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历程

根据《史记·货殖列传》及其他文献资料，通过分析商贾人数的多寡、地区分布、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李埏（2000）认为中国古代商人阶级成长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从人员构成来看，商人阶级包括专事商品交换、兼营商品生产与交换、从事服务性行业、经营借贷等与商品相关的群体。它的兴起决定于铁器的发明与应用引起的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尽管商人阶级的兴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很长时间里，政府采取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士农工商的排序让商这个阶层一直处于卑微的地位，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对这个阶层的不屑与偏见，商人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之中。而且由于商人缺乏法律的保障，旅行时不安全，贸易时又多有冒险性，所以商业资本常常变为地产，脱离商业。正如司马迁所说，“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重要原因（黄仁宇，2001）。明朝（1368—1644年）之后，国退民进，实施“开中法”，白银上升为本位货币，社会氛围才开始流露出对商人阶层更多的包容和较为公允的认识，以山西、陕西、徽州为先导的商帮相继萌芽，商人才逐渐以一个群体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梁小民，2011；王俞现，2011）。自顺治朝（1644—1661年）始，清朝实施了捐纳制度，开辟了商人进入仕途的捷径。商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竞相捐纳报效，谋得一官半职，进入“绅商”行列。一旦同地方官吏、士林名流交流酬酢，受到工商界的瞩目而成为商会上层人选（徐鼎新，1983）。中国的商人或企业家向来都无法摆脱对政府的依赖，中国的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王孝通（2015）认为物产丰盈、竞争缺少，交通阻梗、贸易不兴，贱商之习、相沿已久，资本浅薄、缺冒险精神，是中国商业不发达的四大原因。王亚南（2010）认为中国的官僚政治严重地侵蚀和消融了工商资本，阻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此外，中国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制度也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但是，中国近代仍涌现出了一批卓越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比如上海大隆机器厂的严裕棠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都是“最有创造性的企业家”。他们表现出了卓越的企业家精神：（1）顺应时代潮流，勇于开发实业，参与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竞争中去的精神；（2）在企业生产经营中不断创新的精神；（3）重视功利，注重实际，敢于冒险，尊重科学和爱惜人才的精神（陈自芳，1989）。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实行从苏联移植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调控和政策直接通过行政系统布置下达。这种体制限制了商品生产，排斥了市场竞争，全面窒息了企业家精神。具体而言：（1）企业的固定资产由政府投资，利润几乎都上缴国家，亏损由上级行政机关弥补，从来不会破产。这种情况下，企业内无动力，外无压力，主要任务是完成国家计划。因此，有人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无企业，更无企业家。（2）市场发育不良，众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通过定额票证制度和国家调拨计划进行分配。价值规律不起作用，没有真正的商品，企业家精神无从谈起。（3）企业主管由政府任命，并被授予一定的行政级别，其权力和待遇不是由市场上的表现决定，而是由行政级别的高低决定。企业主管不得不周旋于市场与官场之间，发挥行政官员的才能，而不是企业家的才能（王林生，1989）。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施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催生了几千万个家庭农场，把中国农民天生的企业家精神解放出来了。随后进行了企业转型：一是改造国有企业，使之成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公司；二是将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三是发展民营经济，形成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通过三条路径的改革，企业获得了自主权，培育了大批企业家（吴敬琏，2003）。时至今日，中国经济涌现了四次创业高潮（吴晓波，2014）。1984年当市场经济的阳光第一次照射在百废待兴的大地上时，在物资短缺的那个时代出现了第一次创业高潮，诞生了联想、海尔等企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坚定了走市场经济的路线，出现了第二次创业高潮，产生了SOHO中国、新东方等企业；1999年全球化经济成为主导之后，互联网产业在中国崛起，出现了第三次创业高潮，产生了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目前，随着中国政府的减政放权，厘清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新注册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出现了第四次创业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