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学术思想

第一节　医事传略

刘志明1925年出生于湘潭岐黄世家。其高祖是悬壶湘水两岸的名医，医术精湛，闻名遐迩，因其出诊从不坐轿，常怀揣中药，步行出诊，故被称作“刘四差马”。其曾祖是国医刘碧泉，祖父、父辈也都是当地名医。刘老就是在这样一个中医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激发了他的从医意识。

父辈见其天资聪颖，且有志继承家学，欣喜之余对其教导更为严格。古人云：“文是基础，医是楼”，指明学习中医必须要有坚实的古文根基，只有这样学习中医才易入门，也更易深造。因此，刘老自幼就在家中长者的督导下诵读《医学三字经》《百家姓》《唐诗三百首》等，得到了良好的古文熏陶。待其六岁之时，家中更是延请饱读之士教习私塾，这样刘老白天在私塾学习《论语》《孟子》《大学》《古文观止》等，晚上回家则诵读《内经》《难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彼时，刘老虽对其中的道理懵懵懂懂、不甚明了，但这使其对经典医籍有了一个感性认识。刘老11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每况愈下，以致无力供其读书。但刘老并未因此而放弃学医的志向，坚持在家自学，数年间常常是手不释卷，日夜不辍，从而更深入地领略了祖国古典医籍的丰富内涵。私塾和自学的苦读，都为刘老习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5岁是刘老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学习中医，自古重视师承，刘老叔父虽然身为名医，但为了刘老能拓宽眼界，博采众家之长，故摒弃门户之见，决定让其拜师于湘潭名老中医杨香谷。杨香谷先生当时年逾六旬，行医已40余年，临证经验丰富，医术高明，为人正派，曾师从于名医“楚九郎中”门下，尽得真传，在当地威望甚高，是当时闻名三湘的中医大家之一。

杨香谷先生授徒，十分重视把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他常常教诲门人弟子：“研究医学之门径，须先熟读《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然后博览《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临证指南医案》诸书，更须勤于临证，以验证先贤之言，方得岐黄之真谛”。在汗牛充栋的中医典籍之中，杨香谷先生认为《伤寒论》乃医家最紧要之书，必须熟读直至背诵，临证之时方可运用自如。因此，其对弟子学习《伤寒论》督促尤严。

刘老自受业于杨氏门下，每日栖宿师宅，沉潜医道，白天侍诊左右，晚上诵读经典；严寒酷暑，春去秋来，寒窗三载，不敢有丝毫懈怠。凡遇疑问，或求之于师，或求之于书，每每有茅塞顿开之感。星移斗转，刘老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历代经典和先贤各家学说，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知识并获得了宝贵的启示。

由于刘老家学深厚，又悉承名家衣钵，加之天资聪颖，勤奋刻苦，三年师满，杨香谷先生准其独立开业行医。在家族的帮助下，刘老在当地开了一家药铺，自此悬壶，踏上了行医的漫漫征程。刘老当时所开的药铺，规模较小，除几个大药柜子、一桌、一床，以及床下满满的各种医书，再无其他杂物。

刘老初次行医，心中一直牢记祖辈及恩师的谆谆教诲：“医者，仁术也，为医者切不可将行医当做捞钱取利之手段，而应济危扶困、救死扶伤。”刘老将治病救人当作己任，以德为重，以志为先，为医清廉，只求奉献，治病无论贫贱贵富，皆一视同仁，只收低廉诊费，如遇无钱医病之人，非但义务诊治、分文不取，更是解囊相助。开业不足半年，刘老就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赢得了病人的信赖，在当地崭露头角、声噪湘潭，到药铺求治者络绎不绝。医名与日渐增并没有使刘老沾沾自喜，而是深感责任重大。因此，刘老以“业精于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时督促自己要不断地深研医理、精求医术。刘老常常白天忙于诊务，夜间则静心思考，自查当日诊疗是否对证，有无经验教训，如何根据药后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方药等。若遇疑惑之处，或求解于书，或求教于师友，必追根究底得出正解方肯罢手。这种勤学多思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始终为刘老所遵循，并使其受益终生。

