，而对更多疾病的原因仍缺少明确的记载。
《黄帝内经》是阴阳五行学说介入医学以后的集大成著作，也是春秋战国医学知识积累的产物。由于有了阴阳五行作为指导，因此中医除了继续在直观层面上对病因进行探究之外，更重要的是进入理论归纳和阐发阶段。《素问·太阴阳明论》说：“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此仍处于相对直观的层面。《素问·太阴阳明论》又说：“阳受风气，阴受湿气。”这已是理论认识的层面。《金匮要略》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总结，张仲景说：“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宋代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加以改造，以七情为内因，以六淫为外因，以饮食、虫兽、金刃等为不内外因。“三因说”更加系统和精致，并一直影响到今天。
从临床实际看，有些疾病病因是确定的，但更多疾病的病因则仍不清楚。但是，疾病的产生总是有原因的，病因是确定临床诊断的重要依据，于是中医常需借助病变发生后的临床征象来反推当初的致病原因。例如，外感表证，以恶寒重发热轻、脉浮紧为风寒或风热侵袭的过程是没有也不必亲眼看到的，这便是“辨证求因”。“辨证求因”绝非曲为之说，疾病的原因和病变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即使现代医学也需要根据临床征象来分析病因。当然，现代医学可以通过各项检查来验证最初的判断，而我们的先贤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二、中医病因学说的哲学性
中医病因学说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并一直遵循阴阳五行学说所确立的发展轨迹。如果我们稍稍留心，便可以发现中医病因的总数与疾病的总数之间形成了一个很小的比例。六淫、七情、饮食、劳倦、虫兽、金刃、跌扑，包括瘀血、痰饮和疫气，中医的病因在这样一个几乎固化了的范围内不断地被往来揉搓，而远远超过病因数量的疾病总是由这些有限的病因引起的。由于疾病的多样性和病因的有限性，因此一种病因总是与多种疾病发生关联，如被称为“百病之长”的“风”到底能引起哪些疾病，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各种病因之中，六淫是讨论最多的，原因是六淫可以区分阴阳，可以与五行相配，还可以与人们熟悉的季节气候联系在一起。有了阴阳和五行作为说理依据，有了直观和季节气候作为比照基础，“六淫”的性质便比较容易理解和展开。例如，“风”属木属阳，流行于阳燥多风的春季，多伤于上；“湿”属土属阴，流行于阴湿多雨的长夏，多伤于下。结合临床实际，如上所论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但是，过分强调“六淫”的阴阳五行属性以及季节气候与疾病的关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病因本身性质的进一步探究。例如，当人们遇到伤寒患者时，自然想到“寒为阴邪”；反之，遇到伤暑患者时，也自然想到“暑为阳邪”。由于阴阳的属性可以很方便地解释临床征象，因此对寒邪或暑邪自身性质的继续探究便显得不那么迫切了。春秋战国时期朴素唯物主义崛起，其引导了中医病因学说的形成，但为数有限的病因显然不足以解释数量巨大的疾病，于是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病因内进行尽可能的挖掘。风、寒、暑、湿、燥、火六淫，除了可以单独致病之外，还可以组合成风寒、风热、风湿、寒湿、风寒湿、温燥、凉燥、暑温、湿热等以致病。此外，相对于六淫本身，人们更重视六淫致病以后的变化，寒邪伤人，可以伤阳以致生湿，还可以化热以致生火；火热可以伤津生燥，还可以灼阴生风。
中医病因学说不仅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同时也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制约。在六淫之中，寒和暑的阴阳属性是明确的，风、燥、湿三邪虽然也有阴阳属性，但不及寒和暑那样鲜明，于是风便有风寒、风热之别，燥便有温燥、凉燥之分，湿也有寒湿和湿热的不同。只要能区分出寒热温凉，就可以区分得出阴阳；只要能够借助得上阴阳，病邪致病的种种机制就可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中医的病因学说虽历时久远，却终不能越出阴阳的藩篱。
三、关于“异气”
“异气”即“疫气”，或称“疠气”。“疫气”的致病性、致死性和流行性古人早有深刻认识，甚至知道“疫气”是彼此不同的，《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中就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的论述。明末吴又可撰《温疫论》说：“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吴又可所强调的“异气”与六淫绝对不同。六淫与六气是同一存在的两种状态，既是人所依赖的“常气”，也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变成致人疾病的“邪气”。“异气”即是“疫气”，永远都不会是“常气”，而只能是“邪气”。由于它“非风非寒，非暑非湿”，因此它不是气候本身，而是与气候密切相关却又绝不相同的另一类存在。吴又可神差鬼使般地走到了当时还没有出现的现代传染病学的门墙之外。
温病学派是中医学晚出的一个主要学派，从刘完素以“火热”立论，到吴鞠通撰《温病条辨》，温病学派走过了发端、酝酿、发展和派分的过程。吴又可强调“疫”，是温病学中的一派。叶天士强调“温”，亦是温病学中的一派。显而易见的是，叶天士之学经过吴鞠通、王孟英等人的总结、补充与发挥，成为后来乃至当代温病学的主体，而吴又可的思想则显得略微有些孤寂。
张仲景考虑“寒”，叶天士考虑“温”，他们或许想到过“寒”或“温”之外的其他因素，但终究以“寒”“温”分别作为外感病病因的归宿。除了疾病自身的特点外，“寒”和“温”最容易用阴阳的属性来进行解释。为什么六淫之中只有“寒”“火（温热）”被更多关注而最终发展成为专学，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吴又可倡导“异气”致病，既不同于“伤寒”之寒，亦不同于“温病”之温，已经在无形中偏离了阴阳学说的轨道。叶天士、吴鞠通继承了吴又可的很多思想，但更强调温病的温热性质，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异气”致病的特殊性，“异气”两字在叶、吴思想中较少提及。
中医病因学说是在唯物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为中医说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以至离开阴阳五行便很难阐述清楚。吴又可提出“异气”致病，虽亦援用阴阳的观点来解释“异气”，但较之张仲景所强调的“寒”和叶天士所强调的“温”总是有些勉强，因为“异气”很难有绝对的阴阳属性，这是吴又可的“异气说”难以被普遍接受的主要原因。再者，中国传统崇尚纯正，不事险怪，“异气”无声无形，著人辄死，总给人一种诡谲暴戾之感，不像六淫那样堂堂正正，这可能也是吴又可之说后来被冷落的原因之一。因此，尽管吴又可提出了一些与现代传染病学非常接近的观点，却终究不能走得很远。
四、结语
中医病因学说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蕴含着唯物论的思想，指导着中医临床。阴阳五行学说之于中医病因学说，在总体上是一种哲学指导，在具体认知过程中常常存在着越位替代的情况，从而使后者始终带有自然哲学的韵味，其对病因自身性质的探究亦大致停留在相对表浅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