刘老认为，解除病患痛苦乃医家之天职，病人的需要是医者努力钻研之方向。刘老悬壶之际，正值国家动荡之时，战火频繁、民不聊生，三湘之地多见发热之疾，其间百姓深受其苦。刘老遂将治疗发热性疾病作为自己的重点攻坚方向。一方面，刘老系统研读《伤寒论》及温病学的经典著作，如《温疫论》《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温病条辨》等。这就使得刘老对于发热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传变、预后、顺证、逆证、治疗之常法、变法有了系统的掌握，并构建了诊治发热性疾病的辨证体系。另一方面，刘老对杨香谷先生治疗发热疾病的经验铭记在心、时时体悟。杨香谷先生以善治“外感病”而闻名，其对张机、吴有性、叶桂、吴瑭、薛己、王士雄、余师愚等先贤学说无不通晓。治疗之时，杨香谷先生常根据患者病程的长短，将发热疾病分为早中晚三期，病期不同，治法迥异，或升降兼调，或寒温并用，或清通兼施，但总以“急以除秽为第一要义”。遣方多选杨璿所制“升降散”等温病十五方，用药善用石膏、大黄，治疗高热患者，往往三两剂汤药服下，即热退身凉，疗效神奇。杨香谷先生所授经验，对刘老研究治疗发热疾病启迪良多。经过不懈的努力，刘老在充分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学习、实践体会，提出了“热病初期即用表里双解”“热病重症关键在于祛邪”“长期低热不可忽视实证”“长期高热要注意温中”的新观点，指导临床效若桴鼓。刘老秉承先贤学说之神髓、发明古义之精微，“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终为发热疾病的治疗开辟出一条新道路，并使其青年时期就在此领域的临床、研究方面独树一帜。

1944年夏天，日寇侵华战火燃及湘中、湘西一带。由此导致战区瘟疫横行，尤其是发热性疾病，更是疯狂肆虐。染之者憎寒壮热，上吐下泻，遍身斑疹杂出，似丹毒风疮，症状凶险，且发病迅猛，来势汹汹，传染甚快，路人避之犹恐不及。见此情景，刘老看在眼中，急在心头，遂将自身生死置之度外，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疫区，救治百姓。刘老凭借自身精湛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临证经验，察标求本，洞悉症结，运用升降散与达原饮合方施治，方证契合，甚是有效。刘老以此方为基础，机圆法活，知常达变，随证化裁，很快就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使广大病人获得救治。“刘志明善治热病”的声名不胫而走，誉满三湘。自此，刘老虽年方弱冠，其仁心仁术即被广为传颂，闻名遐迩。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中医事业也迎来了新生。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培养出学贯中西、精专博通的高级中医人才，国家开始有计划地分批组织中医进修现代医学知识。1953年，已名著三湘的刘老，欣然参加了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学习。在此期间，刘老不仅系统地学习了解剖、生理、病理、诊断、药理等现代医学基础课和内科临床课程，还进行了规范的临床实习，熟练地掌握了现代医学的诊疗操作技术。此外，刘老更有幸得到清宫御医袁鹤侪老先生的亲授。通过再次深造，刘老的治学视野得到进一步的开拓，学术水平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为其日后学术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954年，卫生部从全国各地抽调数十名在全国有影响的中医名师进京组建国家中医药研究机构——中医研究院。由于医名赫赫，刘老被点将入京。为了自己钟爱的中医事业，刘老毅然离开一家老小和得以成名的三湘之地，只身北上，参加中医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医研究院第一批医疗科研人员，从此定居京城。

刘老应召来京参加中医研究院的组建工作，因其擅长治疗热病，故又被委以负责创建全院八大组之一“传染病组”的重任。“传染病组”成立之初，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又缺乏必备的科研条件，仅有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的一腔热血。全组人员在刘老的带领下，一切从零做起，从健全科研规章制度，到自己动手制作科研设备，全体一心，在实践中求发展，在失败中积经验。刘老作为全组的核心，更是身体力行，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全组同志作出了表率，为“传染病组”的创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仅仅一年的时间，由于刘老卓有成效的工作，全组同志的紧密配合，中医研究院的“传染病组”从无到有，并能初步担负起中医防治传染病的职能。1955年，石家庄、北京地区流行乙型脑炎，患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刘老受命于危难之际，率领全组成员主导全国中医防治乙型脑炎的工作，并在北京、浙江、辽宁建立起传染病医院。治疗中，刘老细致观察患者症状，把握病机关键，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治疗的优势，对证施治。对于壮热不恶寒、一派阳热患者，刘老大胆使用辛凉重剂白虎汤，石膏用量之大，多达每日斤余，患者服药数剂，即热退身凉，转危为安；对于舌苔厚腻者，刘老辨证为“邪热夹湿”之证，因湿热交阻，病情往往缠绵难愈，其治疗则更为棘手，单用白虎汤不易收效。刘老知常达变，主张在白虎汤的基础上增以猪苓、茯苓、泽泻、苍术等利湿、燥湿之品。治疗之时，遵刘老之法投药，往往一击而中，可获彰显之效。自此，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疗效为人称道，在以后数次国内大面积传染病流行中，中医均作为一支重要的防控力量参与其中。如1956年，政府号召“消灭血吸虫病”，刘老组织了全国第一支中医防治血吸虫病工作队，在浙江等地工作一年，口碑甚佳，成绩卓著。1957年，北京地区流行小儿病毒性肺炎，西医治疗效果不明显。刘老受邀和几位西医儿科专家一起开展研究，采取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联合方案，很快就控制了疾病流行。

时至今日，刘老当年运用中医药治疗传染病，力挽狂澜的事迹仍为人所津津乐道、难以忘怀。2006年，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访问学者李致重教授在其著作《中医复兴论》中就曾写道：“20世纪50年代，刘志明领队在北京、沈阳、浙江治疗‘乙脑’、‘病毒性肺炎’时，年仅30出头。在中医大学林立的今天，‘非典’肆虐首都北京，有多少敢于横刀立马的年轻刘志明呢？”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华》一书中曾评价刘老“崇尚仲景，善用经方，且能博采众长，熔古今名方于一炉，灵活变通，师古而不泥古。对外感热病、内伤杂症及老年疾病之疑难大症，必穷源究委，敢于创新，另辟蹊径，每每出奇制胜，疗效显著”。刘老之所以能够登临中医学术高峰，取得卓越成就，和他始终坚持严谨治学是密不可分的。

刘老治学十分注重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认为历代医家无不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才得以充实、升华自己。中医经典当首推《黄帝内经》，它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但《内经》一书，非一时一人所著，而是当时多种学派、学者各抒己见汇总而成。书中各派各家观点、学说并存，甚至出现同一篇章之中出现两种不同观点和截然相反的解释，令人如坠云雾，难寻真谛。刘老为深入领会其中精髓，遂将《内经》全文熟读、背诵，并以王冰的校订注释为主，参以张介宾的《类经》、杨上善的《太素》，旁及吴崑、马莳、张志聪等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时至今日，已过耄耋之年的刘老，对《内经》原文，甚至包括唐代王冰注文，仍能出口成诵，令人不得不佩服刘老在经典学习中所下之苦功。

《内经》之后，在中医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中医学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每个学术流派多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其中著名的有伤寒学派、温病学派等。这些各具特色的理论、经验都是前贤智慧的结晶。对此，刘老治学反对门户之见，主张对不同学派都要深入研究、撷取精华。因历代各家学说内容极为丰富，著作汗牛充栋，一一遍读，实属不易。故刘老选择每个学派的代表性著作重点学习，然后才旁及其他，如此获得事半功倍之效。对于“伤寒学派”，刘老精研“方书之祖”——《伤寒论》。因《伤寒论》成书距今年代久远，“上溯岐黄神农、下迨百世诸家、汇六经辨证于一体、融理法方药为一炉”且“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初学之人甚难得其要领而入其门。刘老研读之时，常常结合《内经》《神农本草经》加以互参，并浏览历代伤寒注解，以得窥伤寒全貌，从而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了六经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对于“温病学派”，刘老则首研刘完素，继读吴有性、戴天章、余霖、杨璿之论瘟疫，叶桂之论卫气营血，吴瑭之论三焦，薛己之论湿热，王士雄之论六气属性及霍乱。

在扎实深厚的理论基础上，刘老还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刘老常言：“治学之要，就是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结合临床进行独立思考，提出独特见解”。刘老自学医以来七十余年，从未离开过临床，其行医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看病，从不懈怠，每日诊务极为繁重。刘老认为：“只有不断实践，方能丰富自己的临床经验，在医术上才能精益求精。作为临床医生，最忌满足于一知半解的空头理论，若仅有理论，而乏于实践，必致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相左，难能奏效。”正是在坚持不懈的临床实践中，使刘老对前人的理论加以验证，去粗存精，融会贯通，提出己见，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学术思想。如刘老曾与儿科研究所协作，对小儿病毒性肺炎进行临床研究，根据临床症状，如发热、咳嗽、气喘、鼻煽等症，医者一般将其归于“风温”范畴，主张遵古人之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但往往难以收效，病死率居高不下。刘老依据临床经验提出，小儿病毒性肺炎是肺实质性病变，来势急、传变快，病之现象往往落后于病的本质，若治疗拘泥于卫气营血的顺序，易致由轻转重、由重转危，故应在发病初期就发汗解表、清营解毒并举，药用麻黄、杏仁、甘草、连翘、金银花、丹皮、生地及局方至宝丹等。数百例患者依刘老之法治疗，确实取效甚捷，避免了出现热极生风或热入心包等危重症状，提高了治愈率。再如冠心病的治疗，活血化瘀法被普遍采用，但刘老并不人云亦云，而是从临床实践出发，提出不同见解。刘老指出，活血化瘀法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也能获得一定疗效，但属于治标之法。但冠心病患者多为年老体虚之人，若不细加辨证而一味攻伐，势必损伤正气，导致虚者更虚。刘老治疗该病，则按标本缓急原则，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或标本兼顾；治本以滋肾为主，治标则重视通阳化浊。刘老所制滋肝肾、通心阳之方，其疗效常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绵长持久。

刘老治学除了精研医典、勤于实践之外，还注重虚心求教、博采众长。“谦受益、满招损”是人人皆知的治学格言。古今中外，凡治学取得成就之人，皆能谨守此道，刘老亦不例外。刘老在湘潭行医之时，就注重搜集各种民间验方，四处寻师访友，以求学到一技之长。1954年，中医研究院筹备成立，彼时各地名医云集京城，刘老并不以一方名医自居，对于不熟悉或有争议的问题，虚心向有关专家请教或听取他人意见，以广开思路，弥补不足，提高自身学术水平。不仅如此，凡有出差机会，刘老必拜访当地名家，如上海程门雪，湖南李聪甫，浙江叶熙春、潘澄濂等老先生，他都曾亲聆教益。即使在学术上已有极深造诣的今天，刘老还时常与同道切磋讨论学术问题，就连弟子门人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见解，刘老也都认真听取，对的给予肯定、采纳，片面或错误的给予补充、纠正。在刘老的影响下，在其周围不论是同事之间、还是师生之间，就学术问题都可以平等讨论，各抒己见，从而形成了以学术为重的良好治学氛围。

由此可见，正是刘老这种精研经典、勤于实践、博采众长、善于辨疑、勇于创新的治学态度和探究精神，方才成就其今日中医学术之辉煌。

刘老不仅重视基础理论学习、临床医疗实践，还十分注重中医科学研究工作。刘老认为，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日益先进的现代科学实验方法、实验设备并非为西医学所专用，也同样适用于中医学研究。通过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可以将前人的宝贵经验充分挖掘，加以验证，掌握其运用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新，这将对攻克目前医学难以解决的疑难病症大有裨益。刘老还指出，开展中医科学研究既要掌握先进的科研技术，还要有正确的科研思路。然而，好的科研思路来源于临床，只有在不断的医疗实践中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总结经验，离开临床的科研将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同样，好的科研思路，又要靠科学研究加以实施、验证、升华，离开科研的临床也将失去发展的动力、腾飞的翅膀。

数十年来，刘老传承、发展中医一直坚持走临床、科研并重的道路。如对冠心病的治疗研究，刘老在临床中发现，冠心病为年老体弱者多见，其发病年龄与中医学肾元始衰的时间相吻合，人体衰老，肾元匮乏，导致心失资助、阴阳俱虚，方才诱发本病。据此，刘老提出，冠心病的发生首当责之于年老正气亏虚，其中尤以肾元匮乏为要，此为本病发生肇始之因。刘老进一步剖析，肾虚日渐，一则肾阳亏虚，阳不胜阴，可致阴寒内盛；二则气化失司，运化失常，可使聚湿成痰；三则肾精虚损，生髓不能，血无所生，必致心血亏虚；四则元气不足，诸气必虚，推动无力，而成血瘀之患。由此可见，冠心病虽以正虚为本、肾虚为根，但肾亏所致虚、寒、痰、瘀诸邪丛生，又可加重病情，最终使其发展成为危重之症。据此刘老提出：年老肾虚不仅为冠心病发生的始动环节，更是其发展、恶化的根源所在。刘老根据临床实践提出，冠心病其本质属虚，因虚致实。故治疗当遵“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之旨，采用“补肾”“通阳”“祛邪”三法结合。刘老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创制出滋肾通阳之方药。其后，刘老指导学术继承人刘如秀主任医师组建科研团队，以通阳滋肾法治疗冠心病为切入点，在国家级及省部局级等各级课题资助下，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揭示通阳滋肾方治疗冠心病的机制，并精研出冠心爽合剂。目前，冠心爽合剂已经申报国家发明专利（申请号：201110268875.6）。

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研究，刘老亦是沿此模式进行。该病常有心悸怔忡、头昏眩晕甚则晕厥、胸痹心痛、气短乏力、四肢逆冷、舌质暗淡、脉迟结代等临床表现。刘老经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发现心肾阳气虚弱为其病机关键。刘老阐释，心阳的主要作用是鼓动心脏搏动、温运血脉循行；肾阳为诸阳之本，对人体各个脏腑的生理活动起着温煦推动的作用。因此，心肾阳气的盛衰直接影响心率的快慢、血脉的盈亏和脉象的虚实。心阳不足，则气血鼓动无力；肾阳亏虚，则脏腑功能低下，心跳缓慢。法随证立，刘老针对其病机特点，拟定“通阳活血”为该病治疗大法，临证运用，疗效显著。于是，刘老要求科研团队循此思路深入探究，在刘老及其弟子刘如秀主任医师的主持下，经过科研团队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终于揭示通阳活血方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机制，并成功研制出有效方药——强心复脉颗粒。该药现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09100792616），并已完成成果转让。

刘老在潜心研究中医学的同时，十分重视中医药人才的教育、培养。自古以来，中医教学一直以个别、分散的师带徒方式为主。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很难培养大量的中医药人才，无法满足中医药发展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中期，创立了高、中级中医院校，从而形成了中医教育新制度，翻开了中医教育历史的新篇章。但是，中医院校建立之初，缺乏成熟的办学经验，更缺乏较为规范的教材。为了我国的中医教育事业，刘老在繁重的临床、科研工作之余，以饱满的热情、忘我的精神、严谨的作风，积极投入到中医教材的编撰工作之中。于1956年编写出《中医内科学简编》一书。该书以契合临床实际为出发点，对中医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辨证特点、治疗方药、护理措施等，均作出了系统、明确的论述。此书一经出版，深受国内同行赞誉，成为全国医药人员学习中医内科的重要参考书，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80年代，刘老又积极支持中医函授教育，参与燕京函授医学院的教育工作，并主编医学专业函授教材《中医学》，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医药专科人才。

此外，刘老对于中医药高级人才的培养工作，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以来，刘老被确定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首批博士后指导老师。对于研究生培养工作，从考试命题、复试录取，到指导研究生选题、开题、培训临床技术，再到论文修改，刘老都是不假他手，亲力亲为。1990年，刘老又承担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劳动人事部确定的第一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师带徒工作。刘老按照二部一局的文件精神，带徒之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学术继承人高标准、严要求，更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的从医经验、研究心得传授给后学青年。在刘老的精心指导下，他的学术继承人刘如秀主任医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顺利出师，出师论文荣获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论文一等奖。

刘老深爱中医教育事业，执教几十年来，为培养中医药后继人才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在他的精心培育下，其弟子门生现已遍布神州大地，很多已成长为业务骨干、专业领导、学术带头人，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医事业的弘扬和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中外交流的大门打开了。由于刘老在中医学术上的成就，使其医名远播海外，世界许多国家邀请他出国访问、交流。他利用每一次出访机会，在国际上积极宣传、弘扬中华医药，并加强与世界各国同行的学术交流，努力将中华民族的医学瑰宝推向世界，为捍卫世界人民生命健康而服务。

1983年5月，刘老应邀首次出访墨西哥进行学术访问。访问期间，刘老凭借自己精湛的医术，为当地政府官员及华侨诊治疾病，疗效显著，深受好评。为此，墨西哥总统亲自接见刘老，并予以表彰。刘老的这次墨西哥之行，为中医药在墨西哥得以发展、传播打开了局面，同时也为国家赢得了荣誉。1987年，刘老奉命前往泰国曼谷主持中国医疗队的工作，他严格管理，提倡业务上精益求精，使得医疗队在当地备受欢迎。1989年，刘老还率团赴日参加中日医药学术交流会议。会议之余，刘老与日本关东、关西、福冈等地的“医师汉方研究会”进行了学术交流。久仰刘老大名的日本汉方医界的权威人士纷纷前来拜会，并盛情邀约刘老作学术报告，刘老欣然应允，作了关于中医药传承、发展的专题演讲，引起了巨大反响。通过此次交流，使日本医学界充分领略了中华医学的博大精深。

刘老凭借自己深厚的中医学识和超群的医术，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医药的开路先锋。经过刘老的不懈努力，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走近中医、了解中医、接受中医。刘老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扩大影响、赢得荣誉，作出了突出贡献。

刘老担任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和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直接参政议政，对国家制定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发展规划献言献策。刘老针对中医药行业的特殊情况，联合中医药行业同道，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多次提案，建议中医中药联合发展、共同促进；并呼吁国家成立了中医药专门管理机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此外，刘老认为传承名老中医经验是当前提高临证水平、提升学术、培养新一代名中医接班人的关键。为了更好地继承、发扬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学术思想，他大力倡导中医药高学历、高水平人才培养，并以身作则培养出硕士、博士研究生数十人。如今，已九十高龄的刘老仍不顾年事已高，坚持参与国家级名老中医工作室建设的具体工作，并亲自指导自己的学术继承人、博士后对其学术思想、临床经验进行总结传承。

刘老献身中医药事业数十年，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的辛勤努力、无私奉献、卓越成就，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称赞，受到了国家的嘉奖。刘老曾先后荣获卫生部“中医药事业突出贡献奖”、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科技进步奖”“中国中医科学院建院特别贡献奖”等。2009年元月，北京市卫生局、市人事局、市中医药管理局为弘扬中医药学术思想，促进首都中医药事业长远发展，褒奖首都中医药精英的突出贡献，联合授予京城12位名老中医“首都国医名师”的称号，刘老名列其中。2014年更被评为第二届“国医大师”